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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翻案文学”?因何对日本文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以写作中国题材见长的作家为数不少,除芥川龙之介、井上靖等中国读者熟悉的大家之外,中岛敦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名字。与井上靖擅长史实小说、文体严肃不同,中岛敦更加接近芥川龙之介,这不仅因为两人的人生经历相似颇多,而且在文学创作上有很多相通之处,故而他被赋予了“小芥川”的名号。中岛敦也是位令人叹息的早逝天才,他在人世只活了33岁,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
    
    中岛敦(1909.5.5-1942.12.4)
    时光穿越回到九十年前。
    在日本东京本乡三丁目一带的雀屋(即麻将馆,日本的一种营业性娱乐场所),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戴着眼镜、略显文弱的秀气学生出入其间。别小瞧了这位学生,他可甚是了得,不只对这项带有射幸性质的娱乐活动十分着迷,而且似乎还很精通,从“喜相逢”“三步高”到“双龙会”“国士无双”,五花八门的牌张组合玩得出神入化,对各番种的计番规则也了如指掌,当其他玩客算不过来向这位青年学生请教时,想必他内心有种掩饰不住的得意吧。那个时候,大概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日后竟然成为一位作品独树一帜、受到日本文坛瞩目与好评,也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
    他就是中岛敦。
    一 中岛家的汉学系谱,兼西学修养
    1909年5月5日,中岛敦出生在东京市四谷区箪笥町59番地(现在的东京都新宿区三荣町)外祖父冈崎胜太郎家,尽管在户籍记载上他的出身地是北海道空知郡,但实际上他是地地道道的“江户儿”。中岛的祖上是手艺世家,上下几代在日本桥新乘物町(现在的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堀留町)制作和贩卖兜轿,一直到祖父庆太郎(别号抚山)的时候,因为厌嫌祖业而投入当时著名的汉学家龟田鹏斋之子稜濑的门下,习读汉籍,稜濑死后继续师从其养子莺谷,后来,庆太郎在东京近郊的埼玉县南埼玉郡久喜町(现久喜市)开设了汉学塾“幸魂教舍”讲授汉学,庆太郎死后汉学塾则由中岛敦的伯父端藏继承,端藏号“斗南”,就是中岛敦早期小说《斗南先生》的原型。除了伯父端藏和父亲田人,中岛敦的母亲千代也曾担任过小学教员,另几位伯父叔父竦、若之助、开藏、比多吉等,也个个深得家学,成为汉学者或汉学爱好者。研究者村山吉广曾通过深入调查梳理了中岛家的汉学系谱,并写成《评传中岛敦:从家学的视角展开》一书。
    本乡三丁目是东京大学的所在地。沿着本乡街道一路向北,可以看到著名的“赤门”,门内即是东京大学校园(如今是东京大学本乡校区)。江户时代,日本的藩王娶妻建赤门是一种习俗,东京大学的这座赤门就是当时的加贺藩主前田齐泰为迎娶德川家齐将军的女儿而建的御守殿门,因为明治维新之前这里是前田家的私邸。1930年时的中岛敦已经跨入赤门、成为东京大学文学科的一名学生,但一直到1933年毕业,在学期间他只很勉强地为日后的作品《北方行》做了些素材准备(但最终仍未完成),此外与文学几乎毫无钩葛,尽管他的确热爱文学,尤其喜欢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毕业那年,他的论文题目是《耽美派之研究》,“耽美”就是唯美,正是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那一派所代表的文学追求。
    大学三年,中岛敦将大把时光消磨在了雀屋(对了,他和后来成为妻子的桥本多加就是在雀屋结识的)。麻将之外,中岛敦还有一大爱好,跳舞。当然是跳西洋交谊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在日本得到迅速发展,西学侵加,洋风猗靡,跳交谊舞是一种很西式的行为,很难想像酷爱麻将、中国文化素养极高的中岛敦居然还会热衷跳西洋舞,但这也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贯通中西的修能,事实上,除了承袭自家族的汉学功底,他对欧美的古典主义文学乃至现代主义文学也非常熟悉,曾经翻译过弗兰兹·卡夫卡和阿道司·赫胥黎的作品,《山月记》中可以看出捷克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和英国作家大卫·加内特对他的影响。
    二 猝然离世,职业作家生涯仅四月
    
    中岛敦自画像
