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郭沫若的五个流言及真伪(2)
http://www.newdu.com 2024/08/28 04:08:48 《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 李斌 参加讨论
二 第二个流言：因为郭沫若的批评，沈从文中途折戟，从文坛消失。 这个说法主要来自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他认为，在1949年前后，对沈从文打击最大的就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有了这篇文章后，沈从文就从文坛消失了。[10]陈徒手在《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中认为：“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11]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看批评的语境。 1946年底，国共和谈失败后，周恩来被迫从上海回到延安，他接连给郭沫若写了两封信。在12月31日的信中，周恩来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进展，明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困难，坚持人民路线，我们必能克服困难，走向胜利。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艰巨的岗位有你担负，千千万万的人心都向往着你。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那时，我们或者又携手并进，或者就演那里应外合的雄壮史剧。”[12]郭沫若是中共秘密党员，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他仍然坚持在国统区斗争。周恩来在这封信中给他下达了任务，要他在国统区领导民主运动，这就是郭沫若处在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上的任务和使命。 沈从文是国统区有影响的大作家，他通过杂文议政，三次挑战郭沫若的使命，郭沫若出于捍卫民主运动的考量，对沈从文进行了严厉批评。[13] 第一次挑战是1946年，沈从文写了一篇长文《从现实学习》，其中两点让民主人士震怒。第一，他批评昆明的民主运动，认为一帮政客文人表现欲太强了，一帮银行家的功名欲太强了，两相结合起来就形成“民主堡垒”；他所谓的“表现欲”太强的人包括闻一多、李公朴、费孝通、吴晗等民盟领导人。第二，当时正在进行联合政府的谈判，准备组织一个由各党派选出的40人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来取代国民党控制下的国民政府，委员有1/3的否决权，中共和民盟联合起来想要争取14个委员的名额。这件事在当时争斗得很激烈。沈从文看不过了，他说，你们这些人争来争去，不就是想当官吗？实际上他是曲解了。为什么要争14个名额？因为这是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性质是联合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决定性因素。但他理解不了这一点。 《从现实学习》发表后受到了很多批判，最先批判他的是民盟成员王康，他在《文汇报》五次连载《沈从文批判》，他特别谈到沈从文将闻一多之死说成“愚人一击”，闻一多明明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沈从文还说“愚人一击”，这难道不是为国民党推卸责任么？[14]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由胡风主持，在1946年底开了一次会，他们说有一类人自命清高，站在一边说风凉话，这类人的代表就是沈从文。这个会议的情况发表在上海《文汇报》。[15] 郭沫若因为有事没有参加全国文协的会议，但在《路边谈话》、《新缪司九神礼赞》这两篇文章中批评了沈从文。郭沫若说有些大学教授说我们想做官，大学教授就不是官吗？[16]有些人说只有写小说才好，我们那些写杂文的、写诗歌的、搞绘画的、搞摄影的就不好吗？大家都做出成就了。[17]这两篇文章都给沈从文留有余地，没有点名。但是沈从文不理他，继续挑战。 沈从文第二次挑战是1947年1月的《新书业与作家》一文。他在文章中说，职业作家生存艰难是出版业不健全，创造社为什么倒闭了呢？书业竞争，自己经营不善，所以倒闭。[18]这就彻底惹怒了郭沫若，因为他是创造社的精神领袖，是创造社的主要负责人，他对创造社的历史当然比沈从文清楚。郭沫若于是写了《拙劣的犯罪》进行回击，他说创造社明明是被国民党查封的，沈从文是伪造事实，拙劣犯罪。职业作家生存艰难是因为国民党压迫，你写书出版不了，写文章给你删删改改，你能不生存艰难吗？[19]郭沫若这次点了沈从文的名，而且火气很大。 沈从文的第三次挑战体现在两篇文章中。先说1946年9月的文章《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从文说当时的年轻人跑去张家口，这是胡闹，图热闹，做无望流血。[20]这个事情让郭沫若很恼火，张家口就是解放区的代名词，沈从文说张家口在做无望的流血，不等于在说共产党白搞了吗？1947年10月，民盟在上海的总部被国民党查封了，被迫停止活动。沈从文写了《一种新希望》。他说民盟停止活动，是因为他们内部人事关系没搞好。[21]针对这些言论，郭沫若在1948年春天写了《斥反动文艺》，批判沈从文：你的小说怎么样呢？《摘星录》等小说是“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还批评沈从文存心做一个摩登文素臣。[22]文素臣是《野叟曝言》对封建统治者忠心耿耿的形象。 郭沫若的批评比较严厉，但对沈从文有影响吗？其实，当时不止郭沫若，几乎一半的舆论都在批评沈从文。沈从文有一点怕了，他在给丁玲的信中说他怕中共，怕民盟。[23]而郭沫若此时的公开身份是无党派人士，怕中共，怕民盟，并不包括郭沫若。解志熙教授也认为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并没有让他惊慌。“沈从文也不惊慌，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沈从文看得高兴，觉得早知如此，自己就该当一名随军记者，可见他的自信还在；并且在这前后，一些地下党人、革命干部、以至中共的高级干部陈沂等，都去看望过沈从文、安慰过沈从文，他又有什么好惊慌的？”[24] 1949年后，新政权给了沈从文很多机会。首先是1950年派他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很多人去学了后都受到了重用。沈从文也去了，但他看不起那些教员，也看不起那些学员，跟厨师关系好，天天去炊事班里跟人家聊天。[25]1951年底，沈从文被派去川南参加了3个月土地改革，他去了后，嫌人家菜难吃，又嫌工作艰苦，特别想回来，想写小说，但又担心写不好。[26]所以这两次改造，沈从文都不顺利。沈从文是非常强大的人。1953年，在公私合营中，开明书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后，开明书店新掌权的年轻董事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你的小说不适合新社会了，你在本店已印待印各书及纸型已全部销毁。这才是对他放弃写小说具有决定性的事件。[27]尽管如此，沈从文1953年后还是写了很多诗歌、散文，只是风格跟1949年前完全不一样，对于有些批评家来说，这就不是文学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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