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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之道德该何去何从关于公民道德的议论文2000字


    在大众的认知中,我们的社会正欣欣向荣地不断发展并走向繁盛,逐步接近我们理想中宏伟的政治蓝图。这种接近,是物质资产与道德素质的双接近,暗含了一种“文化反映经济政治”的意味在里面。就其社会表面的大体趋势来看,这是一种不错的乐观估计,然而这种估计宛如宏观大海平静的蓝色海面,你不深入体会微观的细节,便不知其下实则是否孕育着令人担忧的暗涛。
    以下是一个不久前我亲自体会的事例。我住的电梯楼不巧坏了两部电梯,本就负荷过度的运输重担毫无疑问地压在了仅剩的两部电梯上。放学时分,本就拥挤的楼道人满为患,人人只能耐性等待。好不容易等到了电梯,门应声开了,此时发生的一幕却令我大为惊异。后来的初中生们像穿山甲一样钻到了最前面,一窝蜂地拥进电梯,全然不顾原先等候多时的其他住户。由于他们的插队争抢,给别人带来了时间上的诸多浪费。然而,这种行为并不是没有人管,某位女孩的外婆(或者是奶奶)见孙女插到了前面,出言制止,女孩却不耐地说:“唉呀,你别管我。”闻言,我心道:“哈,这学校该好好教育教育它这群小蹄子了。”这所初中也算是一个国家精英人才的输出地了,学生的道德素质却脱离了他们的学业水平。寻常我们总轻而易举地将此类问题归结为教养问题,但若这已不是一群学生的行为不妥,而是出现从复旦学生投毒到十二岁男孩弑母等诸如此类严重的道德问题时,我们是否就该深究其因果了?
    驱使这种不道德行为的个人根源,其实可用“自私”一词以蔽之。而自私极易导致的各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则算道德的缺失了。然而这便存在疑惑。众所周知,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每过一个十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上一个台阶。七十年代的人的成长环境当然无法与八九十年代的人比,而八九十年代的人又无法和零零年代的人比。按常理,可分得的资源越少,人越易野蛮自私。如今条件优越了,新生代们被普遍感受到的自私,却与日俱增了。反倒是在之前,甚至我童年的时代,别说是争抢了,即使自己手中只有一半蛋糕,也被教导要再分人一半,事事以温和谦让为先,甚符合传统中国人的性格。想来如今的道德问题其实也并不尽是他们自身的错,除了家庭及学校教育的不达标,其实还是社会的毛病。虽然有良好品德的社会精英不乏人在,但终究不成排山倒海之势,真正高山景行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以至于一件道德小事都值得被媒体各种报道。大多数情况下,在中国,没有人愿意同你讲道德规则,别说拨乱反正了,切身应得利益都不一定能被尊重。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了占有更多的资源,许多精英们考虑的问题都变成了:我未来要赚取多少财富,我未来要赢得多高的社会地位。习主席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北大教授口中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队伍若越发壮大,连作为民族未来的精英都不能幸免的话,我们对社会主义大同社会的要求就难以接近,甚至长此以往,国家精神体系都摇摇欲坠。灵魂不但跟不上肉体,反而倒退回去了,就像《红楼梦》里冷子兴这样评说宁荣两府的一席话:“谁知这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胡适有言:“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胡适的话与法家的主要思想不谋而合了。我们要拨乱反正,挽救走偏的世风,空谈道德莫若遵守切实可行的制度。我们总拿自己对比欧美发达国家,对比香港,难道他们的普通公民个人素质真的就比中国高吗?无非也是因为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规范了他们的行为,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为而什么不可为。具体的东西总比抽象的东西容易实施得多。道德太虚幻了,它不是一个人人都务必不能违反的准则。上面没有义务要求也没有明令禁止,全凭主观掌控,在不同人心中就有不同的偏差。因此,我们只能从侧面出击,最后才能水到渠成地功下那座最高的道德堡垒。
    有人可能会质疑,如若全靠制度约束,如果哪日公共场所一断电或是国家机器一瘫痪,盗窃乱贼之事不就一哄而起了吗?甚至搬出孔子的训诫:“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来支撑质疑。可是他全然忽略了制度约束与道德相辅相成的关系。准则即包含了善恶美丑的判断,随着它的推广与践行,人们心中自会形成道德底线,道德体系与社会良知。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也可完全忽视道德的渗透,因为下层基础砌成之后,没有上层楼阁的继续建设便空为无用之功。
    既如此,制度的具体制定似乎是现实中亟待攻坚的一道难题,被过度宣扬的精英教育在当今局势下也可以暂且放松一会,公民道德考核体系的建立或许可成为一大新的时代课题。不说效仿我们老祖宗的察举孝廉制,就横向看看德国——某位中国留学生发现了坐车不买票却无人监管的漏洞,屡次逃票,却不知诚信考核体系已记录下了他的污点,让他最终招致了无人录用的后果。类似的考核体系的建立,在当今信息化、大数据的蓬勃发展之下应是不难做到的,而它对于社会风气的培育和国家进步的积极作用又是不可估量的。
    在这个愈发呼唤道德回归,需要道德作根基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像孔子一样审视社会、反思深省的人存在,万不可使未来我们作为知识和经济的债主,却在道德上负债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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