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宣告这一巨变的是遍布全球、人人感知的危机。环境急速恶化、局部冲突不断、核战威胁、贫富差距拉大、莫名流行病频发、不平等普遍存在……这不能不促使人们警觉：地球怎么了？人类怎么了？未来的路在哪里？
世界性危机自人类进入工业化开始。工业化极大促进了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工业产品需要更为广大的市场，生产资料需要无限的供应地，这是出现“殖民运动”的实际推动力。伴随“殖民运动”，层出不穷地出现了论证工业社会符合“理性”、科学成果的绝对性、欧洲文化中心论、侵略并殖民其他民族的必然性和神圣性的论著，学术派别也迭出炫目。
一些生活在“世界中心”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心之深处仍然潜藏着希伯来—希腊·罗马的哲学，“文艺复兴”把人格神请下了宝座，却同时创造了一个令人震惊艳羡和崇拜、带着旧神之灵的新神——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科学技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艺复兴”乃以希伯来—希腊·罗马混血之躯壳，“兴”起“新世界”之神，对纪元前后的文化和中世纪黑暗并没有从根子上予以否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三种方式：隔绝、对抗、对话。在任何历史阶段，人类关系从不会是纯一的隔绝、对抗或对话，而是以其中一种方式为主，其余二者为辅。远征、“发现新大陆”、踏上“东印度”，是人类从以隔绝为主转为以对抗为主的标志性实践，两次世界大战是对抗阶段的巅峰。
此前“世界中心”之“核”，先后是荷、葡、西、意、法、英等欧洲国家。经两次大战，中心之“核”移到了美利坚。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究其实质仍在制度本源。
经济领域的自由化，简言之就是市场拒绝政府的规划、干预、约束，一切随市场之便。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一家独大，“自由化”愈加“自由”，号称“新自由主义”。凭借世界最富有经济体的实力和地位，废除金本位，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给全世界制定了规则，再加上为保护这一新型殖民运动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管理等一揽子指针，构成了近一个世纪的“世界秩序”。
贰
老殖民主义穿上了新衣，其内核仍是启蒙运动留给后代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机械论、终结论，绝对论、宿命论之类多次被历史否定了的“原则”。“世界秩序”，实际就是用极巧妙的方式把这套规则强行推到全世界，无论是所谓新兴国家，还是“西方”内部美国之外的国家，无一幸免。
“世界秩序”仅就其字面理解，就是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规则。基辛格以这个词语为其新书命名（《World Order》）。他在该书序言中说：“该体系（指规则、秩序）没有一个各国均认可的定义。”甚至直率地指出：“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但是早在19世纪初，美国就已经声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从“代表”到“世界秩序”的制定者和总指挥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个短暂的距离，就是踏着“世界秩序奏鸣曲”走过的；指挥和演员是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和他们身后的政客。
何为“秩序”？我们引进词源学的一点例证。《说文》上说：“秩，积也”；“序，东西墙也”。“积”字也从“禾”，以之释“秩”，原指收割后禾粟的储存形态；此犹《史记》所说的“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禾也好，薪也好，其他物事也好，“积”都有个次第，这个次第是事物本有的。“序”所指的“东西墙”，乃谓古人室前阶上之“堂”左右两边的墙，“序”就成了主、客及他人登堂、依年龄或尊卑安排座席的标记性设施，因而也就有了次第之义。由此可见，汉语的“秩序”蕴涵着物随其自然、人循其伦理而排列的意思。汉语的“秩序”和英语的Order对译，而Order除了规则、程序这类意思外，还有“命令”之义。“世界秩序”，在中国的古今语境中只是指世界各国自然而然形成的、公认的、彼此相处的目的、方式和原则，而英文则隐含着（甚或是在暗示着）由某国或某集团制定并“命令”各国必须遵守、不得违规的意思。
“世界秩序”胯下的一匹骏马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意图和规划，早在1947年制定的“关贸总协定”已经奠定基础，但在“冷战”和众多殖民地尚未独立时期只能实现“半球化”，或者可称为“西方一体化”。直到1991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才真正飞快地实现了全球化。
“全球化”畅行世界20多年，“新兴国家”多数没有探索自己应走和可走的路，几乎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吃药，走得越快，跌得越重。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20余年前出版了一本《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较全面地解剖并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的内外政策。就像其书名所显示的，他认为，这二者几乎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是理论体系，一个是据此理论对全世界发布的号令。
叁
近些年，有预见性的民族与国家以及美欧的一批智者直称美国鼓吹、构建的是“文化帝国主义”。近年来，遍及全球的对于本土或民族文化传统的怀念与回归，就是对“美国化”的抗拒。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莫过于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与会者“明确感知到旧的国际秩序难以维系，需要确立新的秩序”。
