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叙事与历史意识——读傅希春长篇小说《古全和》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27 文艺报 林精华 参加讨论
 在文学的社会意义急剧萎缩、文学存在形态加速变形的情境下，专业文学研究者的文学写作大幅减少，乃大势所趋。可是，1980年代就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傅希春却呕心沥血近20载，在体弱多病的情形下，写出鸿篇巨制《古全和》。表面上，这四部曲受到作者专业工作的影响——正如俄苏作家阿·托尔斯泰三部曲《苦难的历程》（1919-1941）把具体个人的曲折命运置于大时代背景下考察，在其叙述中，历史情势决定着个人最私密的爱情和婚姻。但认真阅读发现，《古全和》却不尽然，在结构上它采用英雄传奇加“历险记”的叙述框架，叙述了清末民初古世才一家在历史中的风云变迁。古全和几乎没有正经读完小学和初中，却破格考入高中，考取东湖师范学院中文系及该校的世界文学研究生，并成为该校党委宣传部重要干部。如此漫长的人生，在起伏跌宕的历史语境和生活细节中被展示出来，该作不是在直线的历史决定论中进行叙述，而是要尽力凸显主人公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地位。这部小说属于全知叙述，即叙述者无处不在。在第一卷《苦难的童年》中，作者以第三人称，无所不晓地描写古家庄的历史，重点是古世才的人生，他因曾在苏维埃远东兵工厂干活，在山东被日本人占领后，被日伪抓去为日本人造武器，古世才兄弟被迫带领全家老少背井离乡。在每每叙述不同事件之后，叙述者总会站出来发表意见，而评述的内容无所不包：例如对宋代以来女人裹小脚在民国年代仍大量存在的现象，叙述者就公开评述道：“西方有束腰、穿高跟鞋等摧残的恶习，至今不改，如今还传染到中国富有阶层的女人中，她们刚扔掉裹脚布，又垫起脚后跟，从拧着脚走路变成跷着脚走路，假文明、真愚昧。”第二卷《战火下的青春》叙述古全和一家为逃离日伪统治而迁徙山东，他们九死一生来到“满洲国”的宋家屯，艰辛度日，叙述重点放在古全和的求学经历：和第一卷一样，但凡所及的人物、地点，必有介绍，如对宋家屯及其鬼屋、山东庄，各有详细的历史查考。第三卷《象牙塔之梦》写解放之初古全和报考江城市立中学，并记叙了入读该校高中惊心动魄的求学过程，还讲述了他在东湖师范学院中文系读本科和研究生的过程。和前两卷一样，这些叙述对古全和的同学、老师、家世、社会关系、政治信仰等各方面都有详细介绍。第四卷《风雨人生》叙述古全和从反右到“文革”结束期间，在东湖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工作的艰难人生。与古全和发生工作关系的同事、领导、学生，他们的传记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到详细呈现。然而，若是进一步探究便可发现，由叙述者直接讲述出来的古全和家族和他本人的历险记，变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缩影，实际上作者是用中国传统小说叙述方式，即每一个新人物出场，或一个新地点出现，接下来就是叙述者有条不紊地叙述这个人物的身世，或者与之相关的村镇、单位的历史掌故。这种随时出现的插叙，看似分散了叙述中心，实际上增加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 当然，在叙事学看来，内视点是代表叙述水平的重要技术，即叙述者的权力受到限制，他所知的并不比人物更多。可是，《古全和》拒绝使用这种叙述方式，却未必会导致作品的价值受损。叙事学作为冷战时代从法国突然兴盛起来的文学理论，经美国而波及到全球，以叙事学阐释欧洲现代主义作品，反过来证明《达洛维夫人》《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等等现代主义小说发展最高成就所在，以对抗共产主义阵营文学所强调的现实主义中心论的不足。而《古全和》的全知叙述，延续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使读者触摸到历史的更真实层面：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大家族的内部危机；抗战时期地方武装并非都是抗日的，相反，借抗日之名骚扰地方的情形比比皆是；“满洲国”并非如日本所说的那样和谐，在此谋生的中国人随时处于危险之中；新中国成立前30年，政治动荡左右着教育和大学发展。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叙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有类似之处，在叙述具体人或事时，叙述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从而能补充叙述所及的人物历史，但在涉及更复杂的人物和历史时，则所知甚少，暴露出叙述者的视野和见识严重不足。这种矛盾性的叙述，正是《古全和》留给我们的沉思之处，希图追求正派、正直的古全和，为何一再成为具体微观历史的牺牲品？他始终只是普通人，真诚投入工作近10年，10年间他的身体被严重损耗，耽误了家庭生活，并未正常履行为人子的责任。这是历史进程有问题，还是古全和对社会历史的认知不合时宜？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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