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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的角色


    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虽有专业评论家,但没有职业评论家。职业评论家的养成,有赖于激浊扬清的舆论环境,相对优渥的稿酬回报,实施完善的版权法制,以及不为人情所累的公序良俗。而国内普遍存在的是 “兼职”评论家,主要有三类: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人员;二是各级政府部门主管的学会和课题评委,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构成一个特别的要津序列;三是体制内外的“独立”评论家,有其他“谋生”之道以全身。至于纯为宣传炒作的吹鼓手和段子手,则不堪评论家之誉。局面如斯,评论家要拭亮本真的性命颜色,发出坚韧的真理之声,认清守持的身份角色,就显得尤为可贵。
    然而当下,在社会泛娱乐、全民爱表演的大舞台,身处一隅的评论家,如尚能不为秀场所动,恐怕已是难得的操守。时髦华丽的影视圈,“捧杀”与“棒杀”仍轮番不倦;外热内虚的戏剧圈,为绵续“家业”而彼此加持,其所余留的“捧杀”,也许还算是一种温柔的进步。实际上,爱“看戏”与爱“演戏”的交会,向来都传统有自。但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无论戏里戏外,这种观演互动所应有的边界理性与高尚格调,始终没有健全起来。一个尴尬的视盲在于,“经院派”的理论家尽可高蹈于书斋,“经世派”的评论家却必须出入红尘,近察遥观,针砭冷暖。但如果一个评论者的出场只有 “姿态”而没有“态度”,如果他的言说只安逸于贩卖仿制古董的山寨货,或沉溺于拼装舶来术语的二手货,他在文艺群芳谱中能获取什么令人尊重的角色?
    评论家的存在感,不在于扮一个在海边数贝壳的渔夫,有太多文秘和娱记可以胜任;评论家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 “冒险家”,他要在艺术家们筑起的作品群屿中,开辟自己的航路,树立自己的旗杆,绘制自己的地图。换言之,评论也是创造。这就意味着,勇于发现、探求真理、秉笔直书,是评论家的天职。
    但是,为什么各种作品盈耳夺目,各种评论也浩如烟海,优秀之作却越发稀见?有人说,国民文化素质不高,艺术创作不理想,文艺批评也就好不到哪儿去。是这样吗?评论家就是这样委过于人,得过且过,无过则喜吗?竹篮打不了水,破布织不成锦。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但事实每每令人诧异。比如一个剧团,内设艺委会,外聘专家组,仍免不了奇葩之作,它们或内部试演即收,或两场三场则罢,即便是有幸获得资助“风光”一时,却转瞬即逝,末了谁也不会记得半点泡沫。请问,那些滔滔不绝的评论家们,真的“在”吗?
    这的确是个全民评论的时代,谁都可以也有权对任何作品评头论足,但真正的评论家不能撂下碗抹了嘴就走人。专家在各类艺术节会、项目资助中,也肩负着评论家的重任。但仍有相当作品“三稿五稿不如一稿,七稿八稿不如不搞”,现场一观,不忍卒睹,造成大量人财物力的浪费。骑墙派的评论者总爱讲什么 “见仁见智”,似乎左看这部作品不好,右看也是好的,捣糨糊,和稀泥,你好我也好。这不是评论家,是诡辩家。问题在于,文艺创作的特质注定了其带有不可复制、不可计量的灵感性和天赋性,作品的成功与否,固然“勤奋”是某种必要条件,却非充要条件。我从来主张,一部作品如果初稿扎实,则具备了愈臻完善的根基;否则诸如七稿八稿、“改好了就是好戏”的说法,纯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十年磨一剑”的前提,它得是一块好铁,而非一堆烂絮。非常遗憾,许多作品起点便皮之不存,但是评论者或评委们却 “曲尽衷肠”,任其方枘圆凿甚而南辕北辙,遂真话不出而庸作不止。
    我们亟须呼唤良心评论家的慧识与担当。某些评论家只能美其名曰“社会活动家”,而不是艺术批评家。这都是信奉所谓“功夫在诗外”的拱手师爷、袖手先生,真才实学者少,滥竽充数者多。评论家必须是一个专业且敬业的“治水家”,守住创作的生态之堤不使溃决,是以方有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评论家本当大有作为。不过,评论者倘不被人讥为无行的 “文人”或谄媚的“骚客”,他就必须要有深厚的修为和独立的思想。事前围观,事中拍手,事后推责,于公无补,且人格尽失,要评论家何为?严肃深挚的评论不是街谈巷议,评论家也不是网络 “水军”,他要有生于忧患的情志。评论家也不是戏迷,不是票友,他要有穿石掘冰的审辨。评论家不是古旧货囤积商,不是快销品推销员,而是思想王国的缔造者,是一个 “预言家”。他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明人所未明。艺术家必要有他的创造,则评论家必要有他的发明。鸿蒙开辟至今,发明即是创造。
    评论家在 “冒险”中拓展新路,在“治水”中守护良知,在“预言”中启示未来。日影迁移,太阳有常。常道若废,则万象失真。归根结底,评论家天然就是一个行走无垠的思想家,是真理的捍卫者和黑夜的秉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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