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研究:基本框架还需重新考虑(3)
http://www.newdu.com 2024/08/28 06:08:55 文艺报 赵稀方 参加讨论
让我高兴的是,香港学者的研究与我的研究出现了遥相呼应。在《小说香港》中,我曾指出:已有的中国内地学者所撰写的“香港文学史”,无一例外都是香港“新文学史”,这些“香港文学史”沿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旧文学对立的框架,却没有注意到香港的特殊性,“在内地,旧文化象征着千年来封建保守势力,而在香港它却是抗拒殖民文化教化的母土文化的象征,具有民族认同的积极作用。在大陆,白话新文学是针对具有千年传统的强大的旧文学的革命,在香港旧文学的力量本来就微乎其微,何来革命?如果说,在大陆文言白话之争乃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那么同为中国文化的文言白话在香港乃是同盟的关系,这里的文化对立是英文与中文。”可惜,这种质疑一直并无反响。最近在《香港文学大系》中,我却看到了精彩的说法。陈国球在“大系·总序”中专辟一节,标题是:香港文学大系是“文学大系”而非“新文学大系”。他解释说:“‘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既有可能互相对抗,也有协成互补的机会……如果简单借用在中国内地也不无疑问的独尊‘新文学’观点,就很难把‘香港文学’的状况表达清楚。”负责编辑“大系·旧体文学卷”的学者程中山断言:从1843年至1949年,中国传统文学是“百年香港文学的主流”,已有的香港文学史仅仅书写新文学,是荒谬的,“近三十多年来,香港文学主流研究者,对百年香港旧体文学大多视而不见,或更排斥诋毁,制造一部部以偏概全的《香港文学史》,至为可惜”。 在研究方向上,我与卢玮銮、陈国球等人的看法也相近,即不着急撰写香港文学史,而首先应该加强对于一手报刊史料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香港文学史的建立,当然应该从报刊入手,可惜的是,内地学者一直没有这样的条件,而香港学者从事香港文学研究的也不多,重视报刊整理的学者更少。近年以来,我主要从事香港报刊文学史的研究,一旦实际进入一手报刊,我立刻发现文学史种种说法都变得似是而非起来。下面仅以香港早期文学的问题略加举例说明。 在1995年第1期《今天》的“香港文化专辑”上,刘以鬯先生发表了《香港文学的起点》一文,提出香港文学的起点应该追溯到1874年《循环日报》的创建。这一说法的根据,来自于忻平的《王韬评传》中的一段有关王韬在创建《循环日报》时增设副刊的话。我找到忻平的《王韬评传》,发现忻平本人并未见过《循环日报》,他的有关说法,引自于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再查阅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找到所引段落,才发现出了问题。 戈公振的原文是:“光绪三十年,增加篇幅,分为庄谐二部,附以歌谣曲本,字句加圈点,阅者一目了然。”忻平居然漏掉了“光绪三十年”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说,戈公振所说的《循环日报》创立副刊是在1904年。王韬在1884年就离开香港,1897年就去世了。这就是说,忻平所谓王韬创办副刊的说法,完全就是一个史料错漏。笔者在大英图书馆查阅数据的时候,曾经专门看过《循环日报》胶片,可以佐证。刘以鬯的这一观点现在被文学史广泛采用,需要纠正过来。 1928年8月创刊的《伴侣》,被认为是“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笔者通过多地查找《伴侣》原刊,才发现侣伦的诸多被文学史沿袭的说法也很有问题。侣伦说,《伴侣》是香港的第一本“新文艺杂志”,“纯文艺性质的杂志”,“侧重刊登创作小说,其次是翻译小说,此外还有杂文、闲话、山歌、国内文化消息等项目”。事实上,《伴侣》英文名为Illustrated Family Magazine,是一个标准家庭生活类刊物,主要刊登生活类杂文,文学很少,直到第7期开始才变成以文学为主要内容,可惜时间不长就没了。《伴侣》也并非由什么文人团体主办,据第1期封底,《伴侣》系由中华广告公司主办,地点在香港大道中六号四楼。 1924年8月面世的《小说星期刊》,一向被我们视为香港的鸳鸯蝴蝶派刊物而加以批判,事实上这是一个综合性刊物,有通俗小说、古典诗文、白话文学、地方剧趣等多种栏目。仅以白话小说而言,《小说星期刊》刊载的白话小说就有短篇小说60篇,中篇小说4篇,长篇小说两篇。再看,《伴侣》共计发表短篇小说14篇,长篇小说两篇,翻译小说5篇。从数量上看,《小说星期刊》发表的白话小说数倍于《伴侣》,并且,《小说星期刊》还发表了香港最早的“小小说”和新诗。 如此看来,香港早期文学的基本框架,显然还需要我们重新考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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