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闽”
http://www.newdu.com 2024/11/03 04:11:16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 李如龙 参加讨论
摘 要：“闽”在古代字书只有平声的反切, 音近“蛮”或“民”, 闽地读音也只有平声的文白读, 现代官话多读同“闵” (上声) 是后来的变读, 依“名从主人”原则, 应定为“min阳平”。“闽”古时是族称, 也是国名和方言的称谓, 还反映了蛇的图腾崇拜, 与福建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信仰都有深刻的联系, 是研究闽地历史、闽语、闽文化乃至东南海洋文化所必须深究的重要概念。 关键词：闽；古今音；历史文化意义 作者简介：李如龙,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 金：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调创新中心专项“两岸语言文化关系研究”的阶段成果。 引言 “闽”作为族称先秦就有了, 从唐后所建的“闽”国到后来的闽省之称已历经千年, 闽语作为汉语的重要方言也在东南沿海和东南亚有广泛流播。但是“闽”的读音和有关含义至今还不是十分明确。本文列举了古来字书注音和现今各地闽语的读音, 论证了“闽”的读音应是读为阳平调的min。就其历来的含义说, 闽地的闽人和在这里形成并向东南沿海和东南亚散布开去的闽语, 已经使“闽”字成为历史文化的符号。本文运用地名和诸多民俗、信仰的事实说明“闽”的族源早期应是“百越”的一支, 后来又和闽人与畲族和客家的融合有关。 一、“闽”的古今读音考 先看古代的读音。 “闽”首见于《周礼·夏官·职方氏》:“职方氏掌天下之国, 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 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与其财用, 九谷、六畜之数要, 周知其利害。”汉代郑玄注:“东方曰夷, 南方曰蛮, 西方曰戎, 北方曰貉狄。玄谓:闽, 蛮之别也。”《国语》曰:“闽, 芈蛮矣。”《尔雅》曰:“九夷、八蛮、六戎、五狄, 谓之四海。闽, 亡巾反, 又音文, 又亡千反。《汉书音义》服虔音近蛮, 应劭音近文, 郑氏音。”唐代贾公彦疏:“按郑语史伯曰:‘闽, 芈蛮矣’。注云:‘谓上言叔熊避难于濮蛮, 随其俗如蛮人也, 故曰蛮。’彼不作‘闽’者, 彼盖后人转写者误, 郑玄以‘闽’为正。叔熊居濮如蛮后, 子从分为七种, 故谓之七闽也。”[1]《平水韵》“闽”在真韵平声, 与“民”同音, 收有“七闽、东闽、南闽”等例词。 郑玄、服虔、应劭都是东汉时期的经学家, 郑玄山东高密人, 服虔荥阳人, 应劭汝南人, 都在河南。按照汉代的说法, 闽与蛮似是读音之别, 可能就在中原一带也有方音之异, 但是不论是《广韵》《集韵》的无分切, 还是《切韵》《唐韵》的武巾切, 《集韵》的眉贫切、谟官切, 《洪武正韵》的弥邻切, 都是平声的读法, 和“民”“文”或“蛮”同音。照贾公*的说法, 闽、蛮本来同义, 只是写法有别, “闽”的本义是“蛮”, 与“蛮”同音, 写为“闽”是误写。 《中原音韵》未收“闽”, 后来的《音韵阐微》和《佩文韵府》, 直到1937年初版的《国语辞典》, “闽”也只有平声的读音, 与“民”同音。 早期闽地的韵书、字典中, “闽”的注音如下:明末福州话的《戚林八音》“闽”是宾韵、文 (m) 声母、平声, 与“民”同音；道光庚寅年 (1830) 编的建瓯话的《建州八音》有两读, 一读田韵、问 (m) 声母、第二调, 与“蛮”同音, 一读人韵 (eing) 、问声母、第三调, 与“民”同音 (按建瓯话第二调是早期浊平调混入清去, 第三调是后期的浊平字混入上声, 二者都是来自浊平字) ；1901年福州出版的《建宁方言汉英词典》 (Chinese-English of The King-ning Dialect, Methodist Episcopal Anglo-Chinese Book Concern) 的标音与此相同;嘉庆五年 (1800) 编的泉州话的《汇音妙悟》是“丹” (an) 韵、文 (m) 声母、阳平声, 与“蛮”同音, 注解为“土” (即白读音) 但未收文读音。漳州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是干 (an) 韵、门 (m) 声母、阳平声, 与蛮同音;1915年编的潮州话的《十五音全本》是干韵、文 (m) 声母、阳平调, 与“蛮、忙”同音；光绪丙午年 (1906) 编的古田话《加订美全八音》是宾韵、蒙 (m) 声母、阳平调, 与民、明同音。 