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是文学见证自身存在的重要方式——诗人请更早时期的诗人出面为自己的感灵状态做见证，既为经典诗人招魂，也让读者看清自己的来路。杜甫在关于李白的梦里招来了屈原的幽灵，布罗德在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59 中华读书报 赵山奎 参加讨论
 布罗德与卡夫卡 一 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哪怕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作家之间的关系，都常常像是心有灵犀的家人之间的关系。“卡夫卡与杜甫”这个话题，从学术史角度来看，虽然并不是由我国诗人王家新先生首次提出，但我们的回顾，仍不妨从他作为诗人/作家的一个敏锐“预感”开始。2011年4月6日的《中华读书报》第17版《国际文化专刊·“东海西海”栏目》用整版推出了一篇对谈（嘉宾：汉乐逸、王家新），正标题就是谈话主角之一王家新写于1997年的诗句：“为了杜甫你还必须是卡夫卡。”在这篇关于“中国现当代诗歌之旅”（副标题）的谈话中，王家新认为，如今对我们自身“传统”的理解，需要完成一个背景的置换——关于“在杜甫身上或许本来就包含了一个卡夫卡”的“预感”就出现在这个背景中：“我想我们只能置身于整个‘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来从事自己的写作。我们所说的‘传统’，已经不局限于王维和杜甫了，可能还得把我们所接受的西方的很多东西也包括进来。杜甫与卡夫卡就是不相容的吗？我并不这样看。多年前我曾写过，今天我还想补充说，在杜甫身上或许本来就包含了一个卡夫卡。” 从1997年“为了杜甫你还必须是卡夫卡”的诗句，到2011年“在杜甫身上或许本来就包含了一个卡夫卡”的补充，大约可以看作一个诗人努力融通异质的文学世界进而抵达文学世界的融通境界这一文学实践经验的概括。多年来王家新所写的那些关于卡夫卡与杜甫的诗句，至少已经证明，卡夫卡与杜甫确实能够在他的诗句中“相容”与“相融”。这种相融伴随着他成为一个著名诗人，甚至已成为新的文学传统，比如我们已经可以猜测：在卡夫卡身上是否本来也包含了一个王家新？ 二 今天笔者要进一步补充说：王家新关于“在杜甫身上或许本来就包含了一个卡夫卡”的预感或猜测，其实在更早的6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文学史的事实了。也就是说，有证据显示，在卡夫卡所读到的杜甫及其诗歌中，真的包含了一个卡夫卡所发现的自己；从历史记忆中的卡夫卡这一角度来理解卡夫卡与杜甫的关系，比王家新先生所感觉到的，即便不一定更加深刻，也将会增添一些触摸过去事物的亲近感。 让我们从头说起。正像如今关于卡夫卡的许多东西一样，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关于卡夫卡与杜甫之间文学关系的事实，也要归功于马克斯·布罗德。那是在1959年，在编辑完卡夫卡文集、写了《卡夫卡传》与《卡夫卡的信仰与教导》之 后，布罗德意犹未尽，又写了第三本关于卡夫卡的书，题名是《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与拯救》。我们今天相信，不管卡夫卡的作品里是否包含对其他人的“拯救”信息，至少对于布罗德这个卡夫卡最忠实的朋友来说，卡夫卡的作品以及关于卡夫卡的任何点滴回忆，都具有意味深长的存在论意义。我们常说，对于后世文学史和读者来说，没有布罗德，就没有卡夫卡。其实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布罗德虽然一生写了90多本书，但却主要是作为卡夫卡的朋友、卡夫卡遗嘱的执行者及作品的整理者和解释者为后世广大读者所知的。因此此书题名中的“拯救”一词对他而言，便带上了某种十分紧迫的自传性意味。 