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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克和玛丽


    萨尔茨堡市郊的施劳斯维特宾馆是一所号称有“罗曼蒂克”风味的别墅式的楼房,在浓密的绿树掩映中显得格外幽静。这里大概也是当地文艺家经常聚会的地方。老经理高高的个儿,留着两撇漂亮的花白髭鬚,穿着一身米色侍者制服,精神抖擞,说话热情中还带有一点诙谐。他和侍女们已经为我们在庭院里安排好一张张桌。六点半,彼得·汉德克准时来到。
    说实话。我们几个人对奥地利当代文学和作家情况是很不了解的。但在来奥地利前后,却已经多次听人们提到汉德克的名字。或说他的成就高,或说他的脾气怪,或说他经常攻击政府,或说他的观点特别以至闹得人缘不太好,云云。今天游览萨尔茨堡之前,奥中友协燕珊也已与我们打过招呼:今晚要在此会晤奥地利著名作家汉德克,不过这人很腼腆,不大爱说话。这些零星的传闻和介绍使我难以想象和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印象,不知将要会见的是一个怎样怪癖的人物。现在,他已经站在我们的面前,正在自我介绍,互致问候。
    他,瘦长的身材,蓄着略长的栗色头发,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一件皱巴巴的黑色上衣,衬衫领子也随意敞开着,还穿着一条皱巴巴的旧裤。真可谓不修边幅。他说话声音不大,温和而带着一点忧郁、羞怯的样子。燕珊原先邀他一个人来,现在他却偕着一位友人、他的出版商一起来,并说:等一会儿还有一位女士要来。他歉疚地说:“我们三个人的费用由我来付好了。”燕珊当然不会同意。
    既然嘉宾光临,那就扩大座席,于是忙乱了一阵,坐定下来,然后又逐一介绍。当汉德克听说我是评论家,就对我瞪着眼睛也还温和地说:“是好心的评论家还是恶劣的评论家?”我先是一愣,然后笑着回答:“我想我是很善良的。至于别人怎么看,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的团长徐怀中打圆场说:“陈先生是一位善良的评论家,而且很有见地,是位坦率真诚的评论家。”奇怪的是,当时我却一点也没有见怪汉德克的唐突。我只是在想:这个人大概吃过评论家的苦头;又想,当评论家真是一种不幸,到了国外还要受到人家的怀疑;又想,这是一个坦率的、不拘虚礼的人……
    介绍完毕,大家正想找话题说话时,忽然,有一位小姐推着自行车进院,一见到我们就把车往草地边一倒,走到席间的空座坐下,将手中提着的白色大皮包往椅角一扔。汉德克与她略招呼一下,却也不介绍她是何许人。
    她穿着一件黑色花点的中国旗袍,头发蓬蓬松松地挽了一根粗长的辫子,手里还拿着一件黑绸中式对襟短衫。她笑吟吟地用一双热辣辣的大眼睛向大家环视一遍,就算打了招呼。我悄悄问燕珊,燕珊也不认识。于是,一时有点冷场,尴尬。我就请问她的姓名,随手递过去一张菜单,请她写上自己的名字,她却不回答我的话,径自从白色皮包里掏了一回,找出一套中国印泥,一盒图章,交给邻座的苏叔阳。叔阳把这图章在菜单背后一印,就出现两行字,一行是两个篆体汉字“玛丽”,一行是德文“MARIE”。这就算认识了。然后,她就说前年到过中国,对中国文化印象极深,十分喜欢。她说,她学会了汉语“谢谢”“干杯”。这时大家几乎没有怎么动手吃东西,她却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副中国筷子,然后将面前一杯红葡萄酒喝完,将一片面包抹上奶酪也一下子吃干净。忽然,她站起身说:“我回家去拿照相本给你们看!我骑车回去,坐TAXI回来,很快的。”说完就推着自行车去了。
    然后,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和汉德克叙谈。汉德克还是那副羞怯的、好像很受拘束的样子。他沉吟了很久,才谈起自己的经历。他说,今年四十五岁了。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是在南方靠近南斯拉夫边境的一个山村。童年时读书因不听话还被开除过。后来在格拉茨大学学过法律。还曾到西德生活过多年,并成为职业作家。1979年又回到奥地利。他讲得很平淡,一点没有讲到他自己怎样以彻底否定传统的剧本《骂观众》而成名,也没有讲到自己怎样先后获得豪普特曼奖、毕希纳奖、席勒奖﹍﹍他创作了许多不同于传统戏剧表现形式、标新立异的剧本,他也创作了许多在形式上进行创新探索的小说,他还写过许多与众不同的诗歌,他自己的艺术风格和创作实践也曾有过重大的变化﹍﹍对于这些,他几乎没有提及。他说自己不是剧作家,也不是小说家、诗人。其实他什么都是,只是不能用一个方面来概括。说到人们对他的毁誉不一的评价,他轻轻地一笑,没有什么表示。
