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尤其是70后作家开启了真正具有现代性意味的写作。70后写作者虽然充分汲取了先锋文学的影响，但是他们杂糅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写作技术，丰富了先锋文学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人性，尤其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性复杂性的追求。
和国外70后作家的作品相比较，我们这些人的写作其实在姿态上是有些保守的，生活在我们笔下可能烟火气十足，但是缺乏更深层次的挖掘和打捞，也缺乏对文本的创新意识。跟国外同行在文体上的自觉追求相比较，我们在小说创作上的同质性日益明显，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显得有些呆板、木讷、拘谨，缺乏一种自信。自觉地对文学表达方式与表达内容进行探索，哪怕微不足道的创新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现代性，究竟是一个内涵抽象空洞，已经被抛弃的概念，还是能够继续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启示？70后作家，究竟是一个共性仍旧大于个性的整体，还是各自的个性已经清晰呈现，并在共性中逸出？当这两个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极其重要的概念撞击在一起时，又能激发出人们怎样的思考？日前，在花城出版社“现代性五面孔”丛书第一辑出版之际，鲁迅文学院、花城出版社共同主办研讨会， 《人民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施战军，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建周，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庆祥，鲁迅文学院教研室主任郭艳， 《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丛书策划人张鸿和李浩、徐则臣、东君、张楚等70后代表作家一起，以70后文本与现代性写作为主题进行了探讨。此次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作家邱华栋主持。
作家、学者眼中的现代性写作
施战军首先对现代性概念本身以及它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代性其实是一个中性的词，但是往往被当成一个褒义词，一个覆盖性、取代性的词，似乎现代性就是正确的，非现代性就是反动的，应该被革除的。现代性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崛起，人的主体性的凸显而建立起来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鲁迅开始创作时，所汲取的思想营养并不是当时西方最流行的人文主义思潮，而是在这之前的启蒙主义思潮。虽然西方当时已经开始反思现代性，但是因为中国需要补上启蒙这堂课，所以鲁迅还是选择了启蒙思想来作为创作的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施蛰存的小说是真正具备现代感觉的，所以我们通过他的作品，可以看到现代文学确实是跟此前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不同。他不是从社会担当的角度来写作，而是首先把写作建立在个人的感觉上，这样他的作品实际上就对当时另外的文学思潮构成了回应。施战军在对现代性概念进行了阐发后，还对几位70后作家的创作态势、现代性在他们作品中的体现进行了分析。
郭艳说，最近2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尤其是70后作家开启了真正具有现代性意味的写作。比如徐则臣的作品往往从北漂者等个人化的身份特征出发，描写每个行走在从农村到城市旅途当中的个体生命，他的小说是把人物纳入现代化命题当中进行论述的。李浩、东君作品里的人物，作为个体生命的主体性也是非常强的。她认为， 70后写作者虽然充分汲取了先锋文学的影响，但是他们杂糅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写作技术，丰富了先锋文学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人性，尤其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性复杂性的追求。像李浩的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塑造了一个单向度的父亲，用一种强有力的主观性叙述，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人性深度的探讨。
被广泛认为是70后代表作家的徐则臣由自己收入这套丛书的作品入手，认为这类所谓现代性小说，对于作家来说，很可能是一个语焉不详的保护伞，作家可以在小说里做很多实验，不能见容于主流写作的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可以全部纳入到现代性写作这一范畴里来，所以现代性这个概念对作家来说，即使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仅仅是这个词本身就可以纵容你，可以让你的胆子变得更大。他表示，收入这套文集的很多小说，因为的确非常个人化，是过去不敢示人的作品，从未收入到别的选集中。这就像父母最关注的不是一个当神父的儿子，而是一个当小偷的儿子，对于作家来说，个人化的写作可能就是作品里面的“小偷” ，但是这个“小偷”跟作家是心连心的。