可见, 早期闽语中, “闽”的声母都是m, 就韵母说, 闽东音同“民”, 读为;闽北、闽南音同“蛮”, 读为或an;声调都是阳平调。声母和声调在各地闽语是一致的, 韵母则分为两道:闽南、闽北与“蛮”同音, 闽东则与“民”同音。这很值得注意。 “闽”读同“蛮”既不是误读, 也不是特殊变异, 而是文白异读。就闽南话说, 真-质韵就有和init相对应的白读音an-at, 闽南最早的韵书《汇音妙悟》标有“土”字小注的有“闽、趁、衬”和“密、漆、虱”六字, 该韵书文白异读并没有收全, 现今的泉州话这两个韵的文白两读音还有“鳞lin-lan、陈tin-tan、呻sin-tshan、栗lit-lat、实sit-tsat”等例证。闽北韵书《建州八音》收的真 (臻) 韵读白读音ai的字则有“闽、蔺、鳞、嗔、臻、榛、蓁”等字。显然, 闽南、闽北的白读音是保留了旧层的上古音。中古的先韵字有些就是来自上古的真部, 在谐声时代“真、寒”部的字也常常是可以通谐的, 例如“民-眠、真嗔慎-滇颠填、鳞磷麟+-怜, 、臣肾-坚”等, 在上古都是真部, 到了中古, 前者是真韵, 后者是寒韵。 从闽地的读音而言, 音“蛮”是早期传下的白读, 音“民”是中古字书所注的文读。 再看“闽”的现代读音。 在闽语以外的现代方言中, 据《汉语方音字汇》[2]所记读音, 8种官话方言都与“民”同韵, 但读为上声调。闽语各点和梅县客家话、长沙、双峰的湘语与“民”同音, 读为阳平调;其余方言也与“民”同韵, 但不读阳平调:苏州为阴平, 温州、广州为阳上, 阳江和南昌为阴上, 南昌另有一读为阴去。 可见, 闽、客、湘来自浊平, 官话来自上声, 其他南方方言中也有从上声来的。作为一个地名、族名专用字, 本土的读音和邻近方言的读音 (阳平调) 都是符合古音的反切, 应该是比较可信的。问题是, 官话和其他方言的上声读法究竟是怎么来的?《说文通训定声》曾有一种说法:“, 假借为闵。《诗·大雅·召》:‘召, 凡伯刺幽王大坏也, , 闵也, 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3]这种不多见的假借恐怕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官话方言这种普遍存在的变读看来另有原因。从同音字的情况看, 读为阳平的min的常用字只有“民”, 而读为上声的min的常用字则有“闵、皿、泯、悯”, 原来反切属于平声的“闽” (武巾切) 和“抿” (眉贫切) , 因为不常用, 又是作为陌生的地名专用字, 可能就按照声旁类推 (闽-闵、抿-泯) , 读成了上声。从“名从主人”的原则说, “闽”的声调在中古音应该属平声, 在现代音, 次浊平声则应是“阳平”调。 以下我们再来看现代闽语“闽”字读音的四种类型及其分布。为了便于阅读, 以下语料不标音, 除了已经公开发表的著作、论文之外, 都取自香港中文大学和厦门大学合作的2003年开始调查的“大闽语研究计划”所记录的材料 (该课题语料已经备齐, 未发表, 本人和香港中文大学张双庆教授为课题负责人) 。 类型1:闽=蛮≠民, 见于厦门、漳州、南安、晋江、潮州、潮阳、澄海、汕头、揭阳、海丰、台北、台南 (鹿港) 、仙游、永安、三明 (三元) 、沙县、建阳、崇安、石陂、菲律宾 (马尼拉闽南话) 、泰国 (曼谷潮州话) 、马来西亚 (槟城闽南话) , 共22点。 类型2:闽白读=蛮、文读=民, 见于泉州、莆田、建瓯、尤溪、福鼎, 共5点。 类型3:闽=民≠蛮, 见于福州、古田、福安、寿宁、苍南 (闽南话) 、上饶 (紫湖闽南话) 、惠东、龙岩、明溪、泰宁、建宁、将乐、海口、文昌、乐东, 共15点。 类型4:闽=敏 (上声) ≠蛮、民, 见于泰顺 (蛮话) 、苍南 (蛮话) 、大田、电白、海康、中山 (隆都闽东话) 、政和 (镇前) , 共7点。 就分布情况说, 类型1、2、3都是只读阳平调的, 这些早期形成并定型的闽语的读音是一致的, 共有42点, 占绝大多数。类型1、2都有和“蛮”同音的读法, 共有27点, 占多数, 分布在闽南、闽中、台湾、潮汕, 其主体是闽南话和莆仙话。在闽东、闽北的闽语, 读为阳平调的只是个别点。类型4只有4个点, 主要分布在浙江和广东, 与吴语、粤语连片, 显然是受当地的非闽方言影响的结果, 温州吴语和广州粤语都把“闽”读为上声可以为证。在闽语本土只有个别点是读为上声的, 则可能是近代以来受普通话影响的结果。 可见, 反映闽语本色的是阳平调, 更具本土特色的是闽、蛮同音。 官话方言和一些非闽语读为上声都是不合古音的反切和本地传统读音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把“闽”的字音定为上声, 可能是按照多数官话地区的读法来定的。