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写女性的经验和领悟(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2:11:16 文艺报 王雪瑛 参加讨论
《家肴》也不是精致唯美的文艺小说，唐颖的笔触有着一种看取生活底色的冷静和细致，透出现实生活真实的骨感。元英一家是上海万千家庭中的寻常人家，如一叶小舟在历史的激流中飘摇，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他们的命运起伏着。小说以文学的目光回望着这些普通人的哀乐欣忧，注视着他们心灵中的深浅伤痕。这些伤痕已经年累月，犹如灰烬中的暗火，看不见火光烈焰，却在隐隐地灼伤着他们的生活和心境。 小说每一章节起始的“家肴食谱”很醒目，是那个年代中元英家里的食谱，承载着那个时代普通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也是那一代人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顽强地保持着日常生活中的乐趣，在各种日用品的计划供应中，散发出难得的活色生香。这是不同时代中不变的人间烟火，这也是上海真实的都市生活，在记忆中散发着往日的温度。 元英是小说中用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她很好强，要面子，靠近主流的价值观。她是经历了时代洗礼的那一代上海女性。哥哥元鸿的15年牢狱，女儿容智与她的断绝往来，父母之墓的被掘都是她心里的沉重伤口，时代的风云变幻，给她的内心世界投下了阴影。 她与宝珠、阿馨等女性相比，似乎坚强得过于坚硬，她常常急躁、抱怨，动不动便紧张，她在特定年代遭受的创伤留下的心理阴影，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保护。其实她深爱着自家人，比如元鸿入狱后，她对宝珠经济上的接济，对阿馨生活安排的建议，对丈夫和容智、容美的爱护，她的一生都在为一家人操心。 宝珠和元英是同一代女性，她的个性和生活方式与元英构成对比，她是一个与生活妥协，善待自己的人物，即使在丈夫元鸿入狱，经济窘迫到需要借钱度日的时候，她也不忘记要做头发，尽可能地吃好穿好，她在苦中作乐，不愿亏待自己。她没有刚性的坚强，却有着顺应的柔韧，在强大的意识形态下，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们都是真实而生动的上海女性。 理智和情感的冲突 命运就像一部脱轨的列车，谁可以阻止呢？悲剧的发生，生命中的伤痛，是人生中的偶然和必然，是自我和时代等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温柔之歌》中，蕾拉展开的是米莉亚姆与路易丝的日常生活和两个家庭之间的纷繁纠葛在路易斯心灵上投下的沉重阴影。在《家肴》中，唐颖揭示的是几十年间的时代嬗变中两代人的心灵创伤：元鸿的入狱，他的人生歧途对于整个家庭成员造成的伤害，蔓延和扩散到元英、宝珠、阿馨，第二代人容智、容美的人生中，唐颖细致地叙写了女性在母亲和女儿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和角色中各自的伤痕和疼痛，而在另一部长篇小说《上东城的晚宴》中，她以更加集中的情节主线直面现代女性深层的情感困惑。 小说以逼真的人物故事、清晰的情节脉络，探寻着一个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生发、犹疑、挣扎的问题：爱欲与生命，从而丝丝入扣地叙写出女性内心丰富的体验和疼痛的领悟。如果说在《上东城的晚宴》中，唐颖展开的是爱的逃离，《瞬间之旅》中书写和感叹的则是爱的错失。 唐颖塑造人物的时候，充分书写了他们生活的城市：上海、纽约、新加坡。犹如植物，他们有着自己生长的环境与土壤，唐颖将人物的气质与生命的形态融入到城市的文化生态中。他们都有精神洁癖，是现代都市文化精致的自恋者，为了避免在爱情中被伤害，他们在消极被动中错失了真爱。 爱的渴望与爱的追求 《瞬间之旅》和《上东城的晚宴》，无论是爱的错失还是爱的逃离，唐颖始终关注现代人深层的内心冲突、现代女性的情感困境：一方面觉得自己足够理智和清醒，足够成熟，懂得爱的珍贵与现实的分寸，一方面当生命遭遇真实而强烈的情感时，又感到矛盾、疼痛与无奈。 爱，是生命中最自然、最真切的能量，爱是感性的，而人生之旅在理性的轨道上运行，爱欲往往与人生理性的轨道背道而驰，人在寻找爱的慰藉的过程中，往往遭遇感性与理性背离的疼痛，情感与理智矛盾的迷惘，而人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对爱的渴望与追求中，这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就是小说与戏剧生长的空间，唐颖和蕾拉·斯利玛尼都以小说的方式深入了这纷繁复杂的人性区域，深入了现代女性的情感空间。 《温柔之歌》是蕾拉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不仅是以保姆扼杀孩子这样的真实事件及社会影响力，吸引着读者对当代女性心灵世界的关注，更是以充满力量的小说语言，揭示了女性生存的艰辛、小人物的命运、爱与教育观念、金钱与支配关系。其实从第一部长篇小说《食人魔花园》开始，对当代女性的情感困境、迷惘与欲望的探究已经是蕾拉的写作方向。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阿黛尔，犹如生活在21世纪的安娜·卡列尼娜，她和丈夫理查拥有看似幸福的婚姻生活，但貌合神离的婚姻背后是阿黛尔对生活深深的厌倦，阿黛尔将如何找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如何摆脱厌倦？如何确认自我的存在？在偶然邂逅的男性身边，她能获得心灵的安慰吗？ 不断深入的情节发展中，蕴含着蕾拉对当代生活和女性心理的细腻分析，她以冷峻而犀利的笔触，揭示着优雅生活表象和秩序之下，女性复杂的心理阴影，显示了她发现人性深处的感知力。她在最新的纪实作品《性与谎言》中，还为摩洛哥女性代言，揭露了摩洛哥社会将女性物化。她为写作这本书做了两年社会调查，还以随笔的形式在报纸上更率性地探讨当代女性的自我设定和自我展示。她来中国访问时，随身携带了波伏娃的《第二性》，她将要为此书撰写新的序言，她又重读了这本她已经读了许多遍的著作。 蕾拉·斯利玛尼是一位年轻的作家，至今只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就在2016年获得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无论是小说题材的选择，还是叙述的才华，深入人物心理层面的能力，都显示了她的成熟和智慧。唐颖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写出了大量的小说，而她始终保持着对时代和生活的新鲜体验，对城市文化和女性情感的敏感，显示了她既有一种展开人生重大命题的勇气，也有细致深入地审视人性的能力。无论是蕾拉还是唐颖，她们都坚定地关心现代人的希望和绝望、梦想和忧伤。她们以文学的方式探寻当代女性的自我与情感、困境与突围。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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