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夏含夷： 我们对中国古代的了解只是一小部分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31 文汇报 于颖 参加讨论
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美国汉学家，曾师从爱新觉罗·毓鋆和汉学家倪德卫（David S.Nivison）、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学习文言文和古文字，长期从事中国上古历史文化、古文字出土文献的研究。代表作品有《古史异观》《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孔子之前：中国经典的创造研究》《重写中国古代文献》《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等。 20世纪初，中国国内产生了“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西方汉学也受到了影响，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孔子之后的诸子百家的作品上，或对早期文献只作语言学的考察。而夏含夷认为，一方面，从同时代的青铜器铭文来看，当时中国已发展出相当成熟的书写文化；另一方面，能确认为西周创作的文献中也有关于“简书”“册”等的记录。他一反西方汉学的传统，把目光放到了中国早期文献上，相关研究成果在1990年代末汇为《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 2013年春，中文版的《孔子之前》在中国台湾出版；今年9月，上海中西书局推出简体版本，让这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早期文献的代表作得以跟更多中国读者见面。应上海中西书局、海上博雅讲坛的邀请，夏先生来沪作“《孔子之前》之后的再反思”的讲演，并接受了《文汇学人》的采访。 重新思考古代文献是怎么写成、流传的 文汇报：首先冒昧地想跟您聊一聊您的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华夏、夷狄的概念，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夏含夷：很多人都对我的名字表示过好奇，其实最初比较简单，基本按照姓名Shaughnessy发音来的。最早教我中文的老师，给了我一个不是很好的“桑”姓，比较少见，跟“丧”同源，“桑爱德”听着就像是一个女孩子名字。“夏含夷”是我自己起的，或许有一些意思，但没有什么政治因素。我当时对道教很感兴趣，发现唐朝有个“含夷”道士。“夷”也有平夷、稳定之意，比较符合我的个人性格，不太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文汇报：《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英文版成书有20年了，之后中文版在台湾发行，这次又再版简体字版，一次次回顾这8篇文章后，您会有新的感受吗？ 夏含夷：这本论文集里的一些文章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那时我还是研究生。2013年在台湾出中文版时，我就说过，再来看这些论文时，内容都比较熟悉，但似乎有种不太认识作者的感觉。主要有两方面因素，第一个就是时间一直在改变，二三十年前的人、那个时候的兴趣，都和现在不一样；第二个就是翻译的问题。中文一般都是我自己写，8篇文章基本都已经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了，当时觉得没有必要再出集子。但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林庆彰老先生非常友好，坚持要出这本书，还表示要从头到尾翻译一遍。 初步的翻译结果不是很满意，可以说，我看到第一稿时几乎要哭了，后来花了几个月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地改，再寄回去。他们也用了一年时间作修改，到第二稿时，有些地方改过来了，但仍然不是很理想。之后又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才最终完成，基本反映出了我的真实内容。但你知道，每个人的中文表述都不一样。我的中文可能不怎么样，但那就是我的表达，跟他们的肯定不一样。 其实这些文章原先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他们的基本知识和中国读者的基本知识不同，必须说得比较清楚，查证、查实一些基本事实。但用中文写给中国人看就大可不用这样，但当时出版社全翻译了，就会有一点怪。 不知道是自己笨，还是有点骄傲，这8篇文章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站得住脚的，最重要的结论基本上都对，方法也是我惯用的。当然，有一些细节还是可以改的。 文汇报：中国现在出土的新材料层出不穷，西方学者会不会追踪这些？多年来，他们对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方向和兴趣点有没有什么变化？ 夏含夷：有变化也可能是消极而非积极的变化。19、20世纪前半段，现在说的中国学、汉学，基本针对的就是经典、古代的思想，但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没什么兴趣，大多关注近现代。这是一个基本改变。你看美国大概有50多所大学有汉学系，有点历史的、比较重要的有十几所。过去每一所肯定会有两三个人在做中国古代，只有一个人可能会对近现代的文学、历史感兴趣，但现在完全反过来了，几乎所有的汉学家都做近现代的了。 研究古代的也有改变，这50年以来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1970年代，马王堆、安阳妇好墓、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兴趣，也会影响到研究古代的方法。