如果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 作为族名、地名的“闽”, 如果把“闽”的现代音定为阳平调的min, 可能更加合适。但是, 定为上声调有多数官话方言和一些南方方言为据, 且已经推行60年了, 怕也很难更改了。 二、“闽”的历史文化蕴涵 “闽”对于福建省和闽语来说,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称用字, 而是蕴含着多方面历史文化意义的符号。 首先, 它为我们提供了闽地、闽人和闽语的历史见证。从历史上说, 福建的开发是比较晚的。汉代的江南, 还被认为是“方外之地”, 直到汉武帝时, 因“东越狭多阻, 闽越悍, 数反复, 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 东越地遂虚” (《史记·东越列传》) 。长期在厦门大学任教的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早就指出:“闽地多山林岛屿, 易于藏匿, 岂能全迁其民, 使无孑遗。不过其伏匿再出者人数既少于前, 自晋以后汉人来者渐多, 故逐渐被吸收于汉族之中, ……古时整个越族占据于今之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省, 即中国之东南部, 此全部越族均汉代以后被吸收同化于汉族之中, 故作者认越族为汉族四大来源之一。”[4]林惠祥先生早年的这一说法堪称真知灼见。 关于“闽”和“越”, 又是国名, 又是族名, 文献里并没有统一、明确的界定。《说文解字》:“闽, 东南越, 蛇种。”这里说的“闽”是“越”的一支。《史记·吴太伯世家·索引》释“荆蛮”条:“蛮者, 闽也, 南蛮之名, 亦称越。”按照这个说法, 闽、越是蛮的族类中的同族异名。近人蒙文通则说:“越本国名, 其族为闽, 后亦用于族称, 泛指古东南沿海之民族。自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之后, ‘越’名大显于世。战国而后, 又有‘百越’一词, 泛指古东南沿海暨岭南地区及其居民。”[5]这是古今联系起来的解释。史上所称的“百越”先后有于越、杨越、吴越、瓯越、闽越、东越、南越、骆越、滇越、外越、山越, 闽越是其中的一支, 居住在闽地, 这是可以肯定的。据《东越列传》记载, 秦统一六国时, 将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废为君长, 以其地为闽中郡”, 但是实际上“闽中郡”可能只是虚设, 至今史学界还无法确认, 哪里是它的治所。到秦末大起义时, 闽越、瓯越和南越都发兵佐汉抗秦, “汉高祖五年, 以无诸为闽越王, 统治闽中, 定都东冶”。[6]1959年以来陆续发掘、后来在武夷山景区仿建的“崇安汉城”, 应该就是闽越王的王城故址。 不过, 福建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是后来魏晋和唐五代的两次中原汉人南迁的事。有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这个事实。据陈景盛考订, [7]从南朝宋 (420—479) 到唐建中 (780—783) 的三百多年间, 福建人口从37 524人增至536 581人, 翻了14倍, 突破了50万。这次跃进显然和初唐陈元光征讨平定汀漳有关, 漳州的增设是垂拱二年 (686) 的事。之后, 到宋嘉定十六年 (1223) 全闽人口增至3230 578人, 四百多年间又翻了6.2倍, 突破了三百万。第一次从几万人发展到50万人是经历过南北朝三百多年大乱、北人南迁的结果。据《元和郡县图志》的统计, 元和年间 (806—820) 福建的五个州共有户口114 129户, 两个数字大体是可以相互论证的。第二次从50万发展到300万则是经过五代时王审知统一全闽、休养生息的结果。历来关于闽语的历史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 闽语正是在中晚唐时代形成、五代十国时期定型的。那以后, 闽人在闽地的垦殖开发, 从五个州拓展为八个府, 据《福建历代人口论考》, 至清初 (1661) 全闽人口已达2106万, 后来由于迁台和出洋及自然灾害减员, 到民初是1500多万。这就是闽地、闽国、闽人、闽语所串联起来的历史。 其次, 闽地的闽人、闽语所打造的闽文化展示了可贵的品格和风采。 宋元以来发展起来的闽文化是富于奋斗精神的海洋文化, 这是闽人在向东南沿海拓展和走向海洋的过程中锤炼出来的崭新的品格。 闽地布满了高高低低的丘陵, 按照中原大地的农耕老法, 人口略为增长就难以对付了。