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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百年《全唐诗》的整理与研究


    一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康熙大帝玄烨第五次巡视江南,命江宁织造曹寅刊刻全唐诗,以翰林彭定求等十人分校。五月,曹寅在扬州天宁寺组建唐诗局,制定全书凡例,开始校刊,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全部刻成,“装潢成帙,进呈圣览”(《全唐诗进书表》)。编成共九百卷,收诗49403首,句1055则,作者2576 人(不计神鬼怪等)。应该说,清编《全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确是一部颇具规模的断代诗歌总集,但在书成之始,已经给当时及后世留下一些遗憾和难解之谜,对它的研究和整理,也是从书成之日起就开始了。当时,著名学者朱彝尊寓居江南,受曹寅邀请至扬州辑《两淮盐志》,到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告成二十卷,在此期间,曹寅曾当面请他补缀《全唐诗》,朱彝尊指出,在第十一函七册无考卷孙元晏以下,43人的官职并非无考,并列出《全唐诗未备书目》达149种,但已经装潢成帙,业经进呈, 故有“成事不说”之叹,见《晨风阁从书》中《潜采堂书目四种·全唐诗未备书目》后冯登甫跋。此书经康熙“御定”,清代二百年中无人敢于批评,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对此称赞不已,推崇备至:“是编秉承圣训,以(胡)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得此一编,而唐诗之源流正变,始末厘然。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但是,就在同时,日本学者根据海外东瀛所存的文献典籍,开始了《全唐诗》的补逸工作,可以说是对此书作整理研究的第一人,这就是日本富山藩教授市河世宁。
    市河世宁(1749—1820),字子静,又字嘉祥,号西野,别号宽斋、半江,称小左卫门,日本《事实文编》卷四九有林衡撰《市河子静墓碣铭》,云其先为甲州武田氏支族,世居上州甘乐郡南牧山中。“子静少志学,不愿终老于畎亩,负笈游学,业成名腾。会昌平学员长缺,正良公(林衡祖父)以子静补之。居五年,以病解去。宽政三年(1791年),富山侯闻其名,征为黌舍教授,在职二十馀年,至文化八年(1811)以老致仕。”市河世宁治学精敏,尤长于诗,著作除《全唐诗逸》三卷外,尚有《日本诗纪》五十卷、《陆诗意注》七卷、《陆诗考实》三卷、《宋百花诗卷》、《金石私志》、《青蚨私志》各六卷,《半江暇笔》五卷、《琼浦梦馀录》一卷、《诗文集》十卷。晚年编《上毛志》未竟而卒,门人私议谥号文安先生,葬于都城北谷中村本行寺中。市河世宁终于文政三年(1820)七月十日,林衡之墓铭撰于该年十月,而《全唐诗逸》早在天明八年(1788)淡海竺常已为之撰序,日本当代学者平冈武夫教授,曾叙述此书传入我国的情况,说:“《全唐诗逸》三卷,市河世宁(1749—1820)编。世宁号宽斋,上州人,是昌平黌的都讲,汇集遣唐使和留学僧带来的唐人诗句,在中国已佚,仅传于我国者,编成《全唐诗逸》,上册45人, 诗22首,句124;中册80人,诗12首,句139; 下册收无名氏的作品和《游仙窟》中的诗和李峤的诗,共有诗38首,句16。各篇记其所出,其用意正确,《全唐诗》中无此,出版也很不容易。其子米庵精心书写了版纸,半叶11行,行21字的版式,也用软字书体,仿《全唐诗》。友人下田衡出资,在文化元年(1804)刊行,我们用的就是此版本,米庵另作副本,给中国人,经鲍氏之手,于道光三年(1823)刊刻,收入《知不足斋丛书》。”此文见平冈武夫主编《唐代的诗人》序说中。《知不足斋丛书》为乾隆年间鲍廷博辑,其后人鲍志祖续辑,将诗逸三卷刊入丛书第三十集中,署名为“日本上毛河世宁”,显脱“市”字,此误一直沿袭到中华书局排印本至今。《全唐诗逸》共收诗人128人, 其中82人为《全唐诗》所无,收诗72首,句279则。《全唐诗》成书后,补辑唐诗之举, 首功应推日本学者,时当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三年之间。
    从今天唐诗辑佚已经取得的成就看,市河世宁所补之数量并不多,但它在学术上的意义却是发人深思。唐时,日本不断派遣唐使及留学僧,返回时带走大量的诗卷、佛经及字画,故唐代诗人的作品,有些已亡佚于中国而存于彼。《全唐诗逸》的辑成,使后人将研究的目光,不再局限于海内,更要关注海外的汉籍及学术动向,而且不只对唐代文学典籍的流失有辑补之意义,对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总集的整理,也有着普遍的广博的意义。
    二