    1933年中岛敦从大学毕业,进入大学院(研究生院)深造,但翌年便因病退学。报考了两次朝日新闻社都因健康问题没能被录用,又托在中国满洲担任高级官僚的叔父比多吉斡旋,打算前往中国谋一份差事也未成功,最后凭借祖父的关系得到了私立横滨高等女子学校的教职,教授国文及英文。然而,曾令他不得不放弃研究生学业的哮喘病日益笃重,1940年前后他撑着病体每周只能上一两天的课,至1941年3月向学校提出休职养病,同年6月辞职。几乎与此同时,他决定入职当时日本为统治其占领下的南洋群岛而专门设置的南洋厅,以内务部地方科国语教科书编辑员的身份,远赴帕劳的科罗尔岛。前往南洋,当然也有调养身体的目的,那儿气候宜人,风光旖旎,节奏缓慢,生活闲适,中岛敦后来在寄给长子恒的明信片中写道:这儿的每棵椰子树上都结着硕大的果实,谁都可以随意爬树上去玩。看得出他心情很不错,也许这些高大的椰子树令他联想起了东京大学校园内那成排的银杏树。
    1942年3月,中岛敦因宿疴复发以及不堪当地的登革热肆虐,加之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遂与有着“日本的高更”之誉的画家、雕刻家和民俗学家土方久功同行回到日本,暂住在父亲家养病,7月正式提出辞职,转入职业作家的生活。然而仅仅四个多月后就遽然长逝,年仅33岁,死因是支气管性哮喘。
    远赴帕劳前,中岛敦曾将自己写的几篇作品原稿合在一起以《古谭》为题寄给之前结识的小说家深田久弥,拜托其设法发表。这年十一月,他在给妻子多加的信中提到:“我死之后,将托付给深田久弥的原稿和其他原稿归整在一起,孩子们如果有谁长大了爱上文学的话,就统统交给他。”大约半年后,深田与广津和郎、川端康成、小林秀雄、林房雄等人共同创办的同人刊物《文学界》急需稿件,深田便从中岛敦交给自己的《古谭》中挑出《山月记》《文字祸》两篇推荐给刊物,并得以刊出。深田将作品刊出的消息写信告诉中岛,但中岛3月回国,读到此信时已经身在东京了。
    由于《山月记》等两篇作品刊出后受到好评,给了中岛极大的鼓舞,他接着以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小说家罗伯特·史蒂文森晚年同情和参与南太平洋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经历,并糅入自己在南洋岛国的思索和感悟,写成中篇小说《光·风·梦》,同样发表于《文学界》,该作品一举获得芥川奖的提名。光明的前途似乎已经在他面前铺开,可惜天妒英才,花锦世界与他不会有任何的关系,真是吾意正翛然,人生如寄尔!尽管那个年代,弱冠夭亡毫不稀奇,文学才俊英年自殁的也不在少数,但像中岛敦这样成为职业作家仅四个月、闪亮登上文坛也只不过十个月便倏忽谢幕的实在是绝无仅有,他恍若一颗灿亮的火流星,虽然就那么短暂地一闪而过,却用他燃烧的生命照亮了天空,给人留下惊起梁尘的永远记忆。
    中岛敦去世后,在深田等朋友的鼎力帮助下,他的其他几篇作品以遗作形式也得以发表,包括《李陵》《弟子》等,《李陵》的题目也是深田敲定的,而在中岛敦留下的记事贴上,写有几个题名,却始终确定不下究竟选用哪个,这个小细节,其实可以说与中岛的创作动机以及创作主题形成等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即他的性格特征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可惜没有被多数人注意到。1944年8月,《李陵》经卢锡熹翻译,由上海太平出版公司出版了中文版,这是已知最早的中岛敦作品的中译本。
    1948年,中村光夫、冰上英广等人收集整理中岛敦的作品,结集由筑摩书房刊行了三卷本的《中岛敦全集》,获得每日出版文化奖,《山月记》还多次被收入新制中学的国语教科书(中岛敦大学时代的友人钉本久春在文部省就职,竭力推介该作品入选教科书),更是成为大众熟知的名作。全集的出版,标志着日本文坛对中岛敦全面的再认识,开始将其置于日本社会现实之下进行观照和省思。
    
    中岛敦《我的西游记》初版和《南岛谭》初版
    三 中岛敦中国题材的异质
    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以写作中国题材见长的作家为数不少,例如芥川龙之介、井上靖,但除了这些中国读者熟悉的大家之外,中岛敦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名字。与井上靖擅长史实小说、文体严肃不同,中岛敦更加接近芥川龙之介,这不仅因为两人的人生经历相似颇多,而且在文学创作上有很多相通之处,故而他被赋予了“小芥川”的名号。
    除去唯一的中篇小说《光·风·梦》和唯一的长篇小说《北方行》(未完成),中岛敦全部三十余篇作品中,有近十篇取材于《左传》《论语》《庄子》《史记》《西游记》以及唐传奇等中国典籍,这些作品融合了浓郁的中国古典气质与日本怪谈草纸的诡谲奇诞,读来别有味道。《山月记》取材自中国唐代传奇《人虎传》,描写李徵一心向往仕途、追求功名利禄,但却为人清高孤傲,不甘与世俗为伍,又因纵火杀人,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最终沦为虎身。中岛敦则将其“翻案”成李徵既怀才不遇又不甘沉沦,着重刻画内心世界,揭示出其强烈的自尊心和巨大的羞耻心并存,正是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使他最终承受不住外界的压力而丧失自我,从而摒弃原先宣扬因果报应的主旨,突出了人性和人性异化这个主题。
