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坤 刘铮：平庸与精致之间 ——关于格雷厄姆·格林的对谈
http://www.newdu.com 2024/07/01 04:07:49 “ 青年文学杂志社”微信 卢德坤 刘铮 参加讨论
关键词：格雷厄姆·格林 《文静的美国人》  卢德坤：作家，曾在《收获》《花城》《上海文学》《大家》《西湖》《山花》等发表小说，出版有小说集《逛超市学》。  刘 铮：评论家，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居广州，著有《始有集》《既有集》，获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二〇二〇年度批评奖。 卢德坤：说起《文静的美国人》，一些人觉得它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最佳作。是不是最佳作，我不敢说；我比较肯定的是，与格林之前的作品比，它有着十分重要的突破——之前的作品就很好，到《文静的美国人》就更好了。我所谓的突破，既指文体意义上的，也指认识方面的。在文体方面格林自己有过反省，他在早期作品中喜欢使用并不十分恰当的明喻、暗喻，常常使作品显得滞涩。我个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布赖顿棒糖》这部小说，后半部分虽给人带来不少震撼，但就整体来说，常让我有堆砌感，如果删削一下，效果可能会更好。与《布赖顿棒糖》相比，《文静的美国人》不知明快了多少。在我的阅读印象中，格林的后期作品保持了《文静的美国人》的那种明快。另一方面，通过“杀死”一些东西，《文静的美国人》越发深刻了。如果不是认识水平有所提升，人们是不会下这种狠手的。 刘 铮：听你这么说，我着实有些吃惊，因为跟我这次读的感受差得太远了。事实上，我读《文静的美国人》第一章，就觉得读不下去，是读到平庸小说时的那种感觉。虽然后面有的地方写得是不错，但我认为开篇的平庸无法弥补。所以，我听你说它可能是格林的“最佳作”，就不禁想那格林还挺惨的，最高水平也不过如此嘛。不过，在我个人看来，它或许不大可能是格林的“最佳作”——我读过的格林小说不多，但之前看的那些都比这部好。所以，咱们可能对格林的“好”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 卢德坤：“开篇的平庸”具体指什么呢，是指它有点像侦探小说的地方？我知道大部分侦探小说你都不太喜欢。《文静的美国人》的叙事手法，多少让我想起《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 刘 铮：我的着眼点倒不在这方面。主要是人物的塑造太平面化了。最明显的是越南女子凤，这是个完全没有灵魂的人物，而且又是鸦片啊，又是温柔的、无主见的性格啊，太符合关于东南亚的刻板印象了。在这些描写中，我看到的是小说家的懒惰。对于法国、英国这些殖民国家的作家而言，远东、东南亚等等地区的人物，有时候只充当映照他们自己的现实矛盾与心灵矛盾的一面面镜子，只起反射作用而已。这也没有问题——你可以不具体刻画当地人的状态嘛，虚晃一枪算了。可格林是花了不少笔墨来描写这个越南女子的，他的这些描写可以说是不成立的：假设凤就是这样一个随风倒的人物，恐怕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文静的美国人”会一见面就立刻爱上了她。我觉得，大作家是不可以这样写作的，哪怕是很小很小的地方，哪怕是只写一笔两笔的人物，你也得让他立得住，不能是虚的，更别说是假的了。不过，我对小说开篇的认识未必准确，想听听你对这部分有何看法。 卢德坤：其实格林笔下的次要人物大多是平面化的。除了凤，小说后半部突然冒出的福勒的助手多明格斯也挺突兀的，不过他属于你所说的虚晃一枪的人物，所占篇幅很少，只为推动情节。我对小说开篇没什么看法，只把它当作一个引子，一个明快的引子。在我看来，凤所占的篇幅虽比多明格斯等人多，但她与他们的地位、作用差不多。