进入两宋时代, 闽南人 (尤其是从泉州分立的“兴化军”) 就陆续涌向潮汕平原和雷州、琼州, 明清之后又大批量迁往台湾。在近海拓展获得业海技术之后, 还进一步走向海洋。宋代地理总志《舆地纪胜》曾援引惠安人谢履的《泉南歌》———“泉州人稠山谷瘠, 虽欲就耕无地辟, 州南有海浩无穷, 每岁造舟通异域”, 这是闽人靠着造船和航运走出海洋的最早记录。南宋泉州港一跃成为世界大港, 把大宗本地盛产的瓷器和茶叶运往西洋, 从而开辟了南方的丝绸之路。 不论是手工操作的近海捕捞或是靠季候风远渡重洋, 向海洋进发所遭遇的艰险是可想而知的。闽南话常说的“过乌水”“行船走马三分命”“敢拼才会赢”, 这种面对艰难险阻、勇敢开拓的奋斗精就是在长期海洋生活中练就的。在早期海上播迁的时代, 闽人在异地异邦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 一是靠冒险拼搏精神, 二是靠群体的抱团互助。移居外地的闽人往往是依姓氏聚居, 族人乡亲之间, 互助友爱, 有难同当, 乡音、亲情就是维持大大小小的群体能够随遇而安的重要粘合剂。数百年来, 从闽地走出的闽人, 早已多出留在故地的人口几倍了。如果说福建省内说闽语的人大约有2000万, 在粤、琼繁衍的、在台湾、香港定居的和散布在东南亚的闽人后裔可能已经超过6000万人。在东南亚的华裔之中, 闽人曾经占了近2/3之多, 在华语 (普通话) 普及之前, 闽语曾经是东南亚华人的共通语。西洋人最早知道中华文化就是在东南亚从闽人的生活言行开始的。就这一点说, 海上丝绸之路和闽文化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最早机缘。 海洋文化把闽人带到海外的异域, 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也使闽人见识了许多新知, 涌现了一批理论家和改革者。在清末的变法维新运动中, 留学英国、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面对腐朽的封建统治, 提出了变革社会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理论;欧洲游学归来的辜鸿铭不但把中国儒家经典介绍到欧洲, 也对西方文化的核心理论进行了深刻的评判。新加坡归侨卢戆章则是为变革教育而提倡把汉字改为“切音字”的第一人。闽式的海洋文化最可贵的是它的“变通”与“忠诚”的统一。在异邦, 闽人随遇而安、图谋发展, 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闽人、华人, 总是惦记着故国文化, 关心故乡建设。几代人过去了, 东南亚各地建立的同乡会、宗亲会至今还是沟通乡音乡情的场所。代代新人早已精通当地语言融入当地社会, 故乡带去的闽语在许多地方还在中老年闽人中保存完好。不论是港台或东南亚各国的闽人, 普遍保持的“双语”和“多语”成了一道生动的语言风景线。 三、关于“闽”的族源和信仰 对于“闽”的文化考察, 还应该有民族学、民俗学的视角。百越中的“闽越”究竟是现代南方民族中的什么民族?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结论。1936年出版的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说:“越以百称, 明其种类之多。春秋时有于越, 战国时有杨越, 秦汉时有瓯越、闽越、南越、骆越, 三国时有山越。所住地在今中国东南及南方各省。越族种属更不明, 然以其大部同化于华夏, 故亦为汉族来源之一种。”[8]《百越民族史》也认为, 汉武帝统一南越和闽越之后, 百越逐渐被汉族所同化, 成为当地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 还有一部分则发展演变为现在的少数民族。学术界看法比较一致、佐证较多的是“属于壮侗语族的诸民族, 如壮族、侗族、布依族、水族、毛南族、以及海南的黎族和台湾高山族等, 此外如畲族、瑶族和傣族也认为与百越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9] 武夷山既然是闽越国的根据地, 那里的“悬棺葬”之习俗应该是考察闽越族属的重要线索之一, 这种葬俗还见于广西、云南的说壮侗语的民族居住区。武夷山南侧的邵武市有几处带“拿”字的地名 (拿口、拿上、拿下) , “拿”又有特殊的读音, 如同雷州半岛许多地名中的“那”, 应该就是壮语的“田” (读音为na) 。汉代刘向《说苑》所记录的《越人歌》, 经过壮语专家韦庆隐的论证, 已被确认为用壮语唱的。在闽方言还发现了一些壮侗语存留的“底层词”。例如, 闽南话地区的“蔇[lam5]”作为地名就是表示“烂泥、下陷”的意思, 和现代壮侗语也有明显的同源关系。