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国人讲究“音韵”,也爱好在各类文体中使用对仗、排比等节奏感较强的句子。古代诗歌的代代传诵与当今中国人在韵律方面较强的阅读期待之间存在何种联系?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学者。
押韵预期诱发神经反应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教授杨亦鸣向记者介绍,近年来其研究团队采用眼球追踪、神经电生理和大脑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文化行为与大脑之间的作用模式和机制。研究人员对古诗阅读的神经认知机制进行了分析,探索了传诵诗歌的文化行为与中国人在写作和阅读中对讲究平仄、对仗、押韵之文句的特殊偏好间可能存在的科学关系。
研究显示,中国人在阅读古代诗歌过程中,在韵律生成和诗意理解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认知和神经方面的机制性基础。阅读中国古代诗歌中押韵的典型神经电生理指标(P200)的发现,为中国人在诗歌阅读中的早期押韵效应找到了证据。对一般受众的押韵预期激活时间进程的考察则表明,押韵规则在早期时间窗口被快速激活,影响诗歌的第一遍阅读过程;违反押韵规则,被试阅读关键字的首次注视时间和凝视时间显著增加。这种差异在关于诗歌语义内容合理性的试验中没有得到显著体现。
“对于音韵的特殊偏好,促使人们在阅读古代诗歌时快速激活押韵规则,期待声律和谐的韵律模式。这种押韵预期在早期阶段调控诗歌韵律生成,诱发出特定的神经电生理指标和早期眼动模式。”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陈庆荣总结说。脑电和眼动实验研究,为揭示中国诗歌韵律的机理,及其与中国人阅读和写作传统偏好的文化行为的关系提供了科学证据,构建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古诗爱好沉淀为独特“基因”
“中国人喜欢古诗,对古诗包括对联等内容的阅读及其带来的愉悦感逐渐泛化,并在几千年来一代一代传承,形成中国特有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行为模式和文化传承现象,沉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在杨亦鸣看来,在自然科学领域,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支撑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而从哲学社会科学视角看,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被一代一代中国人传承下来,逐渐沉淀为文化“基因”,就如生物学中的基因一样。
“这种文化‘基因’促使中国人在阅读古诗时会自觉摒弃一般文字阅读的模式,企盼形式工整、错落有致、声律和谐的句子,自然而然地进入希冀对仗、等待节奏、享受回环往复的声律美以及入韵字和相押字内涵勾连营造的诗意中。” 陈庆荣表示。
从比较语言学的视角看,汉语讲求音韵的这种“基因”具有独特性。陈庆荣认为,印欧语词汇大多是多音节词,存在大量辅音结尾的词;在韵式上,多音节词居多造成同韵词的数量太少,使得印欧语诗歌的押韵格式趋于多元韵式;辅音结尾的词居多损害了韵脚的响亮度和持久度。汉语以音节计时,一字一音。较之于印欧语诗歌,中国古代诗歌在语音层面、音节层面、文字层面均具备产生强烈音韵美的语言特质,容易让人产生深刻印象,并逐渐成为中国人的特殊偏好。
全面研究诗歌认知机理
杨亦鸣表示,以诗歌押韵为载体着力于传统文化语篇形式的探索,只是传统文化“基因”研究工程的一部分。从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看,应当进一步整合多种科学手段研究平仄和节律的认知机制,从而为诗歌认知机理与中国人阅读、写作偏好提供更加全面的认识。
“诗歌的创作技巧和生成法则对后续艺术形式的孕育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敏感地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智慧和文化。”陈庆荣表示,需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形与神之间相互作用机制,以揭示中国人对古代诗歌韵律特征有意识知觉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
“传统的文学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诗的国度,而‘韵律’不仅是诗的外在形式,也是精神内核。”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教授王为民提出,从语言学内部的学科分类上说,音韵学研究属于历史语言学的一部分,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探讨人类语言的起源及其演化。音韵学的产生与中国人对“韵律”的自我认知和文学艺术上对“韵律”的追求密不可分。探讨中华民族及其语言演变问题,需要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正确解读,需要在以音韵学、文字学和训诂学为核心的传统“小学”上下更多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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