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俄国病案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57 文艺报 陈 方 参加讨论
这个夏天，俄罗斯和它的世界杯成为了高频词，吸引了诸多人的目光，很多媒体推出了“带一本书去俄罗斯”之类的书单。如何接近这个国家，如何了解它的历史、文化和人，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俄罗斯的历史不长，但它在20世纪的经历之丰富，变迁之巨大，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可与之相比，而它的国人以不会微笑著称于西方，以战斗民族扬名东方，更是验证了别尔嘉耶夫关于俄罗斯性格之两极性的论断。若想深入这个民族的内核，探知它在20世纪的历史，可以去读历史、文化和哲学，亦可以通过文学作品、文学想象和虚构的文学空间，这或许是我们探索这个民族的更加感性的方式。 《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是俄罗斯作家乌利茨卡娅最为重要的作品，于2001年获得俄语布克奖。俄国评论者称该作品是一部“家庭史诗”，是一部“迟到了将近20年之久的、智慧得不可思议的小说”，迄今为止，它已被翻译成将近20种语言，引起了俄罗斯和西方文学评论者的密切关注，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风貌的微缩体现。乌利茨卡娅和很多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一样，喜欢写家庭，她于2005年短暂访问中国的几天里，也不忘找机会去看看中国人的家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但她笔下的家庭不是一个狭窄的、仅关乎个人情感的场域，而是交织着国家与个体、历史与现实、传统价值观和反叛精神的空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的情节发展跨越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维度。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卫国战争、战争初期苏军的撤退、苏联时期国家对遗传学以及遗传学者的压制、在生育政策方面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斯大林的去世以及在莫斯科规模壮大的葬礼场面、上世纪60年代苏联年轻人的生活、爵士乐在彼得堡和首都的兴起……乌利茨卡娅在小说中还原了很多俄罗斯人在生活中曾经亲历、并且永生难忘的场面。事实上，正是国家的整体命运造就了每一个俄罗斯人的个体命运，对于作品中的人物也不例外，他们的个人生活就是俄罗斯上世纪社会生活的一个侧影。 小说围绕其中心人物，妇产科医生库科茨基，记录了两代人、两个大家庭的命运变迁。作家曾说过：“作为学生物的，我对人的身体生理感兴趣；作为一个作家，我研究人的一些较深层次问题——人的心理、人生经历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部小说中，库科茨基和戈尔德伯格的专业为乌利茨卡娅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专业特长的机会，她以自己丰富的医学和生理学知识，在小说中增添了很多令人回味的细节描写，如人在母体中的形成、精子和卵子的相遇，此外还有许多借助拉丁文勾勒出来的性爱画面，冷冰冰的科学术语在作家笔下散发出温暖而有诗意的味道。此外，小说第二部分的非现实主义描写，也是作品中引起评论界争议较多的地方，主要描写的是叶莲娜病中的幻觉，而作家却在非现实的场景中表达了她对宗教、死亡、爱情等永恒问题的深入思索。 小说名字中的“病案”（казус）一词在俄语中有“令人费解之事”、“复杂病案”之意，这个词也构成了小说中所有主题的核心。首先，“病案”是就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命运而言的。小说男主人公库科茨基是一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人，除了精湛的医术，他还有超自然的“内视力”和直觉来帮他解决科学理性无法做出判断的问题。虽然他一生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有很多新生命经过他的双手来到世间，他也给很多已经丧失希望的夫妇创造了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二战刚一结束，他就为国家制定了促进人口增长的规划，但是由于官僚主义和一些人的愚昧无知，这个规划久久没有实行；他积极推行人工流产的合法化，被妻子和家里的女佣称为“杀人犯”，他也因此和她们失去了相互理解的可能；他和统领科学院的伪学者做无果的斗争。面对荒诞的苏维埃现实，他用酒精麻醉自己。而库科茨基的好朋友、被他称之为“聪明的脑袋长在了傻瓜身上”的戈尔德伯格却是一个永远的乐天派，他和库科茨基一样正直善良，尊重科学和良知，对国家的命运怀着一颗永恒的赤子之心，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和清醒的智慧，却一样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流放、监禁、被排挤、被陷害……他们俩的命运就是苏联知识分子在20世纪命运的集中体现。小说中两位好友在争论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哪些品质给个体的生存提供更大的机会？智慧？天赋？诚实？自尊感？坚强的精神？不，所有这些品质都妨碍生存。拥有这些品质的人或者抛弃了祖国，或者被有计划地消灭了。而哪些品质有助于生存呢？谨慎，封闭，虚伪，道德上的随机应变，没有自尊感……”这或许并不仅仅是两位主人公共同面对的难题和病案，也是所有人在社会生存中难以进行的抉择。究竟是放弃良知来求生，还是继续保持道德上的纯洁来迎接灾难，两位主人公都给出了对这份病案的解答。 “病案”的另一重含义是就家庭而言的。