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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挖苦名家名作的纳博科夫,真的只是因为固执和偏见吗?


    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其著名小说《洛丽塔》在文学和市场两方面的成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除了小说家的身份,纳博科夫还是一位优秀的文体家——在嘲讽和挖苦名家名作上尤其“优秀”。对他来说,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毫无意义;庞德“肯定是二流;《死于威尼斯》写得愚笨,《日瓦戈医生》是“夸张和糟糕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冗长而混乱”;福克纳的南方编年史被认为是“杰作”只不过是荒谬的“错觉”;至于海明威,他第一次读就觉得,“什么钟啊,种啊,公牛啊,真让人受不了。” (1967 年,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的采访,后见于《与纳博科夫的对话》)
    很难想象有谁能入得了纳博科夫的法眼,哦,他挺喜欢普鲁斯特的,但还是说了“‘麻木’(stupor)是‘普鲁斯特’(Proust)的变位”这种话。
    他曾略带自嘲地说挖苦名家名作是他的“本能”,但在很多人眼里这显然是固执和偏见。如果仅仅从访谈中看他“怼天怼地”,当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如果进入到他更广阔的文本世界,或许我们就能理解这些批评背后隐匿的文学抱负和价值判断。
    今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将纳博科夫的三部文学讲稿,即《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及《<堂吉诃德>讲稿》出版,使我们有了更加接近纳博科夫的机会。日前,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作家张怡微来到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以“拥抱全部的细节”为题,与读者分享了三部文学讲稿呈现的纳博科夫。
    导读前言是读书的大敌
    1940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后,先后在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纳博科夫自己为这张照片写的图说是:纳博科夫,小说家、昆虫学家和国际象棋分析家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等高校执教期间,纳博科夫开设文学课程。为此他精心撰写了大量的讲稿,后经整理和编辑出版。其中《文学讲稿》专注于欧美作家,对简·奥斯丁、狄更斯、福楼拜、斯蒂文森、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七位大师的七部名著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与探讨。《俄罗斯文学讲稿》则聚焦俄罗斯的六位重要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以此绘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光谱。《<堂吉诃德>讲稿》阐述了对塞万提斯其人其文,以及《堂吉诃德》这部传世巨著的独到见解。
    “他看文学作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因为他在文学讲稿里呈现了有不同的主体,尽管是个老师,实际上他也是读者。纳博科夫特别反对那种按照既定观念切入一本书,他希望出现的是赋有想象力的东西,就是能读出自己诗意来,读出自己的想象来。”这让梁永安特别有共感,他觉得一本书最可怕的就是导读性质的前言,讲一大堆理论把书模式化,非常影响读者的体悟,甚至会造成“集体的互相遮蔽”。
    显然,在纳博科夫那里,世人对名家名著的推许无非是类似导读前言的东西,所有放在他眼前的作家作品都是平等的、崭新的,由此而出的评价往往既有观念大相径庭。纳博科夫始终在努力避免集体的遮蔽。
    比如读《堂吉诃德》,一般是将堂吉诃德和桑丘看成截然对立的两类人。“堂吉诃德的流浪性、挑战性在人类生活里是特别稀有和珍贵的,有点疯疯癫癫,但是清醒的疯癫。桑丘这类人看着有点倔,但他有一种很世俗的眼光。”但纳博科夫不一样,“他看到这两个人浮浮沉沉,然后互相影响、互相结合,最后两个人的身影汇成一个影子。”梁永安认为,这才是体悟出人类复杂性的解读。
    要沉思,但不要苦大仇深