甚至另一个重要角色，也就是标题人物“文静的美国人”派尔，我觉得形象也不饱满，且充满矛盾。“天真的人”，我可以想象得出，但如此“天真”却被委以如此重大政治任务，同时自己也真敢去实施的人，我难以想象。在我看来，派尔也是格林为表达理念所操纵的一个扭曲人物。我想，虽有重重伪装，格林更可能是一个“自传型”作家，特别能写好的是与自己相像的人物（往往就是男主角）。而且，他写得好的一些次要人物，可能也只是主角的分身。不过，我十分同意你说的，即使是小人物，小说家也不能让他是虚假的。 刘 铮：在自传《逃避之路》中，格林确实讲过，他在东南亚吸食过鸦片，他喜欢身材纤细的越南女子，也钟意水田里的水牛。应该说这些都是他的真实体验和情感，可是为什么放进小说里，我们就觉得太“平庸”甚至不够真实呢？我想，这里就涉及“经验深度”的问题。小说这一文体，从其固有属性及其可能性的角度来讲，是不同于游记之类的文体的——在游记里面，你得到了何种印象，就可以写下何种印象，可以不去考虑或者不过多考虑这种印象是不是浅薄的。因为这种印象哪怕是浅薄的，其中也必然包括一定量的事实，而事实本身就带有一种深沉力量，有时可以超越观察者的视角、超越观察者的浅薄，显示它独立的存在。可小说就不是这样了：小说本身就是虚构的。没有一定深度的虚构，就是无意义的。浮光掠影的见闻、仅仅停留在“刻板印象”层面的感受，如果改头换面写进小说，就完全失去价值了。因为严格说来，这些不是我们求诸小说这种文体的东西。就《文静的美国人》而言，我觉得其中既有不少停留在经验表层的东西，又有一些真正具有“经验深度”的东西，后者才是最可珍视的。 卢德坤：首先我想谈谈《文静的美国人》对真诚这一品质的“刷新”。我一向认为，保持最大限度的真诚，是面对世界的一项基本原则。派尔这个人物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果徒有真诚而对现实世界没有较真切的认知，会犯下怎样的错误、造成怎样的伤害。往小的方面说，假使错误、伤害作用于个人及周边一定范围，同时反作用于犯错者，倒不必十分惧怕或排斥，因为它有可能使我们更快、更准确地认识现实，而且，它也不是你想排斥就能排斥的。《文静的美国人》里出现的那种惨状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且的确有发生的可能，这就不得不令人警惕起来。其实在小说披露派尔的政治行动、政治后果之前，我对他的单纯、笨拙和“信仰力”是不怎么排斥的。奉行犬儒主义的福勒对派尔的一些讥嘲我也认为不甚公平。奇特的是，虽然派尔从福勒那里夺走了凤，虽然福勒最终将派尔引向死亡，两个人物之间却有一种和谐：他们的谈话大部分是开诚布公的。福勒欺骗凤，而面对派尔时真诚度更高；福勒嘲讽派尔，而他同时又扮演某种导师角色，提点派尔（即使派尔并没有吸收多少）。此外，我甚至认为派尔对福勒也是有所“教益”的：小说最后福勒摆脱了犬儒状态去采取行动，难道没有一点派尔之功？虽然对两人、对他们周围的那个世界来说，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因此，在真诚而盲目的派尔和犬儒而有洞察力的福勒之间能够取得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十分重要。 刘 铮：从某种角度看，格林塑造的派尔有点像亨利·詹姆斯笔下的那些从新大陆来到欧洲的青年。他们一开始为欧洲文明的深度目眩神迷，却都因为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欺骗，最终感到了幻灭。派尔是带着满腔热情和自以为是的“刚性价值”来到东南亚的，可他到底还是丧命于此。他的naivety（不谙世事）与他的死之间，其实有着隐含的因果关系。但派尔的经历又和历史上常见的单纯角色的命运有所不同。比如伏尔泰的《老实人》（我更喜欢《戆第德》这个译名）里面，老实人一出场，就处处碰壁，他被“现实”教训得很厉害。反复受挫反而教会了他一些东西，让他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而派尔不是这样，他到东南亚来，脑子里根本没装多少关于这个地方的知识，居然顺风顺水，颇能应付裕如，不仅做事小有成效，还把别人的女人抢了过来，而且是以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此看来，他的naivety仿佛是上帝的庇佑，是一种无往而不利的东西）。