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获取新知、探索真理、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特殊的角色认同，使大学呈现出与日常生活空间不同的“风景”，并激起一代又一代作家的创作灵感，继而形成了林林总总的关于大学校园、大学生活的文学记忆与文学想象，即“大学叙事”。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坛刮起了一股“大学叙事”的旋风，关于大学校园书写的小说文本大量涌现，成为一种相当流行的文学现象，迅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于是，对这些大学题材小说的生产语境、叙事方法等进行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
“大学叙事”传统的承续
回顾“大学叙事”的历史，从五四时期开始，此种传统薪火相传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如果将90年代以来的大学题材创作置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之中加以审视，那么它仅仅只是这个“长时段”内的一个小小的片段，不可能脱离20世纪“大学叙事”的“大传统”。同样，如果将90年代以来的“大学叙事”从“长时段”中切割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加以审视，我们依然会发现它随处可以见到因受到20世纪大学叙事传统的影响而留下的痕迹。
在90年代以来的大学题材小说之中，作家们要么以行云流水般的话语描述或回忆逝去的大学生活，表现出那个时代大学师生崇高的道德品质、严谨的学术情怀等，字里行间充满着人性之美、道德之光的正能量，散发着大学校园理想诗意的气息；要么是以一种看似冷峻客观却又不失讽刺、戏谑意味的笔触来反映市场化语境下大学校园衍生出来的种种“乱象”，试图引起读者的注意，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讽刺批判”的特征。因此，不管从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技巧选择，还是从人文价值阐发、美学向度提炼来说，90年代以来的大学叙事实际上呼应、承续了20世纪30—40年代以《围城》《未央歌》为代表的大学题材小说已经形成的“讽刺批判”、“诗意牧歌”两种“大学叙事”传统。
“各种文学艺术的发展前进，都有其特定的源流。每个作家只有博采兼收前人的艺术精华，才有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新文学。”（方锡德《文学变革与文学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0世纪30—40年代“大学叙事”的审美范式，为90年代以来的大学题材小说的繁荣提供了艺术经验与艺术启示。也正因为如此，90年代以来热衷于大学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才能直抵大学校园生活的最深处，将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描写得具体形象、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让读者获得一种近乎真实的阅读感受和审美体验。
学院派作家群的崛起
从事大学题材小说写作一般要求作家有亲身的大学校园生活体验，反之，则很可能导致创作出来的小说成为“夹生”的半成品。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年代，接受大学教育只是少数人的专利，更多的人被挡在高高的大学门槛之外，这导致作家们不敢轻易介入大学题材写作。因此，与其他题材的小说相比，大学题材小说作品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长期处于一种不被重视的“边缘化”状态，并未被社会所关注，更没有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大学题材小说因此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从文学生产的角度讲，大学题材小说在9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并非一个孤立的偶然现象，这与学院派作家群的崛起有着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题材小说的繁盛，与学院派作家们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通过对这群作家的知识结构、职业特征的梳理，我们会发现他们大致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基本上接受过高等教育，都有亲身的大学生活体验。如《东藏记》的作者宗璞曾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桃李》《桃花》《桃夭》“大学三部曲”的作者张者早年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大路朝天》的作者南飞雁曾就读于郑州大学中文系，等等。
二是这个写作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是既从事大学教学又进行小说创作的“学者型”作家。如《欲望的旗帜》的作者格非任教于清华大学，《风华正茂》的作者王宏图、《象牙塔下》的作者廖梅任教于复旦大学，《丽娃河》的作者李劼、《大学之林》的作者朱晓琳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等等。这些作家不仅有着较好的理论功底、文字表达能力，而且比较熟悉丰富多彩的大学校园生活，懂得大学体制运转的方式。学院派作家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其从事大学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此外，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很强烈的“忧患意识”。当他们敏锐地察觉到物质主义日益兴起的不良现象时，他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并在叙述中表达自己的价值诉求。这既充分地显示出了学院派作家从事大学题材小说写作的共同话语姿态，又构成了90年代以来“大学叙事”繁荣的重要动因。
商业市场利益的驱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昔日宁静的大学校园格局被打破，呈现出喧哗与骚动的校园生态：一方面是大学主动适应国家推行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战略，积极推动自身体制、机制的改革；另一方面大学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利用自身的教育资源寻找与市场利益的契合点。因此，大学为社会、公众提供的科技、教育服务就具有了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属性。
实际上，大学题材小说的生产过程反映了市场经济时代文学艺术生产路径的新变化，即从以往的“作家—作品—市场—读者”轨迹，逐渐转变为“读者—市场—作家—作品”的路径。在文学生产的新路径中，作者、作品的主体地位被市场、读者所取代，市场、读者成了文学生产链条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大学叙事”的繁盛与出版商的市场化运作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在追求市场效益的市场经济时代，作者的文学产品生产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行为，而被纳入到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要素构成的一体化市场运作过程中，从而作家的文学生产必须符合出版机构或商人获得市场利益的价值诉求。
对于大学题材小说存在的巨大商机，出版商早已敏锐地察觉到，纷纷出手抢占这块“黄金”地盘，各类出版机构均精心地策划了各种与大学相关的图书选题，组织大批作家从事大学题材小说创作，迅速出版了大量的“大学叙事”作品，特别是史生荣、阿袁、老悟、张者、格非、汤吉夫、马瑞芳等人甚至称得上“大学叙事”专职作家，经常可以见到他们的大学题材小说在国内的大型文学杂志、出版社出版，深受广大读者喜欢，同时也让作家、出版机构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反之，作者、出版机构获得的巨额红利也激发了作者对于大学题材小说创作的热情，鼓舞了出版机构的出版信心。于是，作者与出版机构之间构成了一对相对稳固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彼此之间的合作，共同促成“大学叙事”热，从而使“大学叙事”成了当下中国文坛不可多见、颇为流行的文学现象。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9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大学叙事研究”（15YBA361）、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题材小说研究”（16C15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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