另一位70后作家张楚则以《包法利夫人》为例，谈出了自己对现代性写作的理解。他说，福楼拜写这部书已经有150年了，但是和包法利夫人同样精神类型的女人至今依然到处可见，世界上照样有无数的包法利夫人们在诞生、成长，在绝望中毁灭。可见一本书的生命力远远超过一个人的寿命，所以他认为现代性写作可能还是要对人类各种各样的情感，对人性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所呈现出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进行最朴素、最真诚的书写。
70后作家东君说，他不知道现代这个词用了多久，王德威曾说鲁迅当年在日本看幻灯片，看到中国人的头被日本的军刀砍下来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就诞生了，后来鲁迅写了《狂人日记》 ，也就意味着现代文学诞生已经近百年时间。这是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他也注意到国外对现代文学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看法，有一个西班牙的评论家说传统的小说家把故事怎么发展下去作为一个重头戏，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家更重视营造一种让他人感知自己的氛围，他觉得他的写作也是这样，总是在慢慢地一点一滴地营造某种氛围。
杨庆祥说，现代性不是一个普遍的不变的概念，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演变的，作家更应从地方性的和个人性的经验出发，不断挑战、偏离各种中心，再去审视自己的地方性特质，这样的过程才是真正体现现代精神的。当然，作家在写作中，形式的试验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对于每个人独特的经验，如何找到正确的形式，把这些经验重新历史化，最终推引出一个普遍性的东西，这样的写作才有可能成为整个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70后写作者的方向
对于今天的70后这批作家，施战军认为他们因为对于国外的、经典的文学作品有着自己的自觉的阅读系统，而不是去找那些很生僻的作品来阅读、借鉴，所以他们讲的这些故事更贴近我们内心的感觉，作品的包容力更大。另一位70后作家李浩认为，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写作者来说，更多考虑的是文本层面的现代性，而对人的现代性这部分是有所忽略的。中国正处于现代性进程中，这一过程是缓慢的，我们的写作才更应当自觉地为现代性进程做出努力。
张楚说，和国外70后作家的作品相比较，我们这些人的写作其实在姿态上是有些保守的，生活在我们笔下可能烟火气十足，但是缺乏更深层次的挖掘和打捞，也缺乏对文本的创新意识。跟国外同行在文体上的自觉追求相比较，我们在小说创作上的同质性日益明显，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显得有些呆板、木讷、拘谨，缺乏一种自信。自觉地对文学表达方式与表达内容进行探索，哪怕微不足道的创新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杨庆祥说， 70后这代作家对人性开拓性的描述，是他们的长处或者优势所在，更年长的作家写作里有一种与世界的对峙，他在70后作家里看到更多的是对话的关系，这包括和世界的对话，和自我的对话，和他人的对话，他认为对话的关系是未来写作特别重要的基石。这种东方的，有着更多写作者自己生命体验的写作，可以改变文学现代性的走向，会构成新的现代性。
李云雷则立足《现代性五面孔》丛书，认为现在文学界的格局是现实主义占主流，这时推出这样的一套丛书来倡导探索性写作，倡导一种新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应当对我们当前的创作造成积极的影响。跟其他国家的同龄作家相比，我们的70后作家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也跟中国现代性发展进程的特殊性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还要积极探索怎么把这些世界视野中的中国特殊性、70后这代人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纳入今后写作中。70后作家是需要重新命名的，因为70后这样一个概念本身是没有特点的，如果就直接用这种年龄段来命名，前面有50后、 60后，后面还有80后、 90后，这样的命名方式让我们看不到这些作家自身的特点。而我们以前的命名方式，比如先锋写作，是把作家和某种创作上共同的主题、手法、风格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命名方式更加合理，对推动整个文学的发展更有价值。所以，他觉得这套丛书应该是对于这代作家用一种新的方式命名的尝试，是对我们当下文坛的平庸写作的一个反驳。
李建周对70后作家应该如何命名提出了设想。他认为，评论界对70后作家有很多的命名，有人叫尴尬的一代，有人叫面目温和的一代，这些命名方式都有着特殊的价值、意义，因为它们各自体现了某种我们描述不清的状态，也体现了作家和时代的关系，例如东君小说中人物经常处于“晃荡”的状态，这就非常切近我们时代的特征。这种状态可能还会在70后作家的写作中更清晰地逐渐呈现出来，所以需要我们对更多作品中对时代精神的描述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检验70后作家的写作能否实现真正的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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