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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治愈”


    罗伟章中篇小说《倒影》,《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
    自近代以来,“病”,乃至“病房”,逐渐成为了文学的新母题:连接着“生”、“死”两大传统母题的空间,本身就带有天然书写诱惑力。罗伟章的小说《倒影》利用一次突发急症,把所有人物集中于公共领域,高悬着名为“父亲的病”的镜子,倒映出家庭、社群中难以启齿的一幕幕荒诞场景,同时也闪露着点滴温情与些许无奈。
    写病房,必然触及任何一间病房中惟一的主角:病。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丁玲的《在医院中》,病房中的“病”就有另一处影子:除去生理疾病外,不作为的官僚作风更是难以根治的烂疽。同样,《倒影》中的“病”不仅是让父亲命悬一线的脑溢血,更是由肉体的沉疴之痛逼出的人情、精神的陈腐之病。
    在作者笔下,病房首先作为“病”的容器而存在。不论是父亲,还是四体康健的家属,他们挤在病房中时,都展露着不同程度的病态。父亲的症状自不必说,连子女们都或多或少有着肉身的缺陷或创伤,平日里各类不起眼的缺陷都被病房放大,摆在了台面上。
    外在的缺憾只是表象,内在的混沌才是其深层所指。孤儿的成长背景与丧偶的惨痛经历,让父亲潜意识中的记忆停留在几十年前妻子尚健在的日子。这既是父亲对童年生活的无意义修复,也是他给予子女精神弥补的尝试。他一方面有着难以言表的恐惧,害怕子女们对自己置之不理,另一方面还要在命悬一线之际,竭力做着百岁老人的幻梦。这是父亲自己的强心剂,也成了子女的压力棒。
    得了病,自然得治。医师的治疗与亲人的陪伴,这一左一右本应是父亲病症的一双回春手,倒头来却成了解剖各自生活与彼此关系的手术刀。从父亲必须借用大姐夫在县城与医院的关系网才能就医、才能进入重症监护室的一刻起,决定父亲生死与家人去向的已经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医术,而是话语间的权力偏向。各方博弈的中心,是如何处理“父亲的病”的问题:继续就诊,还是打道回府?整个过程中,连父亲所患“脑溢血”的慢性病特质,似乎都成了扯长这一拉锯战的资本,侵蚀着父亲肉身的同时,也逐步腐蚀着家庭的完整以及亲情继续延展的可能。在这里,病房也可被理解成社会的微缩,个体也是身处社会中的个体,互相的关系并没有绝对激化,“我”则正好成了各方势力的调停人,掌握的不是一锤定音的决断权,而是权衡自我选择与各方意愿的责任和义务。
    但作者仍为故事留下了一抹亮色:“我”在小说结尾处仍笃定父亲停留在病房中的幻觉,便是终究意难平的明证。即使是在操刀撕开家庭面纱的残忍过程中,作者也无法忘记蕴藏于其中的难以割舍的人间自在温情。二姐、梨静等人依次赶来,四弟、二姐夫悉心照顾,父亲难得睁开的眼眸不只是回光返照的表征,更是代际情感与人间情怀的回暖。就连挂在病友口头和儿女心中的灵魂归宿问题,也不能单看做抱怨,更是对父亲生命的关切与对超验力量的敬畏。
    与“病”对话,不是为了沉在“病”中,而是“治愈”病痛,“治愈”意味着恢复稳定的秩序。不管是针对肉身的疼痛,还是精神的伤痕,上述的诸种温热无疑可作为治疗的良药。作者罗伟章正视人事的繁复,进一步把对“治愈”的思考引向深入。个人如何在生死与社会的双重压力中自持,若将社会也看做“病房”,其中的病又如何能得以“治愈”?正如作者的自述那般,个体生命的“伤疤”曾经是,也将持续是其写作的重点,可以预见,文学的“疗伤”效用,也将在他的笔下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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