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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的时代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分崩离析的战乱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的八王之乱、南北朝各短暂王朝的频繁更迭,这动荡不已的局势使国家藏书遭到严重损失,学术消沉达于极点。然而对思想而言,由于政治干预的弱化,人们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形成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又一次思想活跃时期。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传统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开拓与创新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揭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典籍情况的官修书目,不但敏感地反映出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更借时代之风,完成了自身在书目史上最具意义的创新与转变,揭开了书目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这一时期的官修书目,见于记载的有17种(注:参见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官修书目表》,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73-74页。)。这17部官修书目现在已无一幸存。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的官修书目,主要是通过旁证资料:梁代阮孝绪的综合性私撰书目《七录》序及分类表;史书及零星的宗教经书目录中的记载;唐初官修史志书目《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这些旁证资料价值最大的首推《隋志》。《隋志》所著录的隋代政府藏书,基本真实地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政府藏书的主要特色。而且,《隋志》编目者特意运用附注法,揭示梁代以前的图书流通情况,这更增加了《隋志》的参考价值。综观这些书目的内容与形式,无一不体现着特定的时代精神。
    一、多元文化的凝聚与开放
    较之汉代官修书目对汉民族文化成果的整饬,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显示出一种多民族文化成果大融合的新特色。在这一融合中,一方面,代表传统文化的典籍图书,以其旋聚旋散的坎坷命运显示出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这股内在的力量,使少数民族征服者在文化上始终处于被征服的地位。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以一种积极开放的姿态去吸纳其他异域文化的精华,从而更增强了传统文化自身的活力。反映时代文化成果的官修书目,正是这一时代多元文化凝聚与开放的结晶。
    从当时官修书目编制的过程来看,虽说战乱连年,但各短暂王朝的统治者只要稍有宁日,便立刻对经籍图书进行搜集整理,把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养分,看作他们共同的财富,作为自己建邦立国的支柱与指南。在这一时期,整理图书、编制书目的工作,虽不免草率,却从未因战乱而长期停止过。不仅汉族统治者如此,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不例外。天下三分的魏、蜀、吴时期,“魏氏代汉,采掇遗文,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注:参见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官修书目表》,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73-74页。)。与曹魏鼎足而立的蜀、吴政权,同样不遗余力,争相设立东观以为国家图书馆,蜀以“博览群书”的谷阝正为秘书郎,掌管东观藏书;吴任韦曜为中书郎和博士祭酒,“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注:《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皆力所能及地对经籍图书进行搜集整理。西晋短暂统一,内部王位之争不息,外部各族反晋斗争不止,西晋政府仍是一方面集中前朝遗书,一方面又令各地献书,使“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整理著录国家藏书达29945卷。到东晋,历经“惠、怀之乱”,经籍图书散失惨重,政府藏书寥寥无几,而东晋王朝仍不放弃努力,以李充为著作郎,整理著录出仅有图书3014卷,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并且继续不断地搜求整理。
    南北朝时期,相对稳定的南朝,书目编制更为频繁。刘宋王朝,先有殷淳的《四部书目》,整理著录图书14000余卷。 稍后又有阮孝绪的《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著录图书14580卷。 随着图书数量的不断增长,又令秘书郎王俭编制《元徽元年四部书目》,著录图书15074 卷。享国仅23年的南齐政府,也令王亮、谢朏编制出《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著录图书18010卷。萧梁时期,是南朝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的顶峰时期。“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在此基础上,编制出《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数术书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发展到梁元帝,萧梁藏书多达十几万卷。然而江陵失陷,元帝将所藏图书全部付之一炬。陈朝虽也屡编书目,可考者有四部,但终因国力日衰,在藏书规模上再也没有赶上前朝。
