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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杂志与“纯文学”


    提及纯文学杂志,许多人第一个想起的也许就是《人民文学》、《收获》等名字。其中《收获》杂志创刊于1957年,到了2017年,刚好进入“花甲之年”。《收获》是巴金创办的。在出版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主编的气质决定了出版物的气质”。巴金先生虽然已去,但巴金精神仍然通过这本杂志,影响着不少人,也正是因为对于巴金文化遗产的忠实继承,才使得《收获》至今仍为读者所喜欢和尊重。
    具体到出版领域,巴金精神体现的是“包容”与“开放”,正是这两个关键词,使得当年刚出道时被认为是“先锋作家”的余华,有了最早的发表阵地。还有一个逸闻是,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要发表时,冰心给巴金打电话,让他管管《收获》,巴金看完小说后这样回答:“张贤亮的小说,写的似乎有点‘黄’,但是写得确实好,没什么问题。”如果没有巴金对文学的这份豁达姿态,《收获》就不会赢得那么多优秀作家的信任。
    坚守巴金精神,对一本杂志而言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出版时代,数字阅读和商业化写作,对纸媒形成了很大冲击,对文学杂志,也带来了不小的生存压力。许多出版物已经开始转型,转型办法包括:向网络阅读口味妥协,下调作品质量底线,发表流行文学作家作品来扩大销量,拥抱各种新媒体传播数字版杂志……《收获》杂志也有一些数字化运营方面的动作,比如开设了微信公号,但在内容的严肃性和传播的高格调方面,却并没有因出版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本杂志还在坚持着“文学至上”的原则,以文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衡量一切。对于文化记忆的保护,以及对于文学创作一种近乎“洁癖”式的守卫,使得这本杂志仍然站在纯文学的桥头,与读者一起回味与怀恋曾经的文学黄金时代。
    在许多人的眼里,网络文学已经担任起中国文学输出的“先锋兵”,而90后写作群中也已经罕有纯文学作家,在纷杂浮躁的时代氛围里,“纯文学”这三个字仿佛成了修道院里的修女。在读者群萎缩、阅读平台更改的今天,我们还需要纯文学杂志吗?这个问题令人五味杂陈。学者李辉前段时间策划出版了一套“副刊文丛”图书,第一批一口气出版了十余本,据报道还要一百本、两百本地出版下去,这个动作也引起了一次有关“副刊精神”的讨论。其实报纸需不需要副刊以及读者需不需要纯文学,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合在一起回答的。
    纯文学之所以是纯文学,核心关键词是“文心”,作家用一颗热爱文学的心写作,出版人用一颗推崇文学的心出版,读者用一颗崇拜文学的心阅读。在过去几十年里,纯文学被赋予了记录时代的功用,这缔造了纯文学一纸风行。到近些年,纯文学有了内容与形式上的变化,时代在变,纯文学所能承载的价值也在变。时评体的繁荣,接过了纯文学针砭时弊的枪,网络文学则抢夺了纯文学的消费特性。在电子时代,纯文学更像是一个家园,用适当高度的围墙,筑起一道隔绝狂乱噪音的屏障,让文学终归回归于文学,让作者与读者共同拥有一片躲避世俗喧嚣的心灵场所。
    但纯文学与市场上流行的心灵鸡汤有着绝然的不同。纯文学有着专属于它的厚度与深度,它可以令阅读者感到精神世界的开阔与生命的饱满,“读书知天下”仍然是纯文学从过去到现以及未来的最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会长久地需要纯文学杂志,哪怕有一天,纯文学不再主要以纸质的形式传播,平台与渠道的变化与更改不重要,只要文学精神不死,纯文学就会在漫长的时光里依然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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