或许幸福的家庭、完满的爱情是作家笔下每一个人物的追求，然而，即便在虚构的空间中，这种追求也常常无果而终。作者并没有制造幻觉，而是非常现实地刻画了家庭生活的真实景象。在乌利茨卡娅笔下，理想的家庭是夫妻间拥有灵与肉结合之爱情的组合，而完满的爱情则是精神和肉体的完美契合。作家借虚构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形象充分表达了对灵与肉之爱的看法。较之于追求纯精神世界、戒绝欲望的经典作家，乌利茨卡娅认为两个身体的结合是无罪的、高尚的、幸福的。理想的性爱是肉体和精神高度和谐之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库科茨基和叶莲娜最初10年的婚姻生活幸福得毫无瑕疵，可称得上是完美婚姻，但这仅仅是他们漫长生命中的短暂一瞬。对人工流产的不同意见、对家里冒出来的养女的不同看法使他们无法填平横亘在二人之间的鸿沟，那是误解、是相互的伤害、是极度的自尊造成的无法弥补的隔阂。叶莲娜生病后，他们更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妻子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库科茨基所无法理解的世界。他们的“家庭生活只保留了一个大概的形式，保留了旧日家庭幸福的空壳”。 库科茨基的女儿塔尼娅经历了曲折的生活道路后找到了灵与肉结合的爱情和精神同道：“塔尼娅和他的世界观完全吻合，无论是思维过程还是感情变化都吻合。”与谢尔盖的结合改变了塔尼娅的世界，她感受到了完满的幸福，“在这个夏天之前 ，她从来没有感受到这种非人类的愉悦，那是任何一种生物，从蚯蚓到河马，都能感受到的激越”。关于塔尼娅和谢尔盖相爱的段落或许是整部小说中最饱含激情的部分，有那么一瞬间甚至让人以为他们的幸福会弥补父辈感情生活的苍白。然而，无论是灵与肉结合的理想境界，还是由这种爱情构成的理想家庭，在乌利茨卡娅笔下都是短暂而易碎的，塔尼娅最后客死他乡，和谢尔盖的家庭生活也戛然而止。在作家笔下，比起维护家庭幸福，破坏它更加容易；比起相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更难，幸福往往短暂，而不幸却悠久漫长。更为悖论的是，那种靠责任与利益，或曰靠理性维系的家庭，比如托玛的家庭，比靠情感维系的家庭持续的时间更为长久。尽管如此，乌利茨卡娅依然把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家庭幸福当作她的一种追求，虽然这或许是任何一个清醒的作家都能认识到的难以实现的理想。 最后，小说的“病案”还是就两代人世界观的差异而言的。不难看出，巴维尔·库科茨基和塔尼娅是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各占据了小说前后两部分最为主要的篇幅，他们是20世纪同龄人和40年代生人的代表，同时也代表着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长在医学工作者家庭的塔尼娅，从小就形成了反对他人意志暴力、向往自由的个性。在医学院做实验员、解剖婴儿尸体的经历，让她彻底放弃了对科学的热爱，她认为那里充满了对世界的物质层面的解读和对生命的不尊重；老院士甘索斯基对塔尼娅的猥亵，让她轻易地把童贞献给了一个路遇的男孩，同时也坚定了离开虚伪科学殿堂的决心。塔尼娅放弃了学业、放弃了每个人都要重复的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她培养起了一整套否定世界的理论，否定愚蠢、荒诞、可恶的世界，她坚定地拒绝按照这个世界的那些法则生活”。之后的塔尼娅过起了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她随遇而安，享受着自由，以自己的方式感知起眼前的世界。 塔尼娅对自由的体验是全方位的，这不仅表现在她放弃学业和工作，做起了富有创造性的手工艺品上，也表现在她解放自己的身体，让身体充分享受自由上。她和不同的人同居，甚至同时和戈尔德伯格家的两兄弟同居，以至于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是谁的。塔尼娅对性的态度，似乎也是她对抗秩序和体制的一种方式，是对苏联社会那种回避性、把性看作不道德的虚伪态度的反击。塔尼娅成长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与作者乌利茨卡娅几乎是同龄人），她和她那些流浪艺术家和音乐家们是饱受斯大林独裁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压抑的一代人，聚拢这一代人的“不是社会出身，也不是民族属性，不是职业，也不是教育水平，而是某种不可捕捉的东西，它部分地与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悦有关，但是并不会局限于此。为了成为我们的人，应该能体验到一种隐约的不安心情，要对所有命令和许可不满，对整个现存的世界感到不满，从字母表到天气，直到把一切都创造得如此糟糕的上帝”。性爱是塔尼娅宣泄不满、追求自由的方式，也是反抗制度的方式。“她小的时候，大人的世界和小孩的世界、好人的世界和坏人的世界的这种分化是非常自然的。现在，她面前展示着另外一种划分——听话人的世界和不听话人的世界”。她努力做的是一个“不听话的人”，也就是体制外的人，这一点与她父亲——库科茨基医生有着天壤之别。父亲能够去宽容地对待她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无法理解。 有的时候，艺术家只负责提出问题，但并不负责对其进行解答。乌利茨卡娅在《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中给出的一个个含义颇丰的“病案”，其实并不仅仅属于库科茨基，也属于我们每一个沉浮于生活和命运之漩涡的人。我们和作家一样，未必能给主人公们找出“药方”，也是因为生活本就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悖论，根本无解。然而，透过作家精彩的艺术世界和她对生活、人、情感和家庭的深刻观察，我们对这些问题会有更多的思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