[10]地名是记录民族迁徙的最好证据。这些地名材料可以证明, 古代的闽越人很可能就是使用壮侗语的。说壮侗语的闽越人融化于汉族应该是在西汉到中唐的一千年间的事, 如今又过去一千多年了, 在强盛的中原汉族主体文化的影响之下, 能够找到的闽越人语言的蛛丝马迹肯定是不多的了。 说到福建的民族, 不能不考虑现今在福建聚居最多的畲族。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 畲族人口70万, 定居在福建省内的有一半以上, 单是在闽东的福安、宁德、罗源一带就有近20万人。福建省的闽北、闽西、闽南都有数量不等的分布。除福建以外, 聚居较多的是浙南的景宁、平阳、瑞安和浙东、浙北的一些地方, 以及粤东、赣东的少数村落。许多地方的畲村都保存着叙述畲族迁徙史的《高皇歌》。这首长篇叙事诗不但交代了“高辛皇”抗敌救国、立功后变为人身并与公主婚配, 生育了三男一女, 传下盘、蓝、雷、钟四姓的历史, 也叙述了从祖居地广东潮州凤凰山出发, 经过闽南、闽西和闽北一直迁徙到闽东、浙南的全过程。据史籍所载, 初唐总章年间 (669) 有“泉潮间蛮僚啸乱”, 来自光州固始县的陈元光就是围剿了畲民, 于公元686年请立漳州的。之后, 汉族与畲民之间还有反复的争斗, 711年, 畲民追杀了陈元光。到了唐末乾宁 (894—898) 年间, 又有“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 直至宋元数百年间, 还一直有畲民的起义, 足见其势力之强大。而宋元之后, 正是客家人自赣南移徙闽西、闽南的高潮。就在闽西南的山区共同进行刀耕火种的劳动生产和通婚往来的过程中, 畲族和客家人实行了民间的和平融合。现今的畲族除了广东的海丰、增城、博罗一带一些畲民保存了接近于瑶族布努语的本族语之外, 闽浙两省的畲族所说的语言已经大部同化于客家话, 同时也就地吸收了一些闽语或吴语的词汇。 (1) 可见, 现代畲族是宋元之后和福建的客家人和说闽语的人实行融合共处的。由于历史文献的缺乏, 在凤凰山和闽南、闽西之前, 畲族的起源是被称为“湖南武陵蛮”的瑶族, 或是闽粤赣的百越土著?至今民族学界还没有定论。从盘狐传说和图腾看, 畲确与瑶同源, 但是, 从另一种关于蛇的崇拜来看, 又是和古百越有密切的联系。 汉代刘向《说苑·奉使》说越人:“剪发纹身, 灿然成章, 以像龙子者, 将避水神也。”《淮南子·原道训》则说“攒发文身以象鳞虫”, 高诱注:“文身刻画其体, 内墨其中, 为蛟龙之状。以入水, 蛟龙不害也, 故曰以象鳞虫。”《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说吴越立蛇门:“越在巳位, 其位蛇也, 故南大门上有木蛇, 北向首内, 示越属吴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潮州志》云:“以南蛮为蛇种, 观其-家神宫蛇像可知。”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则说:“南海, 龙之都会, 古时入水采贝者, 皆绣身面为龙子, 使龙以为己类, 不吞噬。”[11]可见, 古百越普遍有蛇的图腾崇拜。在福建也曾有过不少蛇神庙、蛇王宫的报道, 如漳州南台的“蛇王庙”, 长汀城西罗汉岭有蛇王宫, 南平樟湖板有蛇王庙, 闽侯洋里有蛇王宫, 香火甚旺的平和三坪寺也供有蛇神“伺者公”, 在永春, 还流传着“蛇郎君”的传说。《说文解字》所说的“闽, 东南越, 蛇种”在东汉时代应该是有所根据的。 畲族的传说和习俗中也有不少表明蛇崇拜的。畲族的习俗历来不吃蛇。闽东畲民祖祠里都供有“龙头祖杖”, 祭祖时都要跳龙头舞, 而后把龙杖放进神龛接受香火。驱鬼治病时也跳“八字魔蛇舞”。久居山区的畲民难免要和蛇打交道, 也曾用蛇制药除病, 编唱长篇的白蛇长歌。在闽东古田一带, 还有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那一带原来有每年有以幼童供养“蛇公蛇婆”的习俗, 为了破除这个陋俗, 陈静姑奋力斩“南蛇”, 此俗遂除。从此, 民间以陈静姑为地方保护神加以崇拜, 又编了《奶娘传》的长歌传唱。综上所述, 从古百越到闽地各处, 包括畲族地区, 都有过蛇神的崇拜。 (1) 从百越解体和汉族融合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 不论畲族是百越的一支或是从“武陵蛮”迁徙来的, 从离开粤东凤凰山到现在也有一千年了。在诸多民族共处的过程中, 在自然环境不断变迁、社会生活快速演进的过程中, 一切意识总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所决定的。民族也好, 族群也好, 习俗和认识都会发生种种变异和整合。