    令人瞩目的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北部地区,“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战乱更甚于南方,然而无论哪个少数民族的首领短暂登基,其上层人物都纷纷仿效南朝秘书监制度,置官定员对经籍图书进行搜求整理。如后赵首领羯人石虎,派国子博士到洛阳抄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注:《晋书·石季龙载记》,中华书局1965年版。)。前秦首领氐族人苻坚不仅在宫中置博士传授儒家经典,还派人编抄书籍,以充书库。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氏,更是积极推行汉化,先后三次进行图书搜集,并编制出《魏阙书目录》,以此为依据到南朝借书,卢昶的《甲乙新簿》就是当时图书整理的成果。北魏分裂以后,后齐统治者“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后周时期,其初仅有图书八千余卷,后不断搜寻,最终达到一万五千余卷。
    在这样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编目之频繁,仅见于记载的官修书目就有17种。其数量之多,不亚于任何一个太平盛世。从这些书目所著录的图书数量来看,可说是参差起伏。西晋的《晋中经簿》著录图书29945卷,是这一时期官府藏书的最高峰, 比班固所记的西汉藏书之盛的《汉志》多出一倍多。但这一高峰在不到半个世纪后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中猛然跌落到3014卷,十不存一。又历经一百多年的聚散辗转,到梁代《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术数书目录》中,藏书数量又迅速回升到23106卷,接近于《晋中经簿》高峰时的藏书水平, 在《晋元帝四部书目》的3014卷基础上增长了七倍多。如此猛跌猛增,其速度之快,在我国书目史上实属罕见。这些书目,不仅在著录图书数量上起伏较大,在编目质量上也差参不一。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区,他们对汉文化典籍的整理毫无根基,因而编目工作远逊于南方各朝,今可考见的书目仅两部:一部是为搜寻图书而编制的《魏阙书目录》,另一部是类目不全的《甲乙新簿》。南方各朝则以西晋及梁朝成绩最为显著,他们分别编纂的《晋中经簿》及《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术数书目录》,是这一时期书目编纂水平与特色的代表,前者开书目四分法之先,又首附佛经于四部之后。后者将数术书单独立类,创书目五部分类法。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中图书数量与编目质量的起落悬殊,不仅体现出这一战乱时期图书整理的艰难与执著,更体现出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
    从这一时期官修书目著录的图书对象而言,较之于汉代官修书目,政府收藏图书的范围明显扩大。在传统图书的基础上,更将注意力投注到外域文化成果的吸收与介绍,并将它们容纳到传统图书类目之中。以《隋志》为据,经部小学类,著录有鲜卑语五卷、鲜卑语十卷、鲜卑号令一卷(周武帝撰)、婆罗门书一卷(附注梁有扶南胡书一卷)、国语十五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国语御歌十一卷、外国书四卷。编目者在小序中对它们进行解释道:“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经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这些图书的内容都是对外域语言文字的介绍。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最大的障碍当然是语言,因此对不同语言的沟通,是开放的时代最迫切的要求。又史部地理类,著录有佛国记一卷、游行外国传一卷、张骞出关志一卷、外国传五卷、北荒风俗记二卷、诸番风俗记二卷、突厥所出风俗事一卷。其足迹远涉中国西北部陆路所及之地。这些西行见闻,记载了那一时代人们对西方的了解与社会的开放。子部则著录了许多外域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如子部医方类,著录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等等医书。热爱生命的中国古人,很早便累积了丰富的中医经验,然而他们并不囿于传统经验,而是积极地吸取外域医学的精华,以此来完善传统中医科学。又子部天文类,著录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天文一卷、婆罗门羯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摩登伽经论星图一卷;子部历数类,著录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子部兵书类,著录有杂匈奴占一卷,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有关外域科技文化成果的介绍,皆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与完善了传统书目的内容。特别是对西域佛教经典的著录与介绍,更将外域的宗教思想推向中国内地,并使它很快在这片宽松开放的沃土之中扎下根来。《隋志》统计的佛经总数多达1950部、6198卷,大有喧宾夺主、欲与传统儒家经书争一高低的架势。《隋志》中所反映的这些外域文化成果,正是民族融合时期文化开放的必然结果。
    二、儒学独尊的因袭与偏离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人们思想产生极大的变化,传统儒学遭到全面的挑战与冲击。官修书目,则由于官方意识的渗透,极力维护儒学独尊的统治地位,而儒学失落的事实又不可避免地在官修书目中同时反映出来,传统儒学独尊的因袭与偏离,构成了这一时期官修书目的又一时代特色。