    乾隆四库馆臣叙及《全唐诗》时,曾说“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那么,在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时,是用了内府所藏的一部唐诗总集呢,还是用了内府所藏的各种唐诗别集?终清之世,此谜未曾解开。辛亥革命,清廷逊位,武进陶湘受命整理故宫图书,在殿本书库发现了一部《全唐诗》,他著录说:“全唐诗七百十七卷,康熙年季振宜据钱谦益稿本重编,墨格写本,季振宜有序,一百二十册,原藏太极殿。”(载《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至此,这部内府所藏的《全唐诗》才渐露面目。1937年俞大纲到故宫图书馆,阅读胡震亨《唐音统签》时,也看了季振宜这部书,他写下了《记唐音统签》一文,刊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三分卷上,但是,真正对《全唐诗》底本的研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我将在本文第四节再谈。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对《全唐诗》的补遗又有所进展,青年学者王重民远涉重洋,在伦敦、巴黎查阅了收藏在欧洲的大量敦煌残卷遗书,同时从中辑录唐人佚诗。而国内学者孙望先生也着手从《永乐大典》及野史、笔记、小说、诗话中搜求,并得到一些清中叶以后发现的唐集,如吕从庆的《丰溪类稿》45首,有些是域外汉籍,如高丽活字校印本之《桂苑笔耕录》二十卷。王重民是从1934年开始这项工作,孙望是在芦沟桥事变时,举家流徙、奔走西南途中,而从事辑补的。1982年在西安成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时,在杨虎成将军公馆旧址“止园”,孙望先生曾漫话唐诗,追忆当年工作的艰难。王重民、孙望的辑补直至八十年代初,将近半个世纪。而当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间,国内对《全唐诗》研究质疑,出现了一个小高潮。闻一多发表《全唐诗校读法举例》,载北京《文哲月刊》一卷五期,刘师培有《读全唐诗书后》,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四十《左庵集》卷八。1939年2月,岑仲勉写成《读全唐诗札记》,说:“开卷之际, 觉篇章复累,小传疏舛。”1941年李嘉言发表《全唐诗校读法》,载当年《国文月刊》。这批文章主要指出《全唐诗》编得草率,考订未精,误收甚众,作者小传生平失实,校勘误字,作品张冠李戴等。在此议论的基础上,1945年李嘉言草拟了《改编全唐诗草案》,从校订、整理、删汰、补正四个方面,提出对《全唐诗》的改编计划,后于1956年发表在12月9日《光明日报》上,并说改编之计划, “决非一人之精力所能为,宜由专门学术机关,聘请专家多人,共同研究之”。此文发表后,立即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支持,王仲闻、丁力接连撰文,见1957年1月6日、4月7日《光明日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平冈武夫教授亦从海外来信,赞注此举,并先后寄来所编《唐代的诗篇》、《唐代的散文作品》等。1959年,中华书局点校出版《全唐诗》,以“王全”笔名写了点校说明,王是王国维的长子王仲闻先生,全是当时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的傅璇琮,璇谐音全。在点校说明中,将《全唐诗》的缺点归纳为五类,一、误收、漏收。二、作品作家重出。三、小传小注舛误。四、编次不当。五、其他,注出处之误,讹字夺字等。最后指出,“这部《全唐诗》实有重新加以彻底整理的必要”。这时,原文化部齐燕铭部长,责成中华书局负责整理出版三部总集,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词》及重编之《全唐诗》。中华书局即与开封师范学院(即今河南大学)联系,由李嘉言、高文教授组成唐诗研究室,于六十年代初开始了基础资料的准备工作,完成《全唐诗首句索引》,但不久,此项工作就被迫全面停止。
    然而,当时日本学者在战后经济恢复的艰难时期,却进行着《唐代研究指南》等十几部索引的编制,其中《唐代的诗篇》就是在扬州诗局《全唐诗》的基础上,又参阅了相当数量的唐诗总集与别集,而编成的唐诗大型研究资料索引。涉及唐代诗歌总集、选集、合集有《文苑英华》、《唐文粹》等17部,史籍《旧唐书》1部,唐代诗人别集约有151部,且多为善本珍本,另外尚有唐宋人的笔记小说、诗话野史、地志、僧传以及金石碑帖书画艺术类图书38种。关于编集这部索引的目的,平冈武夫在序中说:“唐代是中国人文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唐代文化最大的成就就是唐诗。……可是,在此以前,作为研究资料,综合性有见地的整理唐诗,还不充分,所以研究有很大的不便。因为在未整理的情况下,工作是不容易做的,除数量过多之外,各个作者、篇目、内容等等方面,还有版本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的问题,相当难以开展工作。而我们想在被充分整理过的基础资料上,来开展自己的研究,不管有怎样的困难,都不能回避,立志编集此书的原因就在于此。”在同时编成的《唐代的诗人》序中,又谈到《全唐诗》的整理问题,说:“以《全唐诗》编成之时起,已经过了两个半世纪,其间,也向学术界提供了更完全的版本,敦煌的调查业已进行,无论对作者还是作品,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出色研究。无论在未收诗篇的增补上,还是在版本的校订上,即无论是在量的方面还是在质的方面,都有待定本的再编集。”可以说,日本学者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已经预见到唐诗的新编,而且为此做了大量细致的学术准备工作。
    三