未来路在何方？“新的秩序”怎样建立？是继续沿着彼此对抗，唯物质享乐是求，以战争、屠杀、压迫为乐事的旧路走下去？还是改弦更张，走上包容、和谐、互尊、互鉴、互利，为多数人、为世界、为永续的康庄大道？
眼下，为“世界秩序”思考、研究、呐喊、争辩之声哄然杂沓，粗略分之，大约有固守派、悲观派、迷茫派和颠覆派数种。一提到固守派，人们首先会想到弗朗西斯·福山。但福山只是用资本主义卫道士的眼睛，寻觅资本主义制度机体上的小伤小疤。加拿大学者马克·斯坦恩，2006年出版了《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
书中，他既惊愕于西方将衰，又坚持着美国中心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西方世界之面临末日归结为若干枝节性、技术性的问题。我认为称之“悲观者”颇为恰当，因为他看不到未来。在理论界“迷茫者”尤多，他们看到300多年来的秩序已经破碎，却未知其由，遑论探索未来，或仅局于一隅，或言不及义，书文中弥漫着悲观气息。颠覆派痛斥新老自由主义、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之邪恶，矛头直指占人口仅1%的食利者，一再提出要重塑文明、再建秩序、尊重文化多样性、开展跨文化交流。例如，图宾根大学的孔汉思，多年倡导各种宗教、信仰共建“世界共同伦理”。但在这类学者中像《十字路口》一书的作者彼特·诺兰那样，注意到西方应该关注东方学者的并不多。诺兰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当代经济发展及社会问题，认为美国应该从中国的儒家、道家汲取养料，避免二元对抗的弊病。
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法剖析当代，窥测未来，颇多启示意义，但还有可以补苴之处。
1.没有向人们显示出文化的整体性、复杂性，也没有分析每种文化内部的层次及其相互关系，时时把一些文化表象和文化核心混而论之。
2.在反思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根源时，鲜有触及问题症结。
3.许多西方学者极力批判“现代”哲学理念、“绝对真理”和思维方式，却在不知不觉中坠入窠臼，出现“自悖”之处，不易切中骨髓。
4.大多西方学者对东方传统文化和近百余年的状况，特别是中国当代的起伏变化缺少了解，这是近200年来中西交流不平衡的反映，也是有待东方诸国提供合作的领域。
肆
中华文化经历数千年的血火锤炼、栉风沐雨，形成汤因比所称赞的五千年的“超稳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文化。对于关注、认识和挽救人类于泥淖这一历史性任务，中国有着实实在在的自信。
这种自信来源有二：一是民族的文化宝库丰富璀璨，中华文化独具优秀特色，截然区别于尊崇“丛林法则”的西方文化；二是百年历史，特别是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中国这株硕大的不老树的特色深植亿万人民。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遇难呈祥”，原因之一也就在于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历史没有终结，而且永远不会终结，终结的只不过是曾经如日中天，但已不合时宜的思想和制度。
我们是否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尽力？
1.清除西方的有害激素。百余年来西学东侵的不良“营养”，已沉淀在教育、学术、商业、科技、家庭等领域。这些“杂质”已经阻碍了西方自身的正常发展和变革，也在阻碍着我们各项事业的进步。当然，我们永远不会拒绝学习他者之长，包括欧美的先进成果和经验。
2.筛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中华文化的许多思想和理念超越时空；有些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演进；有些经过生活与科学的检验应该被抛弃。
3.当今学者与现实、大众、教育系统脱节。不论人文、社会、哲学学科抑或自然学科和技术，还是学人、科学家，大多局限于高校、研究院所的书房和实验室中，鲜有人走出大楼到社会调查民众之所期，或者进入中小学课堂和社区去讲课、演示和座谈。民族传统的保存和传承，一仗政府的重视，一靠学界的研究和普及，一凭广大民众的知而行之或行中获知。
4.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伟大事业。文化交流可分为三个层面或板块：政府、政党间交流，民众交流，学界交流。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和而不同等理念与当前“世界秩序”既相克也相生。
5.“关注当下，关注世界，关注未来”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这里所说的“关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关心、注意，而是中国儒家“知而行之”的“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知”。抛弃学术“价值中立”的思维，以专业资源解剖世界格局中的种种真相与幻象、真理与荒谬，以此告知同行与民众，共同推动世界格局之巨变。
要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文艺复兴”，是很困难的。但这绝对不是乌托邦，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下大同，是人们朦胧的理想；19世纪初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等人以先见之明创立学说并进行实验，但那时生产力水平、科学发现和阶级关系，没有给他们提供成功的可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被证明是迄今最科学、最有用的理论，凭借中国的经验和文化，有伟大的中华文化的积极参与，促进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人类走向货真价实的对话时代、无战争时代，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本文为《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自序，中华书局2017年6月版，编发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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