在临近这部著作“尾声”的部分，布罗德有些突兀地插入了一段富有感情色彩的回忆和一个关于卡夫卡的梦，回忆的内容即是他所谓卡夫卡的“‘中国’往事”（‘chine⁃sischen’Erinnerungen）。布罗德拥有一本中国诗歌选集的德译本，据说是卡夫卡送给他的（“现在还保存在我的图书室中”），这本书即汉斯·海尔曼所编译的《中国抒情诗》。布罗德说：“卡夫卡十分喜爱这本书，时常推荐给其他人，常常充满感情地读给我听。”这段回忆或许能解答卡夫卡书信中的一个小困惑：卡夫卡在1920年致闵策的信中提及这本书，“我有一次把它借给了什么人，就再也没有收回来了”；这“借出去”的与被“送给”布罗德的，很可能是同一本。 布罗德所述卡夫卡的“中国往事”中，除却众所周知的内容（比如卡夫卡对袁枚《寒夜》一诗的反复引用），关于杜甫的部分最引人注目，篇幅也最大。在卡夫卡所喜欢的中国诗人中，布罗德特别强调了杜甫在卡夫卡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卡夫卡有时把杜甫看得比其他诗人都高”，其原因“很可能是杜甫对社会苦难的同情以及对战争的厌恶”。后世读者当然并非主要是因为这两点而称赞卡夫卡，甚至卡夫卡是否“厌恶战争”都需要打个问号，但布罗德的强调确实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作家精神世界的深层。基于卡夫卡对杜甫评价甚高，布罗德自信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卡夫卡名作《一道圣旨》可以在杜甫的如下两句诗中找到端倪——其所引的德文译回现代汉语大体是这样：“北方边界的峰峦回荡着锣鼓声；在西面，条条道路都挤满了骑兵和战车，甚至把皇帝特使的路都堵住了。”即便仅从字面上看，《一道圣旨》的德文题名Einekai⁃serlicheBotschaft，与杜甫诗句德译文中的kaiserlichenEilboten（皇帝特使）之间的联系也确实是非常明显的。布罗德的这个发现对于卡夫卡的中国读者应该有特别的意义：夜幕降临之时，你在自家窗旁知道了关于卡夫卡信使的消息。不过话说回来，卡夫卡与杜甫的这一联系，其实是建立在德译文这个中介上的。我们中文读者如果不去看当时卡夫卡所看到的德译文，确实很难发现这个具体的联系。虽然对照之后便能看出，上述德译杜甫诗句出自《秋兴八首》其四，对应的两句原诗是：“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同样可以看出，原诗并没有特别强调“信使”，倒是让笔者联想起《城堡》里奥尔加所讲述的城堡官员乘坐的马车，马车飞驰，车里装满了需要他们用心研究的各种文件。 值得玩味的是，在讲述这个“信使故事”之前，布罗德先讲述了杜甫与李白的友谊，或更确切地说，是发生在他与卡夫卡之间的杜甫与李白的故事——似乎杜甫与李白之间友谊的故事是他与卡夫卡之间友谊故事的“信使”：布罗德想要以此传达什么信息呢？布罗德强调，卡夫卡对此类由作家本人所记述的作家与作家之间友谊的故事简直是心驰神迷。作为一个佐证，据布罗德回忆，卡夫卡背诵完杜甫致李白诗篇的故事之后，马上就谈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激动地回忆他与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关于《穷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卡夫卡曾激动地在致密伦娜的书信中复述过，布罗德现在想起来，卡夫卡也曾激动地向自己朗读过这个故事。 我们回到布罗德对发生在他与卡夫卡之间的杜甫与李白故事的回忆。布罗德清楚记得，卡夫卡曾“以无与伦比的亲昵之情，背诵了杜甫致李白的一首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特别让布罗德心动，将其所引德文译回现代汉语大体是这样：“人们称赞你是第一人（Ti-Sie-Jen，也可能是“谪仙人”的音译——笔者），有挥洒不尽的才华，你堪比天人”；“当你的诗歌写成之时，能听到周围不死的神灵发出低声的赞美”。