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开始学中文，我会有负众望地敷衍道：没有原因，纯属偶然。当时我在读英语本科第三年，报名选修课的时候突发奇想：选择中文。就以这么简单的结缘方式走出了青春迷茫，踏上了我人生中趋向最分明、收获最丰富的旅途。此前，我不曾为自己对中国一无所知而感到过遗憾，但从那时候起，我便开始恶补这份无意中的遗憾。我学中文只是相对偶然，因为我本来就对语言学、文学和写作感兴趣，而中文在这方面很有挑战性。2009年开始读文学翻译研究生之前，并没有想过当翻译家，我最初想当作家，最终却没有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于是借了别的作家的光来实现我的文学梦。这不仅是自嘲，我真心觉得能“职业享受”语言创作这一方面的乐趣，哪怕不是原创，至少也圆了梦的一半。
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第二本是莫言的《月光斩》，是我2013年参加“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时选择的参赛作品。莫言也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具体研究的是其小说中虚构的人物‘莫言’。自从我的导师杜特莱教授——他翻译过莫言等当代中国作家好几部小说——在课堂上让我们翻译了《四十一炮》的片段作为练习后，我就迷上了这位怪才作家。我翻译的最新一部书与莫言的风格相差甚远，就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畅销书《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作者饶平如生于1921年，经历过抗日战争以来中国的历次事变，我出生的时候他已当了爷爷、外公。虽然译者不必具有与原著作者相等的阅历，但每念及此我会有些愧不敢当，觉得以一己拙笔难书饶先生寸阴是惜、轻轻拾起记忆碎片拼贴出来的文风。后来我想，翻译毕竟传达的不是原文独有的表达形式，而是原文读者的阅读体验。所谓“传神”在我看来只能这么理解。
法文版《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近期的问世引起了法国媒体不少的关注。快96岁的饶先生不远万里来到巴黎，接受了十几场采访，记者们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几乎都加长了原报道计划的篇幅。回顾自己作品所引起的热潮，饶先生笑称是“木偶奇遇记”，其作品罕见的朴素证明了这是一句心里话。他之所以2008年拿起笔来写来画，原是为了悼念亡妻毛美棠，并且给子孙描绘他俩从小的共同回忆。据他在采访中介绍，他原本没想到媒体和出版机构会看中这么一部“家用”的作品。估计正是因为作者想为家人“追忆似水年华”的初衷，他那本有形有色、有声有情的回忆录才获得了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反响。
这一点让我有些力不从心：如何重现印在字里行间的真实感？这种原著感自然是译者无可复刻的。就像假如我要临摹饶先生书中那几百幅画风淳朴的水彩画，誊得再认真也会显得虚假，越刻意接近原作的一笔一画反而离得越远。所以，在努力呈现原文中最感人的地方时，我并没有按照形式特征的分析来译，而是让隐隐约约的阅读感受驾驭着我的笔，构建新的形式，再与原来的形式作对照并慢慢校准。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追溯到原著的构成元素。翻译讲究的“信”，也在于相信自己的阅读体验与原文读者（包括作者）相应相合。
当然，译者只是原文广大读者中的一员，充当不了作者的代言人，尽管翻译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于是，这份信念需要自知之明：就算文本中隐含的所有语言和文化因素理解得都很精准，忠实于原文的方式也会因人而异。这不是翻译的缺陷，反倒是一笔财富——与其说是一种被认可的造假，不如说作品由此才能得到新的体现，供给新的读者群去体验。
翻译过程中最令人无奈的，其实是作者没有写明、只有原文读者才能唤起的文化语境。2015年年底，我在北师大应邀参加一场关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论坛，当时讲了不少中国小说到了国外像怀才不遇的流浪歌手，往往未能引起原来的共鸣，这是翻译难免造成的一种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在设计小说的过程中，作者有意无意地都会召唤有一定文化背景的读者，德国文学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称之为“隐含读者”。然而，译文中的“隐含读者”缺席了，进而文化底蕴被锁住了，顶多可以加一些注释来纪念。
作家难免会担心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境遇，但只能从翻译的角度去考虑，不能当成一个写作技巧或态度的问题。用莫言的一句话说，作家要保持一种“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的精神。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贺拉斯·恩格道尔也说过：“只有那些为自己而写，全不受读者左右的作家，才更有独特的价值……”走向世界不要靠拢世界，那是为作家而提供的方案，饶平如无心之中也做到了这一点。至于翻译家该如何呈现原作调动的文化语境，我看只有通过翻译数量和质量的增加，让下一代读者慢慢不需要注释，对中国作品有了自己的解读能力以及主动探索未知世界的意愿。总之，我作为译者的信念就是忠于自己的阅读感受，信于读者的解读能力，还原文以本来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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