龙图腾和蛇崇拜可以互通、转移、融合, 狗王图腾也可以容纳蛇神崇拜, 乃至转变为来自某个活人的崇拜。林惠祥在他的名著《文化人类学》中写道:“原始宗教自始即包含种种观念, 因为单用一种观念来解释种种复杂的现象非他们原始人类的脑力所能及;一种观念解释不来时, 自然会生出别种观念。主张等时说的说魔术和宗教是自始相混合的, 然则在这种混杂的心理之中恐怕各种观念都会有。”[12]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久远的民族和族群的精神文化, 包括其习俗、信仰都应该采取这种综合、灵活、互动的观点和分析方法。用这个观点来理解和解释畲族和闽地的历史关系, 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不论畲族最早发源于何地, 在闽地, 和闽人、客家人都有过征战和融合, 和古代的“东南越”的历史文化也有长期的浸淫, 畲族的文化和闽文化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归整和融合。在研究少数民族和地域文化的时候, 林惠祥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结论 从古代字书的反切和现代各地闽方言的读音可以证明, 就“名从主人”的原则说, “闽”的标准读音应该是min的阳平调。不过, 由于闽语以外的多数方言, 尤其是人口最多的官话方言大多读为上声, 现代汉语的字典、词典也已经标为上声调, 恐改动不易。就闽地的历史文化事实说, 地名中的“拿”表示“田地”, “蔇”表示“烂泥”, 这是壮语的“底层”, 从武夷山的“悬棺葬”也见于西南诸省, 则可以说明, 和现代壮侗语及其习俗相关。“闽”作为族称, 早期应该是“百越”族的一支 (闽越) ;从“蛇王庙、蛇郎君”的崇拜则可以证明, 中古以后闽地的闽人和畲族与客家人的民族融合也是相关联的。 注释 1 关于畲族的历史和语言, 可参阅:毛宗武、蒙朝吉:《畲族简志》,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6年;游文良:《畲族语言》,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年。 2 详细内容可参阅施联朱、雷文先主编《畲族历史与文化》的有关篇目,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年。 3《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33卷,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 1979年, 第223-224页。 4《汉语方音字汇》 (第2版)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教研室编, 王福堂修订,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3年。 5《汉语大字典·缩印本》, 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2年, 第629页。 6[8]《林惠祥文集》 (中) ,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744、7页。 7[9]陈国强、蒋炳钊等:《百越民族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 第176、313-314页。 8《福建史稿》上册,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4年, 第28页。 9陈景盛:《福建历代人口论考》,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年。 10李如龙:《福建方言》,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年。 11何光岳:《百越源流史》,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9年, 第13-15页。 12《林惠祥文集》 (上) ,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420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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