    这时,玛丽捧着一大本厚厚的精致的照相册回来了。中间还夹着中国的电影杂志和说明书。原来她是奥地利著名演员玛丽·科尔宾。因奥地利没有正式的故事片厂,所以她常应聘在德国拍摄电影。1985年在中国举行的德国电影周中上映的《没有时间流泪》就是由她主演的。因为她那出色的演技,她荣获了1984年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1985年作为西德电影代表团成员到中国访问。这本照相册记载着她在中国旅行的见闻始末。从她去中国途中在飞机上憩睡开始,到中国后住过的宾馆卧室,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以至摊贩、公厕、电影周开幕式的酒会、和中国朋友的合影、自己在各个场合的倩影,等等。都一一记录显示在这照相册里。照相册的末页还粘贴着中国朋友送她的名片,在中国购物的账单、不同票面价值的人民币、外汇券……手机如此详备,花如此功夫细心粘贴,可见照相册的主人的一番用心和珍爱。今日玛丽的服饰和所携带的用具也都是中国的,显见了她的深情。她是听说有中国作家来到这里,主动前来参加的不速之客。
    玛丽总是那么兴奋、快活,在我们翻看照相时,她忽然指着一张照片,嚷着:“中国……wonderful(神奇)!”一会儿又嚷着“中国文化……了不起!”说着站起来和大家干杯。他对中国文化那种神往的、倾心的喜爱感染着我们。气氛越来越活跃,热烈,大家完全没有刚才那种陌生拘束的样子,自由自在地交谈着。谈文学,谈友谊,谈中国,谈奥地利。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从维熙和那位出版商勒蒙德·弗林格谈文学出版的甘苦。徐怀中和汉德克谈文学。这时又来了萨尔茨堡大学的教授夫妇阿道夫·汉斯林格和贝特莱德·汉斯林格。他们也是从汉德克那里知道今晚有中国作家到此一聚而赶来参加的。玛丽正在苏叔阳一次再一次地干杯。我们那种无拘无束、像老朋友重逢似的兴奋热烈情景,引得庭院里正在吃饭别的客人们会心的微笑。
    夜幕已经降落,餐桌上点起了蜡烛,微弱昏黄的烛光摇曳,凉风吹过,绿枝飘拂,更使人心旷神怡。有人提议,请汉德克朗诵自己的诗作。他说要想一想。于是改由诗人苗得雨先朗诵。汉德克听了非常欣赏,走到老苗身边,请老苗慢慢地一字一字地重新念一遍:“不要学花儿等待春天,要学小燕子衔着春天到来……”汉德克沉思着,似有所悟地点着头,说:“我要把这两句诗背下来,很有意思。”
    中央乐团男高应音歌唱家张云卿即席唱了一首中国歌和一首德文歌《维也纳之歌》。他在演唱时,玛丽笑得都合不拢嘴。张唱完了,整个庭院里的客人都热烈地鼓起掌来。玛丽说:“就因为你的德语歌带着中国味才有意思。”宾馆老经理擦着眼角里的泪水走来和张云卿握手致意,问他在哪里学的德语。这时有两位食客走过来向我们示意。他们是意大利旅客,他们称赞中国文化了不起,伟大!他们哓哓不休地说着。他们有点醉意了。后来还是他们的同伴把他们拉走了。
    汉德克仍然没有想出来要朗诵什么诗。他说:“不要唱歌,不要朗诵了!唱歌,朗诵完了,就表示要分手了。我知道你们回阿尔卑斯山区还要赶两个小时的路程,但是,我还是请求你们再稍多留几分种。”诗人情深意长的话使我们感到温暖,激动。他去买了一瓶白酒。他对每个人都说,如果不能喝就不要勉强喝。但是,他还是亲自给每人斟上一杯。他不是一个冷漠的人,而是一个细心体贴别人的热情的人。他举着杯说:“今天我很愉快,因为这不是一次官方的礼仪性的聚会,而是我们作家的友谊交流。”我们也希望他和他的朋友们有机会到中国去,在北京再次欢聚。
    在浓重的夜色中,我们告别离去。他们仍然留在那里,因为他们习惯在饭店或咖啡店聚会,像文艺沙龙一样,自由自在过上一个愉快的夜晚。我坐在奔驰的车上,不免感到惆怅:刚刚认识的朋友,刚刚感受到犹如沐浴在春风似的友情时,就此分手了。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延续这支友情的歌呢?什么时候能和汉德克这个“怪物”再一次认真地探讨一下人生和文学问题呢?我想起汉德克的一首译成中文的诗句:
    “我醒着入睡了;
    我没有东西,是东西在看我;
    我没动,是脚下地板在动我;
    我没望镜中的我,是镜中的我在望我;
    我没讲话,是话在讲我;我走向窗户,我被打开了。
    ……”(《颠倒的世界》)
    ※原载1987年《文汇月刊》,并收入散文集《水流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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