然而命运的惩罚突然降临——他最终正是死于naivety。你一开始说派尔这个角色有些单薄，其实格林写这个人时站在了很好的视角（即福勒的视角）上，可以说是福勒一开始把派尔看扁了，把他看得太简单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往的深入，福勒才逐渐看到派尔更多的侧面。这种主观视角非常便于作者摆脱“笔下人物单薄”的指责，因为之前的一切都是透过福勒的眼睛看到的，而福勒的认识可以存在偏差或误差。因此，派尔这个角色也许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单薄，这也是《文静的美国人》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卢德坤：我十几二十岁时，囫囵吞枣地读了些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最初一本大概是《问题的核心》。如今回溯起来，格林之所以吸引彼时的我，首先由于他那电影镜头式的、冷静客观的叙述，其次由于他惯用的多视角叙述产生的效果。格林大部分小说都采用多视角叙述，《文静的美国人》是少有的例外。多视角叙述会带来一种“交织感”，带来视差。日常生活中，别人到底动的什么心思，一般人通常不太清楚，这也是一部分人焦虑感的重大来源。而我们看格林那些多视角叙事作品时，好像一下子进入了一帮人的内部，晓其所晓，窥其全貌，产生了“一览无余”感。角色与角色间倒多有悬隔，即便有人自认为懂得另一个人，格林的笔锋一转，我们便发现另一个人虽然表面上附和，心里却是另一番想法。这种视差所带来的效果有时十分强烈，读者好像能够窥见一些秘密、一些事实。格林自述，早年他的小说取得一定突破，跟这种多视角叙述方法有关。在我粗浅的印象里，似乎英国作家颇擅此道。不过，在格林的多视角叙述作品里，一些次要人物也是扁平化的。比如说，《问题的核心》里的威尔逊（与派尔有些相似处，抢别人的女人，带秘密任务然而也不很老到的样子），即使格林在他的视角上着墨颇多，内蕴也是有限的。而只在他人视角存在、多以反派面目出现的叙利亚商人尤塞夫，则让我产生“既单薄又不像初看上那么单薄”的感觉。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多视角叙述作品有十足的魅力。我很想尝试写作这样的作品，不过当下不敢轻易下笔，觉得需要更开阔的视野、更强大的体察力才能驾驭。当下的作者还是单视角采用得多，虽然用得也不一定成功。 刘 铮：格林的作品我没你读得多，对于你说的“多视角”感受不深。而我感触较深的倒是格林自己的视角——那个世故、犀利、带点犬儒主义的中年男性视角。对我而言，格林小说的主要吸引力就在于这个虚构的世界是他眼中的世界，是加上他的滤镜之后的呈现。就像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写的中国游记——那一切，要不是透过他那双眼睛看到的，可能就不值得一写、不值得一读了。格林的小说，比如这部《文静的美国人》，若不是以他的调调写出来，谁还会读呢？我们真对东南亚的陈芝麻烂谷子那么有兴趣吗？我猜并没有。是格林的视角和眼光使这一切有了意味。所以“滤镜”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反而是最重要的东西，是这个叙事的存在理由。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这是在一次闹市爆炸之前，福勒在咖啡馆里见到两个年轻的美国姑娘在邻座吃冰淇淋的场景。“这么热的天还是打扮得整洁干净……她们吃冰淇淋吃得那么专心，就仿佛在大学实验室里做实验似的……有一刹那，那个美国姑娘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那不是一个女人的目光，而是一个男人的，很直截了当，心里正默想着某种行动方针……你不可能想象这两个人中哪一个会成为不合适情感的俘虏：十分凌乱的床单和性交后的臭汗，跟她们全没有关系。