过去研究《论语》《老子》《庄子》，现在物质文化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都知道佛教唯识论，有一些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才有价值，对他们来说，新出土的东西不一定那么重要。当然，我的圈子都比较重视新材料的发现，但这个圈子比较小，大概不会超过50个人。 文汇报：同其他西方学者相比，您较早就将目光放在中国早期文献上，也长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那您如何看待裘锡圭先生一直在倡导的中国古典学的重建？ 夏含夷：裘先生可以说是我最老的朋友了，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我们一直在吵架、辩论，几乎每一次我都会发现，他是对的。并非我总错，主要是他能提出证据。裘先生提倡古典学这很好，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想法。在中国国内，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但在王国维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表示要用几种证据来做研究。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几乎每一个历史学家都知道应该用多重证据。在西方汉学界，比如法国的沙畹从1890年开始写东西，就利用了二重证据法。他在1912年出版的《泰山》就是如此，实地研究了石刻，还利用了传世文献。 中国古典学经历了几个阶段，1920年代是“疑古”时代，1930年代考古概念进来，1970年代又有那么多重要的发现，1990年代有郭店简、上博简，现在更多，清华简、北大简、安徽简等等，这些都需要一个新的想法。我写那8篇文章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郭店简，也没有想到这些书具体是怎么写作的、怎么创造的。里面只有一篇关于《竹书纪年》的，稍微谈到错简的问题，考虑了形式、样子对内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很赞同裘先生说的要“重建古典学”。我们现在有王国维那时候根本想象不到的证据可以利用，从而可以重新思考古代文献是怎么写的，又是怎么流传的。 文汇报：您刚刚提到了“疑古”，我们都知道李学勤先生有个“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您怎么看“疑古”和“信古”？ 夏含夷：李先生当时引用了冯友兰先生的话，但他提出“走出疑古”还是简单了一点，很多人会就此认为“走出疑古”意味着“走进信古”。李先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有时候甚至有点“滑”，他如果知道你很喜欢“信古”，就会说“信古”，但如果面对我，他就会说“释古”。李先生会看人，从而针对他们的兴趣。“疑古”时代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读书人都应该有怀疑的态度，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没有质疑怎么会有新的创造？我们有好几种责任，一种是传授传统知识，一种就是要有创新。 但我个人觉得“疑古”过分了，把几乎所有的古书都当成伪造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在西方学术界，也有很多人说疑古派非常科学，我也不赞同，疑古派的目的就是要用任何办法来打倒中国传统文化。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疑古”的顾颉刚先生就已经开始参考一些出土文献，大体上给予承认，但是最终没有具体改变。顾先生是胡适的学生。与学生不一样，1930年代的胡适改变了，他看了安阳的发掘以后，觉得过去对中国古代的看法是不对的。虽然中国国内有很多人批评胡适，但我个人觉得，一个读书人能够改变自己的基本思路，这还是很勇敢的。 我不赞成做中国思想史和希腊思想史的对比研究 文汇报：您曾表示“汉学无分国籍国界”，这是对学术交流融合的一个期盼，但我们还是想听您谈谈中外学者在做中国古典研究方面有什么不同。 夏含夷：一般会说老外的学术态度比较客观，中国学者有爱国主义精神，有发扬中国文化的驱动力，可能就会对中国文化的质疑少一点。这话虽然有一些道理，但也不是肯定的，要具体看是什么中国学者、外国学者。 别人不谈，就说说我自己吧，谈不上什么优势但可以说是一个特点。我在芝大开始教书时，是唯一一个做中国古代研究的，也是唯一一个做宋明以前研究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课，都由我来设置和教授，有古典学、历史学、文学、考古学，虽然教得不算好，但自己也跟着学习了不少。中国学者就没有这个必要，你如果是历史系的，不但专门做历史，而且是断代的，可能只做西周，只做东汉，等等，眼光就比较窄。我有时候研究历史，但也涉及文学、考古，这或许能算得上是一个优点。 文汇报：那是不是意味着研究古典学，最好是要能融会贯通各学科呢？ 夏含夷：这其实也正是裘先生的建议。差不多3年前，我在复旦做了一个不能算是演讲的介绍，给老师和研究生们介绍了当时西方学术界新出的一本书Philology。那本书写得非常好，介绍了philology的历史。philology就是古典语文学，但是包括现在分类的各学科，诸如人类学、考古学等。一直到1850年，研究古典学就是什么都要知道，后来的170年里，学科分类了，这个趋势并不是积极、肯定的。裘先生也有这样的考虑，不过，他在复旦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目前也只是做古文字学方面的研究。 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不能满足这一点的话，肯定做不好。古典学是过去的东西，但西方有句话说“the past is not past”，“过去不是过去的”，它一直在改变。我的老师爱新觉罗·毓鋆的过去和我的过去就完全不一样，我也相信，再过50年，人家的过去跟我的过去，也不一样。过去一直在演变，不但基本资料在变，人们的看法也在变，变得更复杂了。我们不但要了解过去，还要了解过去和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们的理解是根据上一辈、上上一辈的人来的。