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女作家小说的叙事文体(2)
http://www.newdu.com 2024/08/28 04:08:37 《江汉论坛》2019年第11期 赵文兰 参加讨论
三、书信日记体 现代主义文学关注的焦点从外部客观世界移向内部心灵。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将这种变幻莫测、不为所知却毫无拘束的心灵表达出来”[15]。米兰·昆德拉则认为，任何时代的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从可视的行动世界转向不可视的内心生活，这促使了书信体——这一新的小说形式的诞生。[16]现代小说致力挖掘的正是人的内心世界，就揭示人的内心冲突来说，小说的书信体形式的确提供了方便。书信体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颇受欢迎。塞缪尔·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帕米拉》和《克拉丽莎》，堪称欧洲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理查逊利用书信体这一文体形式，更好地展现了人物的情感世界，表述她们的情感纠葛，使读者产生直接介入感和期待感。诚然，书信体小说有利于展露人物内心情感，日记体小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两者的区别，戴维·洛奇认为，书信体小说具有伪纪录片式的写实特点，它异于日记体的地方在于，它能从不同角度呈现同一事件，而且是写给某个人的，对方的预期反应会影响书信的话语。[17]另外，查特曼谈到，书信体和日记体的叙事者往往报导、预设一个受众，前者是收信人，后者是作者。[18]苏珊·S.兰瑟则指出，书信体尤为女作家所青睐，18世纪女作家的大部分小说采用的都是书信体，它使女性话语欲望得以发泄，割裂了性别和文类之间的二元对立，成为作者话语的写作代理，这种作者型的叙事声音建构起作者的自我权威。[19]的确，书信体、日记体小说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人物内心隐秘世界，确立起自我话语权威。 20世纪初，随着包括书信体、日记体小说在内的西方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在“向内转”的趋势下，五四作家们被这种借主人公之口传递作家情感思想的文体形式所吸引，创作了一批书信、日记体小说。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采用的就是日记体，通过一个迫害症患者的十三篇日记，揭示出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本质。郭沫若的《喀尔美萝姑娘》则是书信体。在信中，第一人称人物叙事者向友人讲述了其对一个卖糖食的姑娘失败的爱情，刻画出一个游移于情感与理智、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分裂自我形象。至于该文体的优点，贺玉波指出，书信体和日记体可以避免结构上的困难，比如时间的不统一等。[20]郁达夫则认为，散文作品中最方便的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它们使自叙传作品的真实性得以确立。受书信体、日记体的吸引，在直抒胸臆欲望的驱使下，五四女作家们也开始创作类似的小说，她们的小说或者由书信、日记组成，或者在叙事进程中插入一些书信、日记，通过人物的第一人称话语，淋漓尽致地表达其观感，呈现其情感世界，发泄其话语欲望，构建起其作为女性作者虚构的权威。 五四女作家中最喜爱用书信、日记体的当属庐隐。庐隐的小说多涉及婚恋题材，通过这种文体形式，展现主人公的情感历程以及对婚恋、人生、社会的看法，使作家创作思想得以流露。如《或人的悲哀》借助亚侠给朋友KY的九封信，书写了其个体生命体验和内心隐秘情感，描摹出一个悲观、虚无、幻灭的“零余者”形象，暗示出其分裂自我的双重人格特征和游戏人生的自我选择。小说正是通过书信的文体样式，对人的生命存在进行了审视，而作家消极的人生观也流露出来。《丽石的日记》是个同性恋题材，由十六篇日记构成，呈现了丽石和沅青的情感历程和失败的爱情，沅青的背叛使丽石对爱情和人生产生了幻灭感，最终抑郁而亡。