    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和科学技术一样,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唐诗的研究,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进展尤为突出。这期间,唐代文学的工作者,已进入对历史文献系统全面的挖掘整理阶段,贯穿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趋向于综合精深的探索。在学风和研究方法上,极其重视史料的占有和分析,力避空谈,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更讲求典籍文献的综合及准确详实,追寻着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同时并不只停留在烦琐的资料考证上,而是明确地朝着综合研究、总体突破的方向踏踏实实地前进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国内唐诗学的繁荣时期,首先表现在对唐代诗人的生平研究上。《全唐诗》中的作者,有很多不能确知其年代生平,即使是一些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如李颀、王昌龄、刘长卿、钱起等,其生平事历依然存在许多待解之谜。因此,对唐代诗人生平的研究,始终是唐诗学中最重要的课题。这方面的工作,以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为代表而形成一代潮流,这部专著虽然只收27篇论文,考证了唐代32位诗人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其研究视野却远比前代宏大宽博。这部著作完全立足在古代文献坚实的基础上,对于唐代作家作品和文学风格流派的形成原因,及其创作活动中涉及的政治、历史、经济、科举制度、地理、宗教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分析,正如周勋初先生所说:“傅璇琮以为研究唐诗必须考查清楚每一位诗人的生平,还应注意群体的活动,因此对于揭示唐诗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文学集团和风格流派尤为致意。每立一论,必辑集丰富的资料,驳正旧说的迷误。这在当时来说,确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又说:“对于转变学术风气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见周勋初著《当代学术研究思辩》)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亦说:“他越出了个案考辨的范围,从个案考辨通向了整体研究。”(见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唐诗论学丛稿》罗宗强序)。傅璇琮着眼对旧说进行辩证,广徵博引史料,考订诗人生卒、仕履、交游、著作,揭示当时诗坛的文学流派,订正作品写作年代。如对刘长卿两遭贬谪的时间、原因、事件、人物及影响,不只驳正了姚合《极玄集》及《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的疏漏,且大量补充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之不足。同时,傅璇琮组织国内唐诗学界的力量,对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做全面校正笺注,探索材料来源出处,纠正史实错误,补考原来未备的事迹及其诗集的著录存佚。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唐才子传校笺》四册。这部书无疑是国内一批学者,对唐代诗人生平所做的高层次整体水平的考证,是有组织有明确目的的一项学术研究活动。后来,陈尚君、陶敏又对前四册中不足之处进行补正,出版了第五册。同时,为推动唐代诗人生平研究,充分掌握第一手史料,编集有关的文献资料索引亦是势在必行。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就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之一,本索引涉及83种古籍,收录唐五代人物近3万人, 是唐代文学工作者案头必备之工具书。以后出版的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更拓展了文献材料库。而周勋初主编之《唐人轶事汇编》,以唐宋人撰写的杂史、传记、故事、小说为主, 涉及263部,是研究考证唐代诗人必读之书。这期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大辞典》(周勋初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周祖撰主编),是对整个唐代诗人研究学术成果的一大总结,这两部大辞典分别收录唐代诗人近四千人,每人以《辞海》式列出条目,叙述其生卒年、字号、排行、籍贯、郡望、科第、仕历、交游、著作等情况,言必有据,并注明文献资料出处,对《全唐诗》及《全唐文》的作者生平小传,从整体上有重要的突破,是体现当代研究水平的学术成果。同时,在唐代人物考证方面,先后尚有两部专著,一是吴汝煜、胡可先著《全唐诗人名考》,一是陶敏著《全唐诗人名考证》。唐诗诗题中的人名,不仅涉及到唐人的字号、别称、行第、官职、籍贯、郡望、谥号等,而且大多数还涉及到家世、氏族以及唐代的典章制度、地理方志、金石碑刻、佛经僧传等,工作量大且难度很深。这两部人名考,大量汇集了历代和当代唐诗、唐史的研究成果,在考订辨伪上,陶敏考尤其出色。
