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
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士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
从书本中来，到生活中去，则是一种以“遇见”叠加“遇见”而解疑释惑的有效方法。延伸或者跳出书本的平面“遇见”，而到现实的自然与社会中去作立体的“遇见”，其效果或许会更精彩，更生动。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就对读书与旅行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说：“我是搞历史地理的，旅行有时会带来契机，长期解不开的谜解开了。我曾和凤凰卫视拍过‘告别三峡’的纪录片，就看到当地一个盐场，卤水直接从山里流出来，这种卤水看着普通，其实咸得不得了，直接放在锅里煮就成了盐。这里的盐场一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在用，后来才停掉。我研究移民史，巴人曾迁到这里煮卤产盐，巴人为什么一度很强势，地盘能扩展那么大？他们控制着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原本，葛剑雄教授在读书中无法解开的疑窦，想不到因为一次拍纪录片的“遇见”，终于茅塞顿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实自然与社会中的立体“遇见”，无疑是对书本知识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和佐证。
想起杨绛先生说过：“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请高明，和他对质。”这无疑是对“读书是一种遇见”最生动的诠释。而一个会“串门”、常“遇见”的读书人，更让“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可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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