她们带着除臭剂上床睡觉吗？我发觉自己有一会儿很羡慕她们那个消过毒的世界。”这一段里几乎每一句都是主观的：做实验的比喻、像男性一般的目光、性交的场景、消毒除臭的联想……而这些主观的描述其实跟叙事的主线几乎一点关系也没有，美国姑娘就是出现在爆炸现场的两个“闲角”，是跑龙套的，甚至换别的样子的美国人在这里也不是不行。可是你想想看，这部小说的魅力却恰恰就在这样的闲笔上。说得绝对一点，我对故事中接下来要发生的爆炸的兴趣还远比不上对这两个美国姑娘的兴趣。此处散发出奇妙气息的正是格林的凝视。它可以是政治不正确的，可以是稍稍令人反感的，但你不得不承认，它正是小说中最让人享受的一种东西。 卢德坤：你说得太好了，深入腠理，给了我很大启发。格林眼中的世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格林国度”“格林之原”（Greeneland）了。我得对我之前说的因“多视角”带来的“一览无余”感加一个限定：“多视角”所带来的是对“格林之原”的“一览无余”感，而“格林之原”不能直接等同于现实世界。 之前我提到格林写得最好的是与自己相像的人物，具体到《文静的美国人》就是福勒了。我所看重的正是福勒的所思所想和他的一些判断，乃至他思绪之流的“截断”。我稍稍回顾了一下你说的有意思的“闲笔”，确实有很多。而且格林（或者说福勒）还有一种自我凝视，这些描述与主线的关系更密切些，删去的话也不太影响情节发展，只是读起来会索然无味。这种自我凝视多由他人、外物引发；凝视时，跳脱出自我而产生的所思所想甚是精彩。你提到的两个美国姑娘的段落里，就引出了福勒的一些生动联想。格林小说最大的吸引力正来源于此。在我看来，《文静的美国人》写得最好的是以下两个篇章：第一，福勒穿行于战时的发艳的经历。第二，福勒的汽车抛锚于非安全之地，与派尔两人躲上一座岗楼的经历。这一部分之所以精彩，不仅仅因为福勒与派尔间的论辩，更因为福勒几次攀爬岗楼楼梯时的体验和感触。此外，小说后半部分福勒参与法军空袭的一些段落我也觉得很好。我想举一个发艳部分的例子。福勒看到“运河里尽是死尸：这时候它使我想起了肉放得太多的一锅爱尔兰炖羊肉。那些死尸重重叠叠：有一个人头，像海豹一样发灰发黑，跟一个剃光了头发、无名无姓的犯人那样，冒出水面来，就和港口里的浮标一样。河里没有血：我猜想血早已流走了”。这些主观凝视无疑是更触目惊心的，普通读者可能会立刻被吸引住。如你所说，它有政治不正确、令人反感的地方，同时又能牢牢抓住人。紧跟着，福勒思索道：“我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死尸在这儿：他们准是陷进了交叉火网又想退回来……我也把眼睛移开；我们都不想被提醒我们多么没有价值，死亡来临得多么快，多么简单，多么寂然无声。即便我的理智想要死亡，我还是像一个处女一样害怕这个行动。说到死亡，我也希望先有适当的前兆，让我可以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呢？我不知道；怎么准备呢？我也不知道，除了向四周多看上一眼，看看我将要留在身后的那一点儿东西。”这样的时刻，福勒已经不再去想凤会不会被派尔夺去的问题了，日常的思绪湍流被截断了。面对这样极端、赤裸、坚硬的场景，平日里多么重要的问题都变得不值一提。以上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三个章节，都出现了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时刻。正如我们所知，格林的主人公是十分纠结的。据称格林说过，自己最好的作品是《问题的核心》，但他十分讨厌其主人公斯考比。我猜，这是因为斯考比的思绪之流绵绵不绝，痛苦绵绵不绝，直至走上自戕之路才告终结。因此，格林企慕一个“消过毒的世界”，就一点都不奇怪了。《文静的美国人》几次出现这样的时刻，我会说比起格林之前的作品，它有某种超越性。只是此刻我不免怀疑，自我跳出了一会儿，会不会很快回到旧的境况中？