    就儒学自身的发展而言,频繁的战争,带来了人口数量的锐减,这促发了人们对人生问题的重新思考。据公元263年与280年的两次人口统计, 曹魏人口数为4432881 , 蜀汉人口数为940000 , 孙吴人口数为2300000,三国人口总数只有7672881。晋武帝统一全国后,人口总数也只有16163863(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小的一个统计数。人生短促,朝不保夕,传统儒学无法回答许多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而各朝统治者又好恶不同,如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等,儒学获取名利的致用功能完全丧失。儒学自身的发展,更走进了层层相因、步步抄袭的死胡同,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言:“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7页。)。《汉志》斥之为“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记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儒学自内而外已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活力与吸引力,文人学士们纷纷抛弃儒学,转而玄谈。而佛、道二教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正好迎合了世人的心理,并得到统治者上层的支持,很快兴盛起来。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佛、道经书的数量很快赶上并超过传统儒家经书,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又使史书迅速发达起来,而原有的儒家经书却在这失宠与战乱中不断散失。“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孟、京、费《易》亦无传人,《公》、《谷》虽在若亡。”(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0页。)儒家经书在各类图书中的领先地位已不复存在。
    面对现实图书的变化,揭示时代文化主流现象的官修书目,在客观记载时代文化成果的同时,不顾学术重心的转移,极力挽回日渐失落的儒学的统治地位,一如既往地将儒家经典首列在各类图书之先,并且这一影响波及到私撰书目的编制,使当时所有的书目无一例外地成为传统儒学的捍卫者。创始于汉代官修书目的尊儒模式,已不再包含图书本身的主次,而纯粹成为一种观念的宣扬。当时现实图书各类数量的对比,我们可以从仅存的《七录》分类表与《隋志》中的统计数看出。《七录》虽为私撰书目,但广采博收,力求全备,其著录的图书,可作为当时现实图书情况的重要参考。
    《七录》著录图书的顺序及总数分别是:
    经典录591种710帙4716卷
    纪传录 1020种 2248帙 14888卷
    子兵录290种553帙3849卷
    文集录 1042种 1375帙 10755卷
    术技录505种606帙3746卷
    佛法录 2410种 2595帙5400卷
    仙道录425种459帙1138卷
    《隋志》著录图书的顺序与总数分别为:
    经部627部5371卷 集部554部6622卷
    史部817部 13264卷 道经377部1216卷
    子部853部6437卷 佛经 1950部6198卷
    这一对比清楚地表明,虽然儒家经典首列书目第一,但儒家经典数目仅为佛教经书的四分之一,并大大落后于史部、子部图书,与集部图书不相上下。这无疑反映了儒家学说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落,而官修书目对儒家经书的极力抬举,只能证明,对历代统治者而言,儒家思想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其政治功能始终无以取代。以梁武帝为例,梁武帝佞佛到屡次舍身佛寺,有菩萨皇帝之称,但谈到治国经天下,他则另有所见,他曾下诏:“建国君民,立教(儒教)为首。……宜大启痒敩,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又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选次以之。”(注:《梁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
    魏晋南北朝统治阶层在书目编制上极力树立儒学的权威形象,并且不辞辛劳,以帝王之威,亲自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与宣扬。仅考于《隋志》,这样的著述就多达十多种。易类:周易大义二十一卷,梁武帝撰;周易义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群臣讲;周易讲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周易系辞义疏一卷,梁武帝撰;书类:尚书大义二十八卷,梁武帝撰;诗类: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梁武帝撰;毛诗大义十一卷,梁武帝撰;礼类:礼记大义十卷,梁武帝撰;中庸讲疏一卷,梁武帝撰;制旨革牲大义三卷,梁武帝撰;乐类:乐社大义十卷,梁武帝撰;乐论三卷,梁武帝撰;春秋类:春秋序义疏卷,梁简文帝撰;孝经类:孝经义疏十八卷,梁武帝撰;孝经义疏五卷,梁简文帝撰;论语类: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长春义记一百卷,梁简文帝撰。帝王的表率行为,对社会上层文人产生广泛的影响。皮锡瑞《经学历史》记载:“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歧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谷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163页。)与经学大盛的汉代相比,魏晋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在数量及质量上皆不亚于前朝,《隋志》所著录的经部书籍六百多部,五千多卷,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当时文人所作,可见其用力之勤。
