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头水》，又叫《陇头》或《陇头歌》，汉乐府民歌横吹曲之一，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曰：“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已来，唯传十曲：一曰《黄鹄》，二曰《陇头》。”陇头，也就是陇山，在汉天水郡，又名陇坻、陇山，也即汉陇关，是古羌人生活和居住的重要区域。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秦献公时，由于秦国势力的西进，羌人向西南流动，形成了牦牛种、白马种、参狼种等。“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据《羌族简史》介绍，“白马羌主要分布今绵阳地区北部和甘肃武都地区南部，东汉于此曾建立广汉属国，故又名广汉羌。参狼羌主要分布今甘肃武都地区，汉于此置武都郡，故又名武都羌”。从汉时以后，羌人和汉人的互相融合和影响不断加强。五胡十六国时，更有羌人姚氏建立了后秦政权，极盛时辖有今陕西、甘肃、宁夏及山西、河南的一部分。魏晋南北朝以后，又有白兰羌。“《华阳国志·蜀志》：‘汶山郡，本蜀郡北部都尉，孝武元鼎六年置。旧属县八，户25万，去洛二千四百六十里，东接蜀郡，南接汉嘉。西接凉州酒泉，北接阴平。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这里所说的汶山郡，地域极广，包括今川甘青边境一带，白兰峒即隋唐时的白兰羌。”书中提及的“阴平”即指今甘肃武都的文县，也是羌族聚居地之一。由此可见，《陇头水》产生的地域——陇山，从古至今都一直是羌族人聚居的地方。
关于《陇头水》的作者，《乐府诗集》引《晋书·乐志》曰：“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可见《陇头水》是李延年根据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胡曲《摩诃兜勒》而造的新曲。王福利的《〈摩诃兜勒〉曲名含义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对此进一步考证：“《摩诃兜勒》曲原应为河西走廊一带羌族人所喜爱歌唱的‘大夏’曲，其乐器起初以羌笛为主，张骞出使时‘大夏’国人又在以羌笛为主的基础上加入胡角中的双角。”这样看来，李延年正是通过改造羌人的《摩诃兜勒》曲而创制的新曲《陇头水》。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杂歌谣辞》保存了两首最早的《陇头歌》。一为郭仲产《秦州记》中的《陇头歌》：“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零双堕。”一为《辛氏三秦记》中的《陇头歌》：“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应为汉代古辞。
该书还有几首咏陇头的歌辞，如《陇头流水歌辞》：“陇头流水，流离西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西上陇阪，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逾弱泥。”《陇头歌辞》：“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逯钦立认为“此歌与上《陇头流水（歌辞）》皆改用古辞”。通过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陇头流水歌辞》和《陇头歌辞》对郭仲产《秦州记》和《辛氏三秦记》中的《陇头歌》的继承关系。
在句式上，晋代《陇头歌》明显与梁陈及其以后的《陇头歌》不同。梁陈《陇头歌》都为五言，用当时流行的永明体，唐以后的《陇头歌》有五言有七言，没有四言的。由此推测，这几首四言《陇头歌》当为东汉五言诗流行以前的作品，疑即汉武帝时李延年根据胡乐《摩诃兜勒》改编的《陇头水》。
罗振玉、王国维编《流沙坠简》卷三中有一封斯坦因发现于罗布泊北面古城里的羌女的信：“羌女白：取别之后，便尔西迈，相见无缘，书问疏简，每念兹对，不舍心怀，情用劳结。仓卒□致消息，不能别有书裁，因数字值给复表。马羌。”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一文认为此信“大约是三国到前凉这个时期内（公元三至四世纪）所写”，应为白马羌，信中主要用四言，和《陇头水》古辞十分相似，或许羌人就是喜欢用古朴的四言来抒情。由此推论，郭仲产《秦州记》和《辛氏三秦记》中的《陇头歌》就是汉魏时羌人的俗歌。
《陇头水》自产生以来，后世争相摹写。在梁陈、唐代形成了咏陇头的高峰，而且诗句中往往会出现“羌”“羌笛”“陇山”等词，如“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陇山飞落叶，陇雁度寒天。愁见三秋水，分为两地泉。西流入羌郡，东下向秦川。征客重回首，肝肠空自怜”。这都说明了陇与羌的密切关系。
从羌人的古曲发展到广大汉族文人喜爱创作的乐府诗题，《陇头水》中的“陇头”也由汉魏时的地理概念发展成为梁陈以后的一个象征苦寒思乡的文化符号。特别是在唐代边塞诗中，陇头更加成为常见的意象。征人至此，看到陇山高峻，听到陇水幽咽，自然感到一人在外的孤独无助和生死未卜的忧愁苦闷，因为翻过陇山，就不是汉人的领地了，所以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再加上听到这羌地哀怨的笛声，更加悲从中来，涕泗横流。早在汉代，羌笛就已经流传于甘、川等地。羌族历史上经过了多年的战乱争斗、颠沛流离，其笛声自然多表达这种幽怨和哀伤。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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