小说通过女主人公之口传递出作家悲观的婚恋观。《父亲》由十三篇日记组成，以第一人称男主人公的口吻，讲述了其对继母的乱伦之恋和对父亲的怨恨之情，刻画出一个自我分裂的病态的人物形象，同时描绘了旧式婚姻中女性他者的悲剧命运，对旧礼教给予了抨击。《蓝田的忏悔录》以日记体的形式，展露了主人公坎坷的爱情和疏离的亲情，暗示出她对爱情和亲情的幻灭，对旧礼教和邪恶的人性进行了鞭挞。弥漫全文的悲观、虚无的氛围，无不是作家悲观思想的写照。 冯沅君的书信、日记体小说也多是婚恋题材，描绘了主人公的婚恋遭遇及其面对婚姻、爱情的矛盾情感，从而使作家的婚恋观得以传达。她曾说过，文学作品需要作者的个性，书信体比其他体裁的作者个性色彩更多一些。她的小说就采用书信、日记这样的样式，突出表现出其个性，如《隔绝》和《隔绝之后》。前者是书信体，后者是其续篇，为日记体。两个短篇均描写了女性的悲剧命运，分别从主人公和旁观者的视角，审视了新旧思想冲撞下的现代女性在母爱与情爱选择中的精神困境和矛盾心理，对封建旧礼教进行了批判，流露出作家的女性主义意识。《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涉及男主人公给朋友的一封信，展现了他对一个婚外异性的感情和对妻子的负罪感，表现了其性压抑状态以及面对婚姻和爱情的矛盾心情。《Epoch Making》 是书信体小说，呈现了主人公面对爱情既渴望又惧怕的矛盾心理，勾勒出其对爱情从幻想到幻灭的过程，同时传递出作家消极的婚恋观。《春痕》由五十封璧和瑗之间的情书构成，从中读者可窥探到主人公虚无、孤独、颓废的精神状态和感受，一种悲观主义的氛围贯穿全文。 丁玲创作的主要是日记体小说，涉及婚恋题材和底层叙事，对主人公的内心隐秘世界和生活、精神困境进行了揭示。如《莎菲女士的日记》由三十四篇日记构成，描写了五四以后新女性矛盾的性爱心理以及时代影响下的苦闷与创伤，刻画出一个在情感和理智、欲望和尊严之间不断游移和自我争斗的神经质的病态女主人公形象。日记体形式，将作家的情感投射到人物身上，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示了人物微妙的内心，抒写了其“忧郁感伤的生命体验”[21]。《杨妈的日记》以日记体形式，描述了孙先生家的帮工——兼具阶级和性别他者双重身份的杨妈的悲惨生活：经济上挣扎在死亡的边缘，身心上饱受父权制的摧残，揭露和抨击了阶级对立和封建旧礼教，传递出作家的女性主义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苏雪林的《鸽儿的通信》则是书信体小说，涉及碧衿给丈夫的十四封书信，通过其对婚姻生活的回忆与感受，表达了对丈夫的思念之情，从而揭示了和谐的婚恋主题，暗示出作家对爱与美的向往。 石评梅的书信、日记体小说，通过描绘主人公的婚恋生活和人生际遇，传递出的是普遍的悲观、虚无的思想。如《祷告——婉婉的日记》由女主人公的五篇日记组成，描摹了其孤独境遇和爱的缺失状态，表现了她的悲观、消极思想，患者的死亡则使其悲剧意识达到极致。《惆怅》是个书信体小说，涉及女主人公给异性朋友的一封信，流露出饱受心灵创伤的主人公对爱的逃避和矛盾心情，揭示了幻灭的爱情主题，暗示出作家消极的爱情观。《蕙娟的一封信》探讨了人的生命存在，传达出一种悲观、颓废和幻灭感，并影射了作家的悲剧情怀。《林楠的日记》包括七篇日记，主人公是个传统女性他者，她的日记讲述了其遭到丈夫的背叛而无力把握命运的经历，表现了封建婚姻中女性的悲剧命运，传递出作家对旧礼教的批判和对女性他者的怜悯。 除了整体采纳书信体和日记体以外，五四女作家小说的行文中也穿插着这样的文体样式。如小说中穿插书信的有冰心的《超人》和《悟》，凌叔华的《绮霞》和《花之寺》，庐隐的《风欺雪虐》、《曼丽》、《海滨故人》、《一封信》和《徬徨》，冯沅君的《林先生的信》，陈衡哲的《洛绮思的问题》和《一支扣针的故事》，苏雪林的《光荣的胜仗》，石评梅的《弃妇》、《余辉》、《被践踏的嫩芽》、《流浪的歌者》和《忏悔》等。小说中穿插日记的涉及冯沅君的《隔绝之后》，庐隐的《曼丽》和《时代的牺牲者》，丁玲的《自杀日记》等。可以说，五四女作家对书信体和日记体的选择运用，不仅使其能得心应手地表达小说的主题，而且使女性个体叙事声音和女性意识得到了凸显，从而构建起女性的话语权威，间接呈现作家对社会人生的体认。 四、独白体 如果说书信体和日记体小说有利于呈现人物内心世界、表露其真实情感的话，那么独白体小说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如华莱士·马丁所说：“对意识做戏剧性呈现就必须转向第一人称叙事。”