    然而,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就图书总体而言,儒家经学的失落已是难以挽回的事实。西汉时期,儒家经典是文人学士们研究阐发的唯一对象,东汉虽稍有改变,但范围极小,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局面便完全打破,对各家学说的研究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仅见于《隋志》所载,对儒家以外文献的阐发就有一百三十余种。史部不仅有正史,也注及杂史、专史,如郭璞的《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挚虞的《三辅决录注》;子部的注释涉及了儒家、道家、纵横家、兵家、医学、小说家、天文家、历算家等,如王肃《太玄经注》、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向秀《庄子注》、乐一《鬼谷子注》、曹操《孙子兵法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史崇《天文注》、郦道元《水经注》、徐岳《九章算经注》、全元起《皇帝素问注》;集部则涉及了楚辞类、别集类、单篇作品的注释,如释道骞《楚辞音》、刘杳《离骚草木疏》、裴津《山涛集注》、郭璞《子虚、上林赋注》、薛综《二京赋注》(注:参见董洪利《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此外,还涌现了大量佛经注释。历来被儒家等级观念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作品,《隋志》也进行了著录与揭示,仅集部所载,便有汉武帝班婕妤集一卷、梁班昭集三卷、妇人集二十卷、妇人集钞二卷、杂文十六卷(为妇人作)、晋江洲刺史王凝之妻谢道韫集二卷等等,较之《汉志》,其数量大有扩展。
    各学科的兴盛,又产生出各专门学科的专科书目,以数量而论,佛经专科书目最多,今可考见的就有四十多种(注:参见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文学专科书目其次,仅《隋志》所载就有五部,还有道经书目与书画书目。然而却没有一部专门的儒家经书书目。
    纵观魏晋南北朝现实图书情况,儒家经典的主导地位已极大动摇,但在统治者主持的官修书目中,其独尊地位却摇而不倒,并自始至终处于书目编制的首位。
    三、官修书目的开新与主导地位的失落
    官修书目以“官修”的优越性,在各种类型的书目中理应处于主导开新的领导地位,然而在这一秩序紊乱的特定历史时期,官修书目虽然照例开创书目编制潮流,却失却了原有的主导地位,影响力反在私撰书目之下,形成了书目史上官修书目发展的第一次低谷。
    就文化环境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由紊乱走向秩序、由探索走向成熟的建设性时期。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传统思想与学术都有了新的发展,现实图书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西汉开创的书目编纂方法,不但六类的划分与现实图书难以吻合,其序、提要的纂写,在这一特定的动荡时期,既无物力的保障,更无时间的许可。面对这些具体的现实情况,官修书目率先摆脱传统,尝试新的书目编制方法。考虑到史部图书的激剧增长、诸子之书的逐渐散亡、佛道经书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对图书的分类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现实图书情况的四分法加附录的形式代替原有的图书六分法,一方面又对图书的评介进行简化,突出其工具性、账簿性功能。这一尝试始于魏《中经》,因其顺应潮流,为各朝官修书目相沿不改。这一时期可考的17部官修书目,除专科书目外,全部都是四部分类书目。《隋志》记载当时改革的情形:“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记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佛、道经书则以附录形式收录于四部图书之后。《晋中经簿》首附佛经,梁阮孝绪《七录叙》后《古今书最》记载:“《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到《隋志》,这一著录方法完全定型。先列经史子集四部,后附道佛经书,成为这一时期书目编制的主要方法。魏晋官修书目开创的仅记书名卷数,“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的简明四部分类法,不再以探本求源、考辨学术为目的,而致力于对图书本身的登记与著录,以揭示与检索图书为首要任务,虽然学术品味有所降低,但书目的基本职能,工具作用却大大加强,这无疑是对传统书目功能的一次冲击,并开创了书目史上与学术性书目并行发展的账簿性书目编制的潮流。
    官修书目对书目编制从分类到著录形式的开新,虽然“秘阁以为永制”,但私撰书目却并不响应。一方面传统《七略》的分类方法影响犹在,另一方面“官修”的影响力在这一特定时期不免力所难及。成书于刘宋年间的私撰书目王俭的《七志》和梁代私撰书目阮孝绪的《七录》,从内容到形式都紧步西汉《七略》,掀起一股与官修四部书目相抗衡的复古高潮。分类上,他们将《七略》之“七”模式化、神圣化,有意忽略《七略》实乃六分图书的事实,极力宣扬“七”的形式。《七录序》谈《七志》分类:“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从而构成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艺术、图谱七大类别。阮孝绪的《七录》,实际上也只是五大类,即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术技,为了达到“七”的目标,强将当时作为附录的佛经与道经图书算作二类,从而凑成七大类别。在图书著录上,他们一反官修书目简单账薄性著录方法,对与图书相关的内容进行适当阐发。《七志》评述各类图书的内容及分类意义,“作九篇(外加附录佛、道经书)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又受当时品评人物之风的影响,“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七录》同样“总括群书四万余卷,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注:阮孝绪:《七录叙》。),对记录图书形式和内容的重要情况进行揭示,并且成就更在《七志》之上。
    在中国古代,“官方”总是代表着权威,其行为当然就是人们遵循的准则。王俭、阮孝绪的私撰书目,却置官修书目的编制方法于不顾,一味追求复古,以个人之力,在收书数量、著录方式、分类组合上别具一格,取得了完全压倒官修书目的学术成就,成为当时读书人参考使用的重要工具,影响远在官修书目之上。

 
    【参考文献】
    [1]汪辟疆著:《目录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
    [2]乔好勤著:《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
     
    【作者简介】钟瑛,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