不难看出，原诗就是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开头两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此笔者不拟对原诗译诗进行比较品评，只是一定要指出的是，布罗德随后的评述才真正如神来之笔：“这些被卡夫卡背诵的诗行，如今仍萦绕在我耳边；我还可以看到，他以低沉的声音背诵着，缓慢地、庄严地、轻轻地举起手，同时又是那么欣喜——当此之时，那些天才们就坐在诗人的周围，赞美的目光注视着他。”在布罗德的心灵之眼中，他看到，在背诵杜甫诗篇的诗人/作家卡夫卡的身边，有许多天才诗人的幽灵正在对卡夫卡表示赞美。在这一恍兮惚兮的出神凝视时刻，卡夫卡变成了李白，而布罗德自己则成了杜甫；以这种方式，布罗德赞美了卡夫卡，正如卡夫卡所诵读的诗篇里，杜甫以同样的方式赞美了李白——这一幕，简直就是诗人召唤诗神降临的仪式，其核心处，是被称为“诗仙”的李白用自己的写作实践和不朽诗篇召唤着不死的诸神。 在结束对卡夫卡的回忆之后，布罗德似乎不愿就此告别卡夫卡，又进一步回忆了大约30年前，也就是1930年记下的关于卡夫卡的“梦记录”；很可能，他要以这种方式为自己与卡夫卡将要延伸到未来的友谊做见证。但让笔者感到奇怪的是，这些梦在某种意义上恰恰透露了布罗德想要理解和把握卡夫卡时所感到的“绝望”。在布罗德的梦里，卡夫卡的外形还在发展变化（他做梦时卡夫卡已经去世五年多了），虽然布罗德在记录里十分肯定，在梦里以及从梦中醒来做记录之时，他都觉得从开始就奠定他们友谊基础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并没有发生改变”。第一个梦里的卡夫卡对他说：“一场大骗局——生活在这方面可真是做得太完美了。”这句话对布罗德的震撼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不仅在尚在梦中之时就已经惊醒好几次以便把这句话牢牢记住，甚至还使他在完全醒过来之后几乎丧失了对卡夫卡的信念：“半梦半醒之际他对我来说似乎还具有某种非常巨大的意义，而到了早晨醒来的时候，这种意义已经溜走了。”梦中的布罗德有些伤心地问卡夫卡：“难道我们的友谊也是一场骗局吗？” 在另一个梦里，卡夫卡已经变得不是卡夫卡（“一张大而模糊的白脸，身穿黑衣，腿完全消失在黑暗中”），虽然梦里的布罗德知道，这个不是卡夫卡的形象与卡夫卡“在精神上有亲密的联系”，因此接下来在与这个形象的对话中，他仍把他看作卡夫卡。在这个梦中，卡夫卡“像冥府里的阿基琉斯”一样回答布罗德的提问——在这个类比中布罗德把自己当作了《奥德赛》里的奥德修斯，尽管他实际上更像是《伊利亚特》中的阿基琉斯，后者梦见帕特罗克洛斯在冥府门口徘徊，“吩咐我一件件事情”。已经不在人世的卡夫卡在布罗德的梦里向布罗德透露了一些布罗德想要知道的“信息”（比如“那里”的生活，以及从“这里”到“那里”需要经历的事），而梦里的布罗德对此将信将疑，因为卡夫卡向他讲述另一个世界的秘密的时候，表情和手势都像是恶作剧。尽管如此，布罗德仍从这个梦中获得了安慰，因为他觉得：“出于教育的目的，卡夫卡喜欢让你独自面对危险……” 三 现在是笔者独自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了。布罗德在写下关于卡夫卡的梦的时候，应该没有想到或并不知道杜甫在听到李白被流放夜郎后，因不知李白生死而积思成梦、写下《梦李白二首》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考虑到卡夫卡对李白、杜甫之间友谊的关心，即便他与布罗德并不知道，也应该让他们知道。那时，杜甫连续三夜梦到了李白，这使得杜甫产生了不祥之感：“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你该不是鬼吧？这么远的路，不要说没翅膀，即便有翅膀，你现在又不是自由身，怎么能飞来飞去呢？据说，这里的“魂来枫林青”，是在用典，其身后是关于屈原的潜文本：“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楚辞·招魂》） “用典”是文学见证自身存在的重要方式——诗人请更早时期的诗人出面为自己的感灵状态做见证，既为经典诗人招魂，也让读者看清自己的来路。