[22]第一人称叙事的独白体包括戏剧性独白和自白。戏剧性独白是一种纯粹言语记录，一种隐蔽的对话性现象，它“把一个人物说的话纳入另一个静默的人物”[23]。戏剧性独白倾向于把对话者的议论置于文本之外，有时用省略号赋予对话者一种声音假象。自白也是无媒介的人物言语表现，作者不现身，直接呈现人物心理活动，人物没有提及受众的名字，但假设了受众的存在，读者可猜到他/她在对某人做出解释或评论。自白和戏剧性独白的共性在于，两者均是被某人“听到”，并转换进入书面文体中。英国现代作家曼斯菲尔德的多个短篇，如《女主人的贴身女仆》、《金丝雀》、《劳驾，买两张两便士的票》、《一个已婚男人的自述》和《夜深沉》采用的都是独白体。前三篇是戏剧性独白，分别涉及女仆对太太、无名主人公对“你”、公交车上的一位女士对朋友说的话，对话者均没发声，作家仅以省略号的形式提供一种虚构的声音。后两篇是自白体，分别呈现了一个已婚男子对婚姻的思考和对童年的追忆、一个老处女对爱情的幻想和幻灭。独白体的运用，充分表现了人物纷繁复杂的思绪、印象和感受。 20世纪20年代，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开始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其中就包括《夜深沉》、《金丝雀》和《女主人的贴身女仆》这三篇独白体小说，前两篇出自徐志摩之手，后一篇为陈西滢所译。受其影响，五四女作家对这种极利于表达人物内心真实的文体进行了模仿。如凌叔华的《写信》除了开端由第三人称故事外叙事者介绍故事背景的一句导入性话语之外，全文都是女主人公的戏剧性独白。首句被置入括号中，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星期日早晨，隔壁张太太笑嘻嘻的抱着孩子走进伍小姐的书房。”[24] 下文显示，张太太是来找伍小姐代笔给孩子的父亲写封信的，读者听到的全是张太太的声音，伍小姐则全程没有做声，作家只是用省略号替代了她的话语。从张太太的自述中，读者了解到她的一生：她嫁到张家十二年来，生了七个孩子，只活了三个，全家靠着在营里当差的孩子他爹每月那点关饷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小说中戏剧性独白的文体描摹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主人公的遭遇和感受，展现了底层人物的生存悲剧。同时，从张太太对伍小姐讲的话读者得知，她结婚十二年，丈夫从没给她买过什么东西，也不允许她跟他要钱，这暗示出张太太在婚姻中的从属性边缘地位。而她那句“父打扮娇，夫打扮娆，自己打扮顶无聊”，则表明其受封建思想毒害之深，勾勒出一个传统性别角色束缚下自我缺失的女性他者形象，暗示出作家对父权制的批判和女性主义思想的流露。冰心的《冬儿姑娘》采用的也是戏剧性独白体。小说中的无名女主人公曾在其虚拟的对话者——太太家里做过女佣，但是这个对话者的虚拟话语并没有用省略号表示，并且主人公的独白话语也被作者置于引号之内。该小说通过冬儿的母亲之口，描述了其颇为坎坷的人生经历：遭到丈夫的遗弃，一个人千辛万苦把冬儿抚养长大，现在冬儿终于有了归宿，而她也算熬出了头。这里戏剧性独白的运用，不仅刻画出一个下层劳动人民形象，还展现了被赋予阶级和女性他者双重身份的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传递了作家对底层女性生活的关注与同情。而冯沅君的《潜悼》采纳的则是自白体，涉及第一人称叙事者兼主人公对其去世的表嫂的内心独白，受述者的缺席造成了小说叙事格局的戏剧化。通过这种文体样式，读者了解到主人公和表嫂之间的乱伦之恋，洞窥到了其徘徊于欲望和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心情及其对人生的虚无感。同时，主人公的自白从一个侧面也暗示出父权制中旧式女子不能自主的悲剧命运，从而表现出作家对封建专制和旧礼教的批判。无疑，小说中独白体的运用，使五四女作家们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使其人生境遇和个体生命体验得到戏剧性地呈示，从而实现了她们话语权威的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