    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较突出的表现在对唐代史料的系统掌握和深入整理研究上,同时,唐代文学领域尚有一些力作,如郁贤皓著《唐刺史考》,是继前人《登科记考》、《郎官石柱题名考》、《唐两京城坊考》、《唐方镇年表》、《唐仆尚丞郎表》后的又一部史学著作,却完成于唐代文学研究者手中。尊重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进行缜密细致的考证,是这一时期共同的特点。出版界亦紧跟研究形势,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代墓志汇编》等,对考辩唐代诗人的生平则更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对《全唐诗》的补佚,是八十年代唐诗整理研究中更为突出的又一个方面。王重民从敦煌残卷中辑录佚诗,陆续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文物资料丛刊》一辑和《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四辑上,其中最著称的是辑出晚唐韦庄的《秦妇吟》,并据九种敦煌写本校勘。这时孙望的《全唐诗补逸》及安徽大学童养年的《全唐诗续补遗》完成,以上三种由中华书局于1982年刊出《全唐诗外编》,合计935人, 其中395人《全唐诗》无,诗2170首,句600则,是继日本市河世宁之后,至八十年代在唐诗辑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这时,上海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已经着眼于唐宋文献及域外汉籍的搜集披览,在《会稽掇英总集》、《天台诗集》、《翰林学士集》中,发现有成批逸诗。当时孙望先生对此发现亦十分重视。以后,中华书局约请陈尚君对《全唐诗外编》进行修订,同时,更广泛搜罗群书,在两年多时间,又新增逸诗4663首、1199句,诗人1191人,并删去外编中的误收重出之作,增写了十馀万字的修订说明和校记,合称为《全唐诗补编》,共收诗6327首、句1505则,约相当于《全唐诗》作品的七分之一,诗人1600多人,其中新见者900馀人,约相当于《全唐诗》诗人的三分之一,可谓洋洋大观。 1992年11月在厦门国际唐代文学会议上,样书刚一露面,立即受到海内外唐诗学者的称赞,至此,《全唐诗》的辑佚历经了二百八十馀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补编之博已远远超出前人,在工作过程中,陈尚君涉猎群书约五千余种,其中仅地志即翻过二千几百部,而日本、韩国等所藏之汉籍,多是前人所未曾披捡,如日本尾张国真福寺原藏唐写本《翰林学士集》、唐写本空海《性灵集》、《新撰类林抄》残简、日本藤原公任(966—1041)撰《和汉朗咏集》,高丽李仁老《破闲集》等。 补编所收诗必注典籍出处,书中对诗人生平之考订、诗作互见之鉴辨、诗题诗句之校勘皆十分精审,一批罕见书所载之轶事亦适当录取,日本学术界对此书评价很高。
    四
    辛亥革命以后,武进陶湘以及俞大纲,都在故宫发现了季振宜的唐诗写本以及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但是这两部书的面目如何?在《全唐诗》刊刻中起过什么作用?并无人认真研究过。1979年《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2期,刊登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员朱家溍(字季潢)的两篇文章,介绍了故宫藏足本《唐音统签》全帙与季振宜写本《全唐诗》。1980年,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在《文史》第八辑上,发表了《叙全唐诗成书经过》,详细论述了季振宜《全唐诗》的出现与汩没,揭开了扬州诗局迅速刻成《全唐诗》的秘密。在此期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影印出版了季振宜《全唐诗稿本》七十一册,对于研究季氏纂辑唐诗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以后周勋初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了《季振宜唐诗的编纂与流传》,河南大学佟培基在1983年2 期《中州学刊》上发表《季振宜与全唐诗》,以后又写成《全唐诗工作底本探秘》,刊登在《文史》第43辑,对扬州诗局用作工作底本的季氏唐诗抄本,进行分析研究。季氏唐诗在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在上海发现,购藏中央图书馆,后留藏北京,书面扬州诗局编臣朱笔题批很多,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季稿基础上,改写诗人小传,校勘诗集,辨别重出误收诗,增补集外佚诗残句,厘定全书编次,发写发刻,其编纂工作进程各个环节大略可见。总结其中的功过得失,对今天新编唐诗总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南京大学严杰博士,在季振宜稿本的基础上,探讨了其中一些诗集的底本情况。苏州大学罗时进博士,对康熙扬州诗局十位编臣的情况略作叙述,发表了《全唐诗十编校叙录》一文,揭示出他们的家世、生平、科第、仕宦、著作等情况,尤其对他们在扬州参编《全唐诗》的活动及康熙命曹寅所组成的工作班子,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使我们能更全面的认识扬州诗局的人员组成素质及其工作状况,这些都代表着九十年代初期的研究成果。