杜甫在关于李白的梦里招来了屈原的幽灵，布罗德在关于卡夫卡的回忆中则同时招来了荷马与杜甫的幽灵。就杜甫的梦而言，如果我们把文学史的目光再往后延伸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在蒲松龄的幽冥之梦里，屈原与杜甫、李白还将被同时召唤来作为文学世界超现实存在性的见证——前一个在开头，后一个在结尾：“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聊斋志异·自志》） 而就布罗德关于卡夫卡的“中国往事”来说，如今我们知道，作为“知李白杜甫者”的卡夫卡，其实也是一个“知蒲松龄者”——卡夫卡熟悉卫礼贤编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其中15个故事出自《聊斋志异》）与马丁·布伯的《中国鬼怪与情爱故事》（此即为《聊斋志异》德译选本，共收16个故事）。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杜甫在梦中曾如此问那个很像是李白的形象。“乌鸦们宣称，仅仅一只乌鸦就可把天砸烂。这话无可置疑，但对天来说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天恰恰意味着：乌鸦不可能存在。”卡夫卡如是说。而在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一个故事中，确实存在着一种能够穿越阴阳两界、在人鸟之间自由切换的“乌鸦”，即“吴王神鸦”（似乎那“不可能存在”的，反倒是把这两个世界隔离开来的“天”）：一个叫“鱼客”的书生，在吴王庙入梦，梦里他被吴王聘为黑衣队队员，有了一身黑衣，穿上后就变成了乌鸦（“既着身，化为乌，振翼而出”）；后来他在现实世界也有了一件黑衣，穿上之后可以往来于湖南与湖北（“潜出黑衣着之，两胁生翼，翕然凌空，经两时许，已达汉水”）。这个题名为《竹青》的故事很像是庄子《逍遥游》开篇“鱼鲲变鸟鹏”故事的某种变体，作为题名的“竹青”在蒲松龄的故事中既是乌鸦（鱼客做乌鸦时的配偶），也是女人与女神。值得一提的是，在马丁·布伯的《中国鬼怪与情爱故事》中，这个故事是第六篇，篇名被译者改为了《乌鸦》（DieKrähen）。 众所周知，“卡夫卡”（Kafka）这个姓氏出自捷克文Kavka，就是“乌鸦”的意思，这个意象也成为卡夫卡作品中最重要的自传性符码：《乡村婚礼的筹备》中的主人公Ra⁃ban来自于德文“乌鸦”（Rabe），《猎人格拉胡斯》中的Gracchus是意大利语“乌鸦”……，如此着迷于乌鸦形象的卡夫卡怎会错过这篇名为《乌鸦》的“变形记”？至少，蒲松龄的《乌鸦》在卡夫卡的《城堡》中，留下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印迹：从远处观看有些像“吴王庙”的城堡时，K.看见一座尖塔，“一群群乌鸦（Krähen）在绕着尖塔盘旋”。此种情景令人遐想：这群乌鸦是否是城堡主人西西伯爵的“黑衣队”呢？自称被伯爵聘用的土地测量员K.，会在某个时刻成为一名黑衣队队员吗？ 诗人王家新曾在“起风的日子里”想起过“杜甫身体中的那匹老马”，也曾在《卡夫卡》一诗中追问过：“为什么你我就不能达到赞美？”或许，这些回顾与追问本身就是对文学进行赞美的方式吧。和想起过杜甫、李白的蒲松龄与卡夫卡一样，王家新也梦到乌鸦，并在自己的诗里写过乌鸦。在《乌鸦》一诗中，他如此写道：“因此我要写下这首诗/为一只乌鸦在梦中的出现”,“为梦见乌鸦的那天晚上，我所读到的书，所写下的/信，以及夜深人静时才听到的钟摆的嘀嗒声，/为那不便言说的恐惧”。笔者不会写诗，勉强拼凑此文，献给文学世界里那些美妙的夜晚。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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