我们看到，福勒断了一会儿念，之后又纠结起之前就在纠结的事，如此反复几次。小说最后，因派尔之死，福勒觉得自己事事如意了，但我怀疑他也不太会从此过上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格林最大的价值，或许就在于这些令他纠结、痛苦的地方。只是我们真希望有顿悟、超脱的时刻，希望它不是在那样极端情况下得到——平日里我们也可以爬梯子的嘛——希望它尽可能长地绵延下去。 “即便我的理智想要死亡，我还是像一个处女一样害怕这个行动。”——之前，福勒几次表示他为求思绪安定而渴慕死亡。面对上述场景时，他却自己打了自己的脸。你之前关于福勒是个不可靠叙事者的提示，也让派尔这个人物更加有趣。小说后半部分，福勒承认自己对凤并没有很深的了解，他加诸凤的一些看法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与派尔加诸凤的想象一样是不可靠的。指出问题的人也可以有问题，可靠还是不可靠便值得让人探索了。 刘 铮：没想到，咱们的阅读体验居然高度重合。你称赞的恰好也是我认为写得最出色的三处。详细来说，发艳之行如果算作“A”，那么岗楼一节就是“A+”，空袭那段稍逊，可算“A-”。总而言之，三处都非常精彩，是有些小作家做梦都想写出来的文字。不知道你是否留意到，三处写的都是战争体验，这是否能够说明什么？回到我之前说的“经验深度”上，格林本人在东南亚获得的最深的体验，不是斗笠，不是水牛，也不是越南姑娘的纤瘦身形，而是战争。所以当他写那些轻飘飘的东西的时候，他笔下的文字就不可避免地与“刻板印象”相重合；当他写那些最深的体验的时候，一种深刻感则会透过他的文字浸染读者。对于格林这种级别的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已不是文笔如何，而是“经验深度”如何。“经验深度”深，就能写得好；浅，就写不好。我没去查阅格林的传记，但我直觉上认定，这三个地方的描写必然与格林的亲身经历存在一定对应关系。有些东西，没经历过的话，你是很难想象出来的，很难想象得那么到位的。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写作，须有一现实的基础；全靠想象的写作，是海滩上种花。 关于这三处文字还要注意：因为战争体验是非日常的，所以自然会给读者带来某种新异感。我们读《文静的美国人》时对战争体验的描写印象最深，不能完全排除上述原因。不过我也认为它并不是主要因素，尽管我们没经历过战争，战争小说、战争电影总是读过、看过许多，写得像《文静的美国人》这么好的战争体验，确实是非常少见的。 说格林写得好，具体好在哪儿呢？你仔细回想一下，这三处描写有什么共通之处？我认为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没有什么故事性。发艳那部分去掉福勒、派尔相遇的一段，实际上就是一篇“战地印象记”，类似伊舍伍德写的“中国战地行”，只是一个有着敏锐观察力和感受力的人在战场上看到的东西而已。岗楼一段看似有故事，其实则无。它讲的是两个西方人车子抛锚躲上岗楼，发现里面有两个越南兵，但双方语言不通。后来炮弹打来，两个西方人便落荒而逃。这里面是没有太多故事性的。 稍稍离题再讲几句。《文静的美国人》两次被改编拍成电影，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次是二〇〇二年，这两个电影版本我都没看过，说实话，我也不想看。你设想一下，这岗楼的一段交到一个导演手上，他会如何改编？我认为，他无论怎么改编、怎么表现，都不可能有格林写得那么好，都不可能把读小说时读者会产生的那种感受同等强度地传达给电影观众。为什么呢？说到底，岗楼一段它没什么故事，它没有多少可以借由动作来传达的惊险跌宕。它的惊险，惊险在人的内心。它只是一个经历的断片而已，之所以最终显得那么吸引人，是因为有此经历的那个人的领受能力强、传达本领高。 再看坐轰炸机那段，就更加明显地属于印象记了，跟一个战地记者会写的那种“速写”“体验记”简直没两样。