比如我们对商周历史的认识，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根据清代学者来的，我们当然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但如果不知道那些过去的话，就不明白为什么会受到这些影响。 文汇报：就您所知，西方汉学界目前有没有比较明显、集中的研究兴趣和焦点？ 夏含夷：这比较难笼统概括，毕竟都有各自的着力点。就我自己来说，这20年来一直参加一个口述文化和写本文化的辩论。古代的写本文化现在成了热点，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口述文化的观点。最重要的一个材料就是《诗经》是什么时候写的，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战国才写成。宇文所安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采访，他认为中国虽然很早就有文字，但不会用文字写诗。我是完全不赞成的，如果中国文字不是起这个作用的话，那我40多年来的研究就全浪费了。我一直在看青铜器铭文，是可以表现诗意的。 口述文化和写本文化的辩论还涉及另一个辩论，即应该以什么研究方法为主。对我来说，基本知识和资料都是中国的，但另外有些看法认为我们应该去比较，做比较文学、比较历史学。比如，做中国的思想史就应该跟希腊思想史做对比。我不赞成！我对希腊没有专门研究，虽然最经典的那些在大学时期都看过，但是，看，和真正做研究是两回事。如果一定要做一个对比，那就要降低到最低的标准。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个问题，中外学者对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异同。毕竟双方的基本知识不一样，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把握要多得多，那我更要把针对中国的资料当作主要责任了。 2005年，老师爱新觉罗·毓鋆过100岁时，我去拜访他，谈了有两个钟头。他说中国内地现在有一种新的《周易》，并不是咱们孔子的《周易》，老先生还从书架上抱起厚厚的那本书扔在一边。他是不要看新东西的，因为年轻时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知识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什么都知道，每一个因子都有它的位置，能围成一个圈，百分之百，什么都不缺。如果有新的东西，根本插不进去。一方面来说，这非常美丽，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是通盘的；但是另一方面，现代的学者有创新的责任，又有这么多的考古发现，怎样能插进去这样一个完美的圈子呢？其实现在才发现，我们所谓的完美是非常缺乏的，对中国古代的了解就只是一小部分。不过，有些中国学者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必须下一点功夫，或许到最后都不一定全知道，但至少知道我自己不知道。 有些中国年轻学者太好奇了 文汇报：您目前有没有很想做，但由于精力或者其他条件限制而没有展开的研究？ 夏含夷：就在前两天晚上，我还跟清华大学的老师们提起，我年轻时夏天没有课，拼命做研究，现在基本上不做了。他们说大家都是这样，年纪大了，也有的做领导了。现在的我主要给中国国内组织一些项目，因为我在国外的关系，在中国也稍微有一点名，很多学生愿意来做翻译，在武汉大学、中西书局、清华大学都有翻译的项目。不过，这些都不算是做研究，更像是工程一样。1990年代，我们第一次听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候，都吓了一跳，想着文科怎么会是一个“工程”？现在我理解了，做的很多项目也都是工程，贡献比我自己做研究要多很多。以前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就是看书，乐在其中。现在的我，可能就不是做研究的阶段了。 文汇报：您和中国古典学界交流广泛，能不能谈谈对中国年轻学者的看法？ 夏含夷：中国的很多年轻学者都做得非常好，现在有这么多新的资料，大家都还在整理，这是基础。整理好以后，希望能再进一步做些研究。如果要有点批评的话，就是中国年轻学者太好奇了，总是好奇最新的东西。比如郭店简刚出来的时候，中国古典学几乎都在做郭店，上博简出来后，又一下子都跑去做上博简了。很多年轻人一有想法就发在网上，这和“素人”做研究还是要有所区别的，要沉淀一下。 文汇报：对想走入中国古典学大门的年轻人，您有什么想说的吗？能否谈谈西方的中国古典学教育？ 夏含夷：中国古典学的大门一直是开着的，只要年轻人肯进去，也就进去了。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优点，就是汉语水平比我们那个年代要好，很多人在高中已经开始学汉语了，我到20岁才开始。他们也很容易到中国来，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可能，当然，去台湾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我的老师倪德卫古代汉语水平很高，但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不光是他，那个时代很多汉学家都是这样，研究做得很好，但不会说。 芝加哥大学有一点可能跟美国其他学校不一样，就是非常强调古典学的学生要知道出土文献。有些学生可能不是专门做这个的，但我们要求他们要明确自己受过这样的训练，不是做出土文献的，也要知道怎么做，知道出土文献的基本问题在什么地方。芝大觉得考古出土的东西是最新也是最有意思的。我跟同事夏德安先生有共同的认识，但也不一样。他就完全放弃传统东西，我还是要看《周易》《诗经》《尚书》。比如，现在有很多老外在辩论《论语》，我们可以利用出土文献来看看它是怎么创造、流传的。从郭店简、上博简里面，虽然没有找到一个《大学》《中庸》，但是跟它们相似的，比如郭店简的《缁衣》，就应该跟《中庸》是姊妹篇。我要求学生都要看《中庸》《缁衣》，还要看和《礼记》里的《缁衣》有什么差别，会不会影响我们对《中庸》的理解。 我不谈其他大学对学生的要求，至少芝大的学生在毕业时会有这样的一个学术养成。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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