    对《全唐诗》中重出误收作品的甄辨,是与诗人生平考订、诗篇辑佚鼎足而立的三个重要问题之一,现代学者如闻一多、岑仲勉、李嘉言等,或多或少论及此题。六十年代初期,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即着手普查《全唐诗》中的重出诗篇,编成《全唐诗重篇索引》,1964年交中华书局,后未能出版,1985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刊印。此书列出重出作品六千馀首,有关作家七百馀人。1984年,复旦大学陈尚君完成《全唐诗误收诗考》,列出非唐五代诗626篇,作家99人, 其中对《全唐诗》无考作家李谨言、王揆、赵湘、令狐挺等一批宋人的诗考订,尤见学术功力,而对中唐周渭诗,混入北宋时周渭诗,更具灼见,全文刊《文史》24辑。这期间,唐诗学界对唐代诗人别集中之重出作品,甄辨论文甚多,如吴企明先生《钱起钱珝诗考辨》、《樊川诗甄辨柿札》等,对整理《全唐诗》中的重出,卓有建树。以后,河南大学佟培基完成了《全唐诗重出误收考》,1996年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唐诗》中重出误收总计达6859首,句178则,涉及唐代906家,而误收尚有北周弘执恭,隋薛道衡,宋何蒙、王禹偁、刘宾、程俱、王安石、朱熹、姜夔、罗大经、周端臣,元萨都刺、虞集、丁鹤年,明戴表元、史瑾、刘崧、张以宁、汪广洋等作家。
    八十年代末,国内新编唐诗之议起,1989年4月, 在河南大学召开了新编的学术工作会议,国内部分唐诗研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学者一致认为,修订改编《全唐诗》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学术总集的要求,在近三百年来唐诗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新编一部唐诗总集,书名叫《全唐五代诗》为宜。提出应充分发挥国内唐诗学界的整体实力,形成有效的组织形式,立即开始新编的准备工作。1989年傅璇琮在《文学遗产》第四期上发表了《关于全唐诗的改编》,认为新编全唐诗的时机已经成熟,并详细论述了新编的学术质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这篇文章基本上概括了这次会议的共识。1992年3 月,陈尚君、罗时进发表了《全唐诗的缺憾和全唐五代诗的编纂》,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56期。《全唐诗》编成至此已285年,在这期间,新出现的古籍为数甚巨,很多是扬州诗局编臣所未曾见,十位编修官虽皆有才学,但多数人皆不以校勘考订见长,所以《全唐诗》缺收、误收、互见迭出,校勘粗疏,不注出处,小传简陋,又编次不当,故严重影响唐代诗歌总集的学术质量。文中说,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全唐诗》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重新编一部能反映当代学术水平的唐诗总集,与目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诗》、《金元诗》、《全明诗》等古代诗歌总集成系列,已是唐诗研究工作者的共识。并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存世文献,重新编《全唐五代诗》,在辑佚、校勘、辨伪、小传、编次等方面超越前人。1993年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将《全唐五代诗》列入重点规划项目,以苏州大学、河南大学为基地,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陈尚君任主编承担此项目。主编委员会讨论制定了详细的编纂凡例和工作细则,并邀请国内40馀名唐诗专家学者,分工点校各集。现已完成四部群书、佛道两藏、金石方志、敦煌遗书及部分域外汉籍的资料普查,约八千种文献图书,录出资料卡片6万馀张。至1996年底,已编成初、盛唐700馀家二百三十卷诗稿,即将付梓。本世纪末,《全唐五代诗》将在全国唐诗学者集体努力下,以全新的面貌取代清编《全唐诗》。而《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明诗》、《全清词》、《清文海》等诗文总集,亦将大部分问世,届时,全世界将以新的目光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会自豪地大步跨入二十一世纪,开创新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