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代中国文论的阐释走向
http://www.newdu.com 2025/07/13 12:07:40 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红岩 参加讨论
关于“新时代中国文论的阐释走向”，涉及的议题相当广泛。比如“阐释”的译名问题、中西文明的比较问题、文学主体性的定位问题、阐释的基本类型与模式问题，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等等。如此广泛的议题，如果进行一个一个的梳理、叙述，显然没有必要。因此，还是回到会议的主题上来。 本次会议的总标题叫做“当代中国文论：反思与重建”。围绕这个总标题，经过细化和扩展，可以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议题组合。既然是“反思与重建”，那么，必然就要进一步追问：反思什么？反思谁？反思的对象是什么？这是必然要问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既反思我们自己，也反思西方，但更重要的，是反思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与西方的互动关系。通过这种反思，重建当代中国的也就是新时代的“中国文论”。换言之，这个“重建”的过程，代表着、蕴含着我们的高度理性自觉。正是这种高度的理性自觉，指导着我们将会议的主题持续讨论到了第六届。 到了第六届，我们的话题聚焦到“新时代中国文论的阐释走向”。为什么聚焦到这个地方呢？要把来龙去脉说清楚，我觉得需要借助一个线索，那就是张江教授在文论与阐释学结合上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构想。这些理论构想在最近五六年当中，引起了哲学界、史学界、文论界以及相关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们的重视，引起了一些讨论。 总体来看，这些讨论是在不同学科领域进行的。实际上，应该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的对话。讲到“阐释”，会议标题用了这个词，那就表示，至少在会议主办方看来，Hermeneutik、Hermeneutics这个洋词应该翻译成阐释学，而不是翻译成诠释学、解释学、释义学或者解经学,等等。我觉得，张隆溪教授今天做了非常好的阐释，我完全同意张隆溪教授的意见。现在，围绕这个洋词，还有几种不同的译法。有先生将其译为诠释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名字，我觉得如果叫做诠释学，就更多地带有了语文学的特点和特征，是一种语文学的取向。阐释学发展到当代，早已经发展到哲学阐释学的高度。如果还叫诠释学，似乎就固化在了古旧的形态上，不足以概括当代哲学阐释学的高度，缺乏哲学的内涵。所以，我们感觉还是用阐释学比较适当。 在研究过程中，许多先生追踪揭示了Hermeneutics的词源、其涵义的演变过程等，特别是考察了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到伽达默尔这几个最重要的节点。同时，也从语源学的角度出发，力求从汉语中找出最适当的字词，来作对应。今天，张隆溪先生专门提到严复。严复当年作翻译的时候，基本没有受日本的影响。严复说自己“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他“踟蹰”什么呢？就是要在中国字中找一个他认为最确切的字，来对应西方的某个字、某个概念。严复这种努力，具有很重要的语义学上的价值和意义，并非局限在翻译实践的范围内。后来，随着双音字词的大量运用于书面语言，严复的这种翻译取向就不适应白话文兴起的大背景了。当然，我们可以说，白话文在元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元朝的许多理学书籍，是用白话文书写的，与今天的北京人讲话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不能说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才有的。但是，在整个文本领域，白话文著述毕竟不是主流。在严复之后，汉语翻译实践的大潮是受日本影响。日本人采用两个组合汉字来翻译西方的概念，适应了时代话语表达方式改变的需要。但是，这种新式的两个汉字组合的构词法，也造成另外一种偏向，就是对汉字本源意义的遮蔽。比如严复笔下的“群学”就变成了“社会学”。对这样的演变过程，我们要辩证地看，全面地看。 那么现在呢，张江教授要去掉“遮蔽”。我认为，作为方法——仅仅作为让概念澄明化的方法，他实际上是回到严复的传统上来，结合西方阐释学最新发展高度，对汉字中的“阐”“诠”“解”“释”等“文”“字”做训诂学、语义学和语源学的分析。结果，他提出，应该用“阐释学”来对应西文的Hermeneutik、Hermeneutics，应该用“阐释”来对应西文的Auslegung。而不是诠释学、诠释。他认为，“阐释学”的译法更能够在中文中反映hermeneutics这门学问的内在属性、内在意蕴、内在规定性、内在指向性。当然，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废掉“诠释”的译法呢？当然不是，而应该是把它放在适当的意义层面上。比如Interpretation这个词，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是翻译成阐释，还是诠释，还是解释、说明？就需要再讨论。一般说，不同的乐队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就是对贝多芬作不同的Interpretation。许多话剧团都表演老舍的《茶馆》，但众所公认，北京人艺表演得最好，水平最高。那就是说，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Interpretation得最好，水平最高。