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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时代的样貌


    自《道士下山》以来,徐皓峰小说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在一个看起来不算出色的小说外壳下,写出了一个逝去时代的样貌。而这个样貌,是往后看的,但这个往后看不是为了凭吊,不是为了叹惋,而是一种吁求,一种期望未来能够从过去时代的真实样貌汲取能量的努力。这个略显怪异的姿态,不妨看作一个不断前行者步履的不时踉跄,而动人的,是他不停向前的心志。
    一个写作者的成名,在诸多弊端之外,能给读者带来的好处,是可以看到他成名前看不到的作品。比如徐皓峰,因为名声的原因,得以出版了他的少作《处男葛不垒》,读者才能一窥他“少作”的具体面目。
    这批小说,故事具奇幻色彩,人物行为古怪,叙事氛围还透着点诡异,但小说里没有活生生的人物,差不多只是故事的叠加,不过表明了某一类型的少年(抑或青年)心态。因为这些故事的传奇色彩,以及徐皓峰倾心的王小波对唐传奇的偏好,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继承唐传奇”这顶合适的帽子,套在徐皓峰小说头上。不过唐传奇没有那么容易继承,不必说《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那样雄阔的时空自觉,《虬髯客传》那样具体时空中的明确决断,即使这些作品里寥寥几笔勾出的人物,其明媚和浩荡,又岂是徐皓峰这时期作品中的苍白人物所能比拟的?话说得有些远了,我要说的意思是,徐皓峰这些看起来有些特点的小说,不妨老老实实地将其称为习作,他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的明确面目,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不过,早期作品的好处是可以让人看到作者的性情偏好,比如在这批作品里,出现了对此后的徐皓峰来说极其重要的因素:武术和围棋。二者在这批作品里不过是装饰性因素,是为了展示人物而设定的道具,却将在他此后的写作里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显现出非常不同的形态。
    不过,徐皓峰并未沿着这条习作之路走下去,他因故中断了小说写作,再开始写作,是在六七年之后了。在中断小说写作的六七年时间里,徐皓峰除读书外,还接触了不少佛道人物和武林前辈,其中一道一武两个人物的出现,让徐皓峰获益匪浅,也因此有诸多作品问世。道教部分的文章散见在报章杂志上,至今没有结集出版,武林前辈的口述,以《逝去的武林》为题结集,一时轰动。此后,徐皓峰写出长篇《道士下山》和《大日坛城》。与两本小说的写作时间略有交叉的,是徐皓峰及与他有关的两本口述记录《高术莫用》和《武林琴音》,此后还有一本《大成若缺》,这些口述类作品合起来,差不多勾勒出了民国武林的“内景”,作品里焕发出的,是一个迥异时流的特殊样貌。按照徐皓峰的说法,是“我们需要探索、体会前人的生活,让前人来校正我们。如果我们从前人处还得不到助益,这个时代便不知会滑向何方”。与这些作品写作时间都有交叉的,是徐皓峰的影评写作,后来收入他的影评集《刀与星辰》,虽然在我看来精彩度不如其武林人物的口述,也未必及得上他后来的小说那般富有特点,但可以肯定是一本有特殊见识的书。
    在徐皓峰的创作里,《国术馆》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作品。这部作品写于1997年,是徐皓峰最早创作的小说之一,却未获得发表。后来断断续续,徐皓峰把它从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写成一个4万字的中篇,又改成一个两万字的短篇。2001年,又将其写成一个18万字的长篇,仍未能出版。2008年,“18万字保留了一万字,然后,重写”。一个历时如此之久的作品,难免混杂了作者不同时期的各类想法,在这本小说里,既有他采访人物的故事略加变化地置入其中,有他中断写作前那种面目不明的故事和人物,也有他后来小说中会充分展现的对武术和人世的特殊理解。这种混杂让小说偶尔闪现出亮色,却也因为混杂模糊了自身的特色,看起来有一种羼杂的混乱。徐皓峰真正面目清晰的作品,要从《道士下山》开始。
    《道士下山》只在故事的奇幻性上还带有徐皓峰早期作品的痕迹,内核已然更新。徐皓峰后来在修订本中说,这本与武有关的书写的是逃亡,“写人物命运,写出了各种逃亡方式;写人情世故,写出了追捕者不同的收手方式”。不管徐皓峰自我定义的逃亡主题是否确切,但这种人物一路逃亡或游荡的经历和目击,几乎是他后来小说的一贯方式。因了这种写法,他小说的结构就不是网络状的复杂构成,而是串珠式的。这个串珠,可以按徐皓峰自己的说法解释:“在中国文化里,‘串珠’一词不是简单的组合,还要把精华发挥出来。如‘《楞严经》串珠’,从数卷经文中拣出几百字,提炼了理论体系和实修程序。”这个串珠的方式用到小说上,是一着险棋,因为对习惯长篇小说复杂结构的人来说,如此结构显得简单。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对一本串珠结构的小说,人们会按照前面说法中设定的那样,要求每一部分有其特殊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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