所以，这小说里最好的部分，其实都是凭“经验深度”取胜的，它是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截取出来的，加以改换、点染，然后以“虚构”为名交到读者手上。可要是读者真把它都当成是“虚构”，那就是读者自己糊涂了：它的“虚构”不过是一层皮，里面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摔打的，却是实心的，是以真实的体验为心的。 《文静的美国人》里写的战争体验，有很强的现场感。这里面尤其突出的一点——而这恰恰是别的写战争的作家常常不会去写的一点——就是格林写出了人在战场上的无方向感。人像被抛到了战场上一样，不知道自己要做的事与整个战争有什么关联。格林把这一点写得淋漓尽致。格林的小说，之所以能达到宣扬“反战”的效果，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福勒他们在印度支那战场上的体验，有点像卓别林在流水线边上一直用扳手拧螺丝，拧着拧着，慢慢发觉：咦，我在干什么呀？我为什么在重复这样一个动作？它跟生产、跟最终的产品有什么关系？方向感和意义感就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福勒也是这样，他感觉自己被抛到发艳，被抛到岗楼下的水田里了，他不明白自己以及周围的人究竟在这整个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能发挥什么功用、最终有什么意义。可以说，战争的荒诞正是借由这种无方向感，渐渐浸染到读者的心里去的。而对于战争中的普通个体而言，战争也几乎总是表现为突兀的、无逻辑的力量，它是突然从哪里射来的一记冷枪，是没来由的炸弹爆炸，等你回过味儿来的时候，身上已经在流血了。用电影镜头来说，这是小兵的主观镜头，而不是表现将军们如何在帐篷里对着地形图指指画画。后者的那种全局感，恰恰是战争中任何真实的普通一员不可能有的。 卢德坤：在《逃避之路》谈东南亚的章节里，格林明确表示《文静的美国人》的发艳之行和空袭部分是他真实经验的直接报道：“比起我写过的任何一部其他小说，《文静的美国人》更具直接报道的文学特色。”小说文体的明快也与此大有关系。《逃避之路》还提到格林目睹过越盟军团从稻田中突袭河内城，然后再次消失于泥地里的场景。我怀疑格林把河内的见闻、体验移植到了新渊到西贡的那条路上、那片水田里，即《文静的美国人》岗楼一节的发生地。 你对“经验深度”的提法以及细致分析极具说服力，我唯一想补充的是：那三个章节之所以如此精彩，除格林直接、深厚的战争体验外，还包蕴了其他因素。如上所述，岗楼一节的经历、体验存在从他处移植的可能。在我看来这种移植的可能性是必然存在的，而且格林也许不仅从这一场法越战争中，也从经历过的其他战争（如二战）中汲取了“养分”，以增加其叙述的深度、厚度。再进一步猜测，《文静的美国人》中的战争体验还可能融合了格林的日常体验。举个例子：一九三五年，格林游历利比里亚时发过一次高烧，他在记录此一事件的游记作品《没有地图的旅行》中写道：“昨晚我有了一个发现，它使我兴趣盎然。我发现自己渴望活着。以前我总想当然地认为死亡是诱人的。”而面对战争时，格林笔下的福勒有相同的体会。即便是格林那些关于日常生活的小说，或讲述极端事件的小说里较为日常的部分，也都弥漫着一种无方向感、无意义感。这大概就是各个时代不少人认同格林、能与他产生“共振”的重要原因吧。就算被认定是直接报道的发艳之行和空袭部分，我相信也有着格林其他的体验融贯其中，这是“虚构”的权力：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写什么都是要调动起自己一整个生命体验的。写战争，要调动所有生命体验；写普普通通的事情，比如一场饭局，若真想借此表达，也要调动一整个的生命体验，否则便无法发挥出“经验深度”来。格林的眼光、格林的“滤镜”背后，就是格林全部的生命体验。 我们以前谈过写作必须要有的现实基础。记得今年四月在北京见面的时候，我提到写作的想象要遵循现实的逻辑，仅凭无根的想象恐怕是不行的。你当时回答道：还是有人凭想象就能写得很好的。在我听来，那好像是一种值得我去探索的更高的境界。