你可以说是诠释得好，也可以说演绎得好，还可以说阐释得好。似乎伽达默尔说过，Interpretation这个词总是与戏剧、表演等艺术形式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记错了）。至于说Auslegung这个词，我们刚刚在三亚学院开会的时候，有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著名翻译家、哲学家参与了讨论。我的私见是，这个合成字前面的“aus”是“出来”的意思，而“Legung”是躺着、横着的意思。躺着、横着出来，而不是竖着、立着出来。躺着、横着出来，表明稳定性强，确定性的指向明确。而“诠”字的基本指向是确定性、稳定性。如果是竖着、立着出来，就容易摔倒。另外，躺着、横着出来，还具有公共性、共识性的意涵。所以，这个词更多地用在法律术语上，因为法律必须是公共性最强的。但是，无论如何，它终归aus，终归是“出来”，也就是指向开放性。换言之，“阐”中有“诠”，Auslegung中包含着确定性、包含着“诠”，但开放性是它的最终指向，就像《周易》在“既济”之后是“未济”一样。张江教授认为，“阐”中有“诠”，“诠”中有“阐”，但最终以开放性的“阐”引导认识的发展（过去我们常说螺旋式上升），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张江教授引用《说文》指出，“阐”者，“开”也。由此出发，系统地阐明了“阐”与“诠”的关系。aus是出来，恰好对应中文的“开”字。对于阐释学的这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应该先有一个基本共识。如果达不成共识，也应保持开放性，允许学者们自行选择采用“诠释”还是“阐释”。其实，张江先生在《“阐”“诠”辨》的末尾，提出了“阐诠学”的概念。我更倾向于采用这个概念，因为它既表明开放性，也表明了确定性，两者都兼顾到了；又有语文性又有哲学性。所以，这个基本概念，我觉得符合阐释学已经走过的学术历程，也符合阐释学发展方向。 关于当前阐释学的研究状态，五六年来，在张江先生带动下，是比较“火”的。当然，所谓“火”，是相对的。那么，张江先生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主张呢？对此，高楠先生已经作了很周密的梳理。我的理解与高先生基本一致。我觉得，五年来，张江教授提出了四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学说、观点或见解。这四个学说在时间上相互衔接，构成四个阶段，支撑起张江本人的理论架构，即阐释学的理论架构。 第一个是强制阐释论，第二个是公共阐释论，第三个是阐释逻辑论，第四个是阐释的正态分布理论。未来，据悉他还会构建自己的阐释心理学理论。这五个学说全部形成后，也就构成了一个系统化的阐释学理论建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他的五大学说，是从审视西方文艺理论开始的。所以，“强制阐释论”是他理论构建的第一步。第一步的主题，是揭示、拆解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领域的强制阐释行为。所谓强制阐释，核心是主观性的毫无规则的随意强加或附加。用我们比较习惯的话讲，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大泛滥。一般来讲，我们中国学者不大谈主观唯心主义，宁愿谈客观唯心主义，有意无意地避开谈论主观、主体这个极其复杂的话题。但是，当代西方文论各种问题的总根源，就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泛滥上。对此，许多学者也是有意避开进行分析批评的，似乎一分析批评这个东西，就是为本质主义做辩护，就是退回到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传统的认识论上面去了，等等。而这些东西，又好像不言自明地都已经被打倒了。今天，我觉得段吉方教授讲得很好，也就是我们审视西方文论，不等于把它好的东西给打掉。恰恰相反，如果要反掉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泛滥，恰恰要把其中那些合理的东西、正确的东西捡拾出来，一个一个地讲到位。要把主观唯心主义大泛滥的原因找出来，把来龙去脉梳理清楚。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讲到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哲学思潮、学术思潮的转向上面来了。过去，有人将20世纪叫做分析的时代。其实，用“分析的时代”这个概念来概括20世纪70年代前还可以，用来概括20世纪70年代后就不合适了。美国人怀特写的那本“分析的时代”，出版得比较早，主要是讲20世纪前半期的罗素、维也纳学派、分析哲学这类东西。但是70年代之后，西方学术又有了新的变化，造成了新的转向，那就是诗学的转向。在这种转向的作用下，一切都诗学化了。——有意思的是，我们中国学者似乎都是用“文论”这个概念，我不知道我们中国学者为什么不采用“诗学”这个概念。所谓一切都诗学化，也就是无论看什么，都采用诗学的概念、理论、框架和视角。看待一切精神现象，看待一切学术领域，都是转化为一种诗学的研究样态。这样一来，也就不再是用哲学去指导文论研究，而是用文论研究来改造哲学研究、使得哲学研究文论化了。伽达默尔的书，一上来也是讲艺术。总之，诗学——或者说文论——成为了、占据了整个20世纪西方思想乃至文化领域的核心、中心，成了中心点。 张江的“强制阐释论”，恰恰是从破这个中心点开始。这是他的当代中国阐释学构建之所以从审视西方文艺理论开始的认识论根源、学术史依据。 所谓诗学成了整个西方文化的中心，占据了核心位置，这个概括是罗蒂给出的，不是我在这里信嘴讲出来的。所以，张江入手的第一步，就是擒贼先擒王。也就是抓住“诗学”这个“王”，其他种种，都是顺此而下。晓得了这个关节，我们再看其他种种，也就通畅了。