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的宋诗研究，当前学界最亟须做的是转变观念，反思其重外遗内、趋附西方话语的研究理路，走出“反向格义”的殖民牢笼，实现方法论与研究范式的“中国式”转换，在中国历史与诗学脉络中展开宋诗研究，深入考察宋诗所承载的中国文化精神之于文明建设的意义。走出思想牢笼的前提是研究者须有一种文化自觉，应立足于中国诗学传统展开宋诗乃至中国文学研究。这对重建与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当下世界文明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自宋诗诞生之日起，对其评价皆不免以唐诗为比照对象，二者双峰并峙，诗史上所谓“唐宋诗之争”亦由之而起。宗唐祧宋，代有偏重，各有所宗。概言之，元、明崇唐抑宋，清则反之。晚清以降，抑宋之风又起，“唐诗胜于宋诗”、唐诗宋词并重而不论宋诗成为当时的社会共识，至今无明显改变。何以如此，值得深究。晚清以前的“唐宋诗之争”围绕“兴趣”、“性情”、“兴象”、“意趣”等传统审美范畴展开。近代以后，因西方“新学语”的输入，这些范畴被附加上新的意义，具有了审美现代性的意味，导引着现代“唐宋诗之争”，在某种意义上构成20世纪宋诗研究的理论前提与逻辑起点。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进入中国，使得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具有普遍意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体现文学进化观念的“文学达尔文主义”亦随之产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研究，自然也影响着人们对宋诗的接受与认识。如王国维尝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章太炎认为，“宋世诗势已尽”，“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他们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影响下，宋诗被忽视与遮蔽，出现了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以至新文学的文学史书写谱系，宋诗因此隐没在文学史的链条上，代表宋代文学成就的似乎只有宋词。
源自西方的认识论美学的形象思维论也参与到宋诗现代形象的塑造中。形象思维论强调诗歌的视觉形象与视觉画面，追求一种具体鲜明、语语如在目前的审美风格。这一“形象本体”的诗学观念，成为文学阐释的金科玉律，自进入中国以来，充斥于各种中国文学教科书中，深刻影响了宋诗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在此观念的规训下，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质被视为诗之弊病而正面关注不够，如对体现如此特质的江西派诗与理学家诗的研究就有待加强，此类诗入选宋诗选本的规模亦有限。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即如此，而透过钱锺书“六不选”的选诗标准，可以发现“形象思维”论在这本颇有影响的宋诗选本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后来的选本有意超越《宋诗选注》，但在选注理念与篇目选择上并无根本性突破，较之陈衍的《宋诗精华录》以及之前的宋诗选本，反而显得单一而贫乏，宋诗之丰富性及其精神品格未能充分体现。再则，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强调审美独立性与无功利性的理论对中国文学与宋诗研究影响甚巨。据此理论，出现了言志与载道、审美与政教二元对立的认识，审美本位主义成为文学研究的主导观念，以此为准则，具有“理趣”、显得“平淡”日常的宋诗，因不够“审美”、不够抒情“浪漫”而不受待见，与之相对的主“情”尚“真”、沉着痛快之诗则备受关注。
源自西方的“进化”、“自然明白”、“真性情”、“意境”等观念对现代宋诗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较之传统诗学评价体系，因西方话语的进入，宋诗评价的视角发生“颠倒性”转变。借助西方诗学观念审视宋诗成为常态，中国自有的诗学脉络与诗学阐释传统在此过程中被涂改、压抑与边缘化了，这是一种诗学上的“反向格义”的做法。刘笑敢曾撰文指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形成了一种“反向格义”的做法，即以西方的哲学概念解释中国本土之术语。他认为“反向格义”已经成为哲学研究的流行做法。这种做法并不限于哲学，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其实都面临着“以西释中”的问题，文学研究亦然。自依照西方学科分类思想从中国传统四部之学中构建出“文学”一科之日起，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即已走上“反向格义”之路，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与基本精神风貌被潜在替换了。借用西方观念与理论框架进行中国文学研究成为至今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傲的做法。研究者未能自觉省思以“反向格义”之法阐释中国文学时出现的矛盾、限度与困难，殊不知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学研究会逐渐成为运用西方理论“削足适履”的注脚。20世纪的宋诗研究也具有“反向格义”色彩，因此成为宋诗价值不为世人熟知的重要原因，“他者”视角的介入非但未使宋诗敞开，反而引发更多偏见与理解的障碍，对此不能不深长思之。以上所言西方理论对宋诗研究之影响，此其荦荦大者，其他因素亦存在，此不细究。
当然，进入现代，抵抗“他者”的著述与思考一直存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诗学精神的宋诗研究并不罕见，但多数研究采取的是“反向格义”的范式。概言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宋诗学著作，梁昆、胡云翼、缪钺、程千帆等人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们将“唐宋诗优劣论”转变为“唐宋诗异同论”，无疑是对进化论、形象思维论等观念的超越，对宋诗地位的提升亦大有贡献。80年代后宋诗研究渐趋深入，对颇能彰显宋诗特色的僧诗、理学家诗均有所研究，评价亦趋正面，对言志与载道之论有所弥合与超越。虽近来的研究对宋诗整体风貌的认识不断丰富，但大多还停留在缪钺等人以“意”、“枯淡”等范畴界定宋诗风格的地步。缪钺等人所认定的宋诗特性是相对唐诗而言的，因而也不免构成对宋诗风格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限定，对此有待突破。
同时，宋诗研究的版图尚需拓展与深化。一方面，宋代有成就的诗人甚众，仅集中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杨万里等大家进行研究显然不能揭示宋诗全貌，宋诗风格之多样性亦难以呈露。学界应对那些不为人知的诗人有所关注，扩大宋诗研究的边界。虽然在这方面近年来有所改观，但“补白”工作仍显缓慢。另一方面，深化宋诗研究版图须持一种“历史化”的态度。文体与艺术研究之外，将宋诗置于宋史语境下进行研究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当下对理学家诗的研究尚显薄弱，这要求研究者须建立跨学科的意识，强化对归入哲学领域的理学的学习，若不能深入义理内部，对理学与宋诗之关系的理解难免肤廓，对现代审美论亦难有根本性超越。就宋诗选本而言，目前多数选本不够多元，需要突破故有选本篇目与选注理念之限制，加大西崑派诗、江西派诗、理学家诗、僧诗等的入选率，使宋诗之精华更为充分地展现在受众面前。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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