不知道当时我是不是听错了？还是说你所指的想象是需要有强大现实基础的想象。 刘 铮：你刚刚对我讲的进行了修正、补充，并且说作家写作要调动起全部的生命体验，我都很赞同。最后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与格林并非全无关系，所以不妨简单谈一谈。 “还是有人凭想象就能写得很好”，我当然就是这么看的。其实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举一个大家可能都认同的例子——博尔赫斯。你能说博尔赫斯写得不好吗？不能吧。那你说他的最好的那些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巴比伦彩票》等等，有深厚的生命体验作为基础吗？我想，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它们主要还是想象力的产物。当然，你要说它们跟人的生活、跟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关系，那也是不可能的，但着眼于其主要部分，似乎还是想象力发挥的作用更大些。在“虚构”这一文类的漫长历史上，想象丰沛的名家比比皆是：比如司各特，他写的那些关于中世纪的长篇历史小说，肯定也是想象力占上风；广义上属于“虚构”的，有弥尔顿的长篇叙事诗。你能说《失乐园》写得不好吗？当然好啊。可它写的是天国和神魔，谁经历过？这当然是凭想象就可以写得很好的强有力的例证。当然，上面举的这几位名家，要么是写久远之事，要么是写超越了现实法则的世界，他们主要靠发挥想象力来写作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你可能会问，那么写现实的世界、写我们平常人生活的作家里，有没有谁是凭想象就写得很好的呢？我想，还是有的。像你我都非常推崇的亨利·詹姆斯——也许你不赞同我的说法——我其实觉得，他主要是凭想象写作的。当然，我没下过大功夫研究詹姆斯的生平，不过他写了那么多男女情感的纠葛，能说这里面每段都有詹姆斯个人的经历做底子吗？我看不见得。尽管詹姆斯强调过：“一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小说，首要原因就是它的真实性。”这与“凭想象写作”也并不矛盾。詹姆斯也许是凭借其超乎寻常的敏锐摄取了现实中种种真实的颗粒，然后在头脑中利用想象的力量将它们熔炼、形塑，其手腕之高明非一般作者所能追攀。大师是如此，一般作家中凭想象写作的也有不少。尤其是作品量较多的那些作家，大概都要凭想象写作——毕竟哪有那么多的生命体验放到作品中呢。像欧茨、村上春树，他们都属于“想象力作家”。中国当代作家的书我读得不多，王安忆也算是“想象力作家”。所谓“想象力作家”并无贬义，他们的写作情形与我猜测的詹姆斯的情形相似，都是以现实生活体验为基底和承托，但这基底并不直接作用于某一作品。在基座上翩然起舞的，仍然是他们的想象。要说我很欣赏欧茨、村上春树或王安忆吗？肯定谈不上。我只是承认这样一种写作方式也行得通。 说回格林。不知道你是否读过戴维·洛奇的一篇文章，叫《两类现代小说》（Two Kinds of Modern Fiction），文中把格林的小说称作“经修正的现实主义”，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格林走的还是现实主义的路，只不过稍稍做了一些变形。戴维·洛奇特意引用了一大段格林评莫利亚克的文字，因为其中含有“夫子自道”的成分。在我看来，格林强调了两点：第一，外在世界仍然是重要的，仍然值得小说家去表现；第二，作家有表达观点的权利。对照他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是在为自己的写作张目。 格林的现实主义高度仰赖自己的生活经验，作家里的确有这样一派，比如张爱玲。张爱玲一离开真实体验而多用想象，疵病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她贴着经验去写的作品都不错，而像《少帅》那样凭借想象就不行。