比如历史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无非也是用诗学来重新建构历史学的知识论。强制阐释论从诗学入手进行拆解，就在于破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化，最终的指向，还是在哲学上。 把诗学化拆解之后，那么，正当的阐释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样，问题就由“拆解”转换到了“建设”上来。所以，张江提出了“公共阐释论”，也是他的阐释学工作的第二步。“公共阐释论”给阐释行为标立了六个公共性的标准和规则。这六个标准与规则的具体内容，大家都熟知，我就不复述了。它是否成立，大家可以讨论。不过，在张江看来，正当的、理性的阐释应该是照着这六条去阐释的。 这六条提出之后，紧跟着的问题便是，阐释行为有没有统一的逻辑基础；“六条”是否遵循了这样的逻辑基础？为什么在阐释活动中，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不是大家没有遵循统一的逻辑规则？如果遵循了统一的逻辑规则，那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又会呈现怎样的整体状态？为此，张江转向了现代逻辑学，认真钻研了模态逻辑、偏好逻辑等等，试图给阐释行为写出一个最终用数学语言表达的逻辑规则。这就是他提出阐释逻辑论的思想动机。 在提出阐释逻辑论的过程中，张江顺便提出，在三大体系建设过程中，应该加强逻辑学的建设。他深感学术界讨论问题，太不重视逻辑关系，张嘴就来。阐释逻辑论要把阐释行为放到逻辑规则当中去。 关于阐释行为的规则，或许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阐释的边界问题。阐释是有边界的，还是没边界的？阐释的无限性，应该是在有限性当中展开的无限性。这就如同弈棋、作诗、唱戏，必然是在棋盘、韵脚、韵律中进行一样。这种有限当中的无限性，如果做一个整体性的概括，应该怎样予以描述呢？张江借助于数学的概念，提出了阐释π和阐释的正态分布理论。他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只是前面三个见解的深化与具体化。但是，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倒是乐于将其单独提出来，与前面的三个学说并列起来予以评论。我认为，关于阐释π与正态分布的理论，特别适用于分析历史阐释工作。在历史阐释中，一方面，我们受史料的束缚，使我们的阐释工作只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史料又是我们工作的媒介与桥梁，让我们在历史阐释中展开解读与想象的翅膀。对此，我会另外进行专门阐述。 阐释逻辑论建立之后，张江的阐释理论建构就已经很完整了。下一步，他会揭示阐释行为中的心理问题。那样一来，他的系统就更完整了。不过，一讲到“系统”，许多人就会害怕——那不是又回到黑格尔那一套体系化的东西上去了吗？现在可是拆散的结构主义时代呀！是碎片化、零碎化的时代呀！殊不知，我们要建构中国人自己的阐释学，新时代的阐释学，是不会回到黑格尔，更是要超越碎片化的。 因此，文艺理论界、哲学界、史学界应该联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的合作。从历史阐释学来说，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会体现得非常鲜明。然而在文学创造当中，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不变的。因为，文学创造受历史时代与现实生活的限制。文学创作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历史研究发挥制作性的想象，但就想象的本性说，它们是一致的。目前，哲学界讨论阐释学问题是比较积极的。真正要把中国当代阐释学建构起来，必须采用哲学家的话语。要真正把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起来，就必须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会的主题即“反思”上来，就必须处理好四个字的关系，即古今东西——东与西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要回到中国古代的经学阐释学，吸取它的优良传统，看看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阐释规则到底怎么样；要审视西方当代的哲学阐释学。对古今中西，要融合贯通。要处理恰当好多关系，其中根本性的一对关系，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这是个老问题了。钱锺书先生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郭沫若先生讲，“只要是一个人体,无论是红黄黑白,他的发展大抵相同”。从本质上看，无论什么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但是，立足于差异性，一棵树上的两片树叶都不一样，所以东方永远是东方，西方永远是西方，永远交叉不到一处。这个就是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处理好古今中西的关系，才能把当代中国阐释学建设得与新时代相匹配。新时代所呼唤阐释学，一定不同于旧时代。所以，我们这个论坛，应该通过第七届第八届的持续努力，把我们的理论建构成果显现出来。 本文是作者2019年12月4日在“新时代中国文论的阐释走向：第六届‘当代中国文论：反思与重建’高端学术论坛”（深圳大学）上的总结发言。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从文学实践中提炼文论思想
- 下一篇：探寻古典诗词的意义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