    日本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品是通过模仿和改编各国的古代文学作品而创作出来的,这些被统称为“翻案文学”。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两拍》等经典名作不知被翻案了多少遍、演绎出多少百啭千声的作品,曲亭马琴(本名泷泽马琴)、吉川英治、上田秋成等是其中的佼佼者;森鸥外的《寒山拾得》、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太宰治的《清贫谭》等也都化出自中国文学作品,太宰治的《快跑,梅洛斯》则取材于德国诗人席勒的诗曲《人质》。往上追溯,据学者研究《源氏物语》开篇的《桐壶》是白居易《长恨歌》的翻案,其结构与《长恨歌》的框架如出一辙。“翻案文学”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日本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越境。
    中岛敦创作的“翻案文学”除了以小说的形式解读中国文化、诠释中国哲学、现实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外,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以中国历史和古代人物为载体,尖锐地揭示近代知识分子的苦恼,探讨了在历史冲突下个体的选择及其命运,探究人性的幽暗与自我存在,追问人的存在意义,从而充满了哲学性和现代性。
    中岛敦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贯穿了一种不安意识。在命运的恶意面前,个人的努力永远是徒劳的,他试图摆脱个人的不安,却无法摆脱时代强加给人的不安,他作品中流露的这种虚无、无望、悲哀情绪,即使在今天仍然深深触动着不少人的心灵。
    有日本研究者表示,同样是描写知识分子内心不安和寻求灵魂解脱,同样是创作“翻案小说”,也许没有人能够写出中岛敦那样的作品。究其原因,除了家学渊源,使得其熟谙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学养深广外,中岛敦幼少时期的经历以及那段经历对他的人格塑造,也是他能够写出题材风格别具一格的作品的重要因素。在进入著名的旧制“一高”——现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前身——之前,中岛敦的生活非常不安定,父亲一次离婚两次再婚加上一次丧妻,使得中岛敦共有一个父亲三个母亲,从一岁起就被寄养在祖父母家,与父母多年不在一起共同生活,导致他和父亲以及两位继母的关系始终不太融洽。从九岁起,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中岛敦又跟随父母四处颠沛,还先后到过中国大连、朝鲜京城(现首尔),他初中就是在京城府立的京城中学读的。
    幼少时期的父母之爱缺失造成了中岛敦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性格构造,敏感、自卑、优柔,同时具有极强的感受性,这些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担任教师时期,中岛敦写了多篇作品,都因为没有自信而不敢发表,至于伴随他一生的痼疾哮喘则是典型的过敏体质的表现。敏感的身心,加之先后在当时日本两处殖民地的罕见生活经历,造就出中岛敦这样一个文学奇才,其他人自然是难臻其境的。
    1975年12月,日本横滨的有关人士在横滨学园附属元町幼稚园建立了中岛敦文学碑,这里是他曾担任过教职的横滨高等女子学校的旧址,石碑上用中岛敦的笔迹刻着《山月记》的起首一段文字,有兴趣者可以前往一瞻。
    横滨的外国人墓地还建有中岛敦纪念碑,这里是中岛敦《变色龙日记》的小说舞台,也是他教书之余散步流连的地方。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也数次在那一带流连,当时还不知道中岛敦这个名字,不过即使知道也无缘进去参观的,因为这儿平时并不对外开放。
    东京近郊的埼玉县久喜市则建有“中岛敦有缘之地”纪念碑,中岛敦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 (本文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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