格林的优势在于他的经历十分丰富，能够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书写素材，但劣势是域外题材的想象力发挥空间太小。一般人会认为写大家不了解、不熟悉的场景，总可以尽情驰骋想象了吧？而有写作经验的人会明白事实恰恰相反。别人不了解、不熟悉的东西，作家了解的程度也有限，他的想象力放不开手脚，一旦放出去就完全失去了把握，不知道自己写得到底“对不对”。格林写东南亚就是这样，他必须贴着自己真实的经验去写，看似如履薄冰，其实一步步都踩在实地上。总之，格林属于以个人经验为题材的作家，但并非每个作家都如此，即便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家，也不一定每部作品都如此。 卢德坤：我只读过戴维·洛奇《写作人生》中的两篇谈格林的文章，对我理解《文静的美国人》里格林表现出的政治观有所助益。格林强调的两点，我想也是不少人颇赞赏他的原因。在别处我也看到过格林表示“一个小说家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见解，是一种传统的、必不可少的权利”。梅绍武先生谈到这话题时曾说：“他（格林）的方法是，不直接议论，而是从小说人物的思想和处境出发，展开作者的议论或做出生动的隐喻，使得读者几乎觉察不到这种转换，而把这作为表达人物意识的一个环节接受下来。”我认为梅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而且，不论格林的观点正确与否，总是可以引人往深处去的。 格林爱到世界各地走，我觉得他是想与自己熟悉、亲密的世界拉开一定距离，偏偏因为某种“疏离”，反而能更好地表达他熟悉的世界。有时，我们是可以站到“疏离”的位置上去的。 感谢你如此耐心地回答关于想象的问题，开阔了我的视界；必须说，我享受到一种智性的愉悦。不过在我看来，像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容纳了自己深厚的智性体验，而智性体验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可能与无甚波澜的外在经历也存在密切关系，毕竟，外在的微末之物能推动心智的波动。哈，感觉我这个“生命体验”的说法真大，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一笑。当然，你的说法本身也已触及：似乎不存在无根的想象力——世界上没几个特吕弗电影里那样与社会脱钩的“野孩子”，再荒谬的想象也与现实存在联系。王安忆我也读得不多。就我粗浅的印象来说，她早年作品的基底还是她的生活经历。就像你很早之前就跟我说过的那样，生活经历是会用完的。然而，像王安忆这样的作家依旧能源源不断地出作品，就很有启示意义了。结合你去年在博尔赫斯书店讲的当代作家普遍经历的经验危机问题，这个关于想象的话题尤为重要，像格林那样经历丰富的作家毕竟是少数。 亨利·詹姆斯是你和格林都十分推崇的大作家，我只粗粗浏览过几种中译本，实在无法置喙。不过，我十分欣赏你总结的亨利·詹姆斯的创作方法：“凭借其超乎寻常的敏锐摄取了现实中种种真实的颗粒，然后在头脑中利用想象的力量将它们熔炼、形塑……”大师能在海滩上种出花来呀。就我个人来说，虽然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会跌个头破血流，也不免想尝试一下这可能的方向。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当代写作者，事先就存在一些自我限制。就写作本身来说，是没有必要的：限制了，既可能落得个有经历而无深厚体验、没啥经历却也发挥不了想象的地步。我想，归根结底，在我们的那个写作的实境中，最紧要的问题仍是如何最大化地表现我们最想表现的东西，无须自我限制。 最后想说的是，你虽然自称格林读得不多，但你是一种既能沉浸又能脱出的读法，这种读法好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