    虽然只是授课讲稿,但纳博科夫实际上为之付出了很复杂的人生准备。他童年在俄罗斯,后来在西欧生活了20多年,最后移居美国。他语言天赋非常好,精通斯拉夫语、法语、德语和英语。因此,张怡微看到,“他的讲稿跟其他讲稿非常不一样,他始终在纠正翻译错误,非常讨厌翻译得不准确。”
    “(语言背景带来的)不光是翻译的问题,他自己创作的定位也会受语言影响。”梁永安说,《洛丽塔》在一开始被认为写得很邪恶,但纳博科夫实际上表现了一种语言之间的追逐关系:“他母语是俄语,来到美国用英语写,这两个之间始终有一种追逐关系。俄语追逐英语有一点精疲力尽的感觉,所以纳博科夫自己说洛丽塔代表英语,亨伯特代表俄语,这两者之间就变成似乎得到、最后又失去的关系。”
    纳博科夫脑子里有一个根本命题,那就是“文学关乎语言的享受”。梁永安提醒,从来没有一个作家是构思好整部作品,然后一字不漏地写下来,由此可见,“语言本身是有生命力的,语言本身会像藤蔓一样生长。”这种生命力,在写作过程中就会带给作家以语言的愉悦,纳博科夫就是特别能辨认语言之悦的那一类作家。
    在梁永安看来,纳博科夫兼具了俄罗斯文学和美国文学两方面的特点。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先天具有沉思性和孤独性,“是皱着眉头的文学,是在火炉边不停思索的文学,所以会出现像《父与子》那样的一批作品。”而美国文学则是秉承其国人性格里的冒险、锐进和乐观精神。纳博科夫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沉思性,但是将其中苦大仇深的味道替换为了美国式的幽默和灵动。
    “一方面他写得非常有才气,有一种魔法师的灵动,那是俄罗斯传统文学里面不具备的。同时它又有一种非常强的追溯性,对某一个问题在作品里面持续不断深入地去触及、思索。所以他的作品里面表层和深层语言的叙事,与内在价值存在着非常大的张力,有很大的不一样,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创作和批评风格。”梁永安分析道。
    极致细节的追问下,他发现那些大作家都在乱写
    纳博科夫式的批评,并非仅仅出于审美和文学观念,还来自于他对细节、对准确性的追求。
    除了文学世界里的身份外,他还是地地道道的科学家,细致点说是鳞翅目昆虫学家,再细致点说是蝴蝶专家。
    他的蝴蝶研究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程度?1941年到1948年,纳博科夫每天在显微镜下工作达14个小时。那几年他在蝴蝶研究上获得了许多成就: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利用生殖器解剖的方法对南美眼蝴蝶进行了系统分类,发现并命名了许多眼灰蝶,特别是提出一个大胆假设:南美洲的一些眼灰蝶是从亚洲穿过白令海峡过去的。
    在科学家的世界里,准确性是审美,创造性是正义,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到业余爱好中去,使他成为了国际象棋分析家,在文学领域,使他近乎执念地追求细节准确和整体平衡。
    “通俗来讲,他很直男,讨厌模糊的东西。《变形记》里一个人醒来变成一个甲虫,他会问什么甲虫,什么形状,几条腿,什么颜色?讲墙纸,他会说什么墙纸,什么质地,什么颜色?”张怡微觉得如果自己是他学生的话,会很难受。
    但是带着这种思维和眼光审视作品,就会发现很多描写都是混乱的。
    “他喜欢画地图,他上课会非常明确告诉学生,你们在读乔伊斯的时候,你们就要把里面的地图画出来。讲到《安娜·卡列尼娜》时,他要求学生画主人公坐的车厢的整个构造。他甚至要求学生知道简·奥斯汀描写的那些风物到底是什么状况。当用准确性的尺度来衡量堂吉诃德,就会发现写得很乱,地方走得也不对。”尽管不喜欢这些作家,但张怡微看到,纳博科夫的这些批评,是在做了大量的文本细读之后给出的,“深入到每个章节,每个人物,所有的事件,他都做了整理”,绝非无的放矢。
    另一方面,对蝴蝶和昆虫的研究,使纳博科夫始终在追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这种追溯也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创作当中,比如《洛丽塔》。
    “人不可能永远控制在社会性、文化性里,也有动物性、自然性的一面。所以《洛丽塔》里,亨伯特和洛丽塔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情感关系、审美关系,还有一种追逐狩猎的关系。但是他们的时间线不一样,一个是回溯式的,一个是向前的,但误读让亨伯特开始追逐。”梁永安觉得,纳博科夫的作品值得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读,会给人带来改变。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洛丽塔》值得每个男孩子都读一读,会让你对生存有一个深度推进。”梁永安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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