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 / 蔡希苑 吴厚平
我是读着乔治·奥威尔的著作长大的。1939年我出生，1945年《动物农场》出版。因此，我九岁那年就读到这本书了。当时它就被闲置在屋中，而我误认为它是一本专讲动物的故事书，与《柳林风声》属同类作品。那时的我对书中深藏着的政治学内容一无所知——一个小孩子眼中的政治，尤其又身处战后，仅限于一点简单的概念：希特勒是个坏人，已经死了。我近乎贪婪地读着这本书：拿破仑与斯诺伯，这两头狡猾、贪婪的猪，一心往上爬，日日忙于投机活动；政治顾问斯奎拉巧言善辩；马儿伯克斯高尚却一根筋；绵羊们对领导俯首帖耳，成天高喊着标语口号，但是却不曾将它们与历史事件联系到一起。
若说我仅仅只是被这本书吓坏了，太轻描淡写了。《动物农场》里的动物命运实在太悲惨，猪是那么卑鄙、虚伪、奸诈；羊是那么愚昧。而孩子们对不公平有一种天生的、强烈的愤恨。猪对其他动物的不公直噬我心。尤其当我看到伯克斯意外遭灾后，却被厢车拉走制成狗粮，而不是被安葬在应许的牧场安静的一角的时候，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尽管，这本书读得我心惊肉跳。而我，也因此永远感激奥威尔教会我小小年纪就警惕各种危险标识，并自此一生中都小心提防。在《动物农场》的世界里，大多数高谈阔论和公开场合的夸夸其谈都是扯淡，全是暗藏祸心的谎言。尽管其中大多数动物心肠都不坏，本意也是好的，但是他们被吓得太狠了，决意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群猪首先以意识形态为控制工具，竭尽恫吓之能事，再将它们肆意歪曲以满足自己的需求。猪们的这套文字把戏之用心所在即便以我当时的年龄看也是昭然若揭。如奥威尔教会我的：无论标签——基督教、社会主义、伊斯兰教、民主主义、“两条腿的是坏的，四条腿的是好的”等等，它们并不具有解释力，而以它们的名义所行之事才具有解释力。
我亦明白，推翻了强权压迫的人最终也会华服加身，强推自己那一套。让·雅克·卢梭曾经警告过我们，民主只是政府维系自身统治的最坚硬的形式。奥威尔对民主的了解穿透骨髓，因为他曾亲眼看见以民主所行之事。“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格言眨眼间就变成“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除了有些比其他的更平等些”。猪对其他的动物福祉的关心是何等圆滑可恶，掩盖了他们对被自己操纵的异类的蔑视。尽管从前对暴虐的、被自己亲手推翻的主人的制服百般怨恨，可没过多久，当他们套上这些旧主的制服时，心情却无比舒畅，他们更学会了使用下了台的主人的鞭子。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正名时是那么的理直气壮，更有巧舌如簧的新闻发言人斯奎尔鼎力相助，为他们用文字罗织起的一张捕猎的大网，把一切权力握于“猪蹄”之内。此时，格言已没有必要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暴力统治。革命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轮回。命运之轮的转动，让曾经身卑位贱者登上高位，夺取生杀大权，把过去手握重权的人踩在脚下。因此，我们必须小心那些把自己巨大的肖像张贴成满眼风景的人，就像恶猪“拿破仑”。
在二十世纪众多“皇帝没穿衣”的著作中，《动物农场》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部。可是，它也带给乔治·奥威尔不少麻烦。凡和流行的大众智慧唱反调的人、将令人种种不适挑明的人极有可能遭到数不清的“羊儿”起劲地“咩咩”抗议。当然，我并不是在九岁那年就把这些道理都想明白，至少不是以任何有意识的方式。但是我们总要先了解故事模式，然后才能理解其深意，《动物农场》就有非常鲜明的形式特征。
《动物农场》之后，奥威尔又写成《一九八四》，并于1949年问世。两年后，高中生的我便读到了它的平装本。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它和《呼啸山庄》已经成为我的最爱。另外，此间我又读了两本相同的主题的书：亚瑟·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它们都让我爱不释手。依我理解，《正午的黑暗》描写的是已经发生过的悲剧，而《美丽新世界》是个讽刺喜剧，因为世事绝不可能一丝不差地按书中的方式发展（狂欢之礼，Orgy-Porgy，肯定不可能）。《一九八四》以其更加现实的方式让我深感震动。许是因史密斯·温斯顿与我的情形更接近：清瘦、压抑、不得不在天寒地冻中上体育课（这是我们学校的特点），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与硬塞给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抗争。（这也许是《一九八四》最适合在青少年时期阅读的原因之一，因为太多的青少年都有上述感觉。）对于温斯顿·史密斯想把自己无法公开发表的思想写进那本芳香的、密藏的、诱人的、空白本子的渴望，我很是感同身受：尽管那时我尚未开始创作，我也十分明白这种冲动有怎样的吸引力。同时，我也明白其中的危险，因为正是他在本子上的涂涂写写、非法的两性关系，以及五十年代年轻人面临的各种诱惑，让温斯顿陷入一团糟的境地。
《动物农场》则是一场理想的解放运动。它绘制了一张朝着暴君统治下的极权独裁发展的蓝图。而《一九八四》所描写的正是极权体制下的生活。这本书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关于这个可怕的政权建立之前的生活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他只记得自己是个孤儿，自己是集体的孩子。父亲死于一场被镇压了的起义，母亲失踪了，只留给他一个责备的眼神。而这责备只不过因为温斯顿不听话，吃了一块巧克力——这个“小小的不听话”成为温斯顿性格成形路上的关键一笔，也为书中温斯顿日后的“背叛”行为埋下一道伏笔。
“空降场一号”政府，温斯顿的“祖国”，十分严酷无情。监视无休无止，人们噤若寒蝉，预示着灾祸的老大哥形象好似幽灵一样四处飘荡。政权永远需要敌人和战争——即便所有的敌人和战争都是杜撰的产物——却可用来恐吓民众。用充满恨意的扰乱心志的口号将民众牢牢捆缚在一起，蓄意扭曲言语的意思，毁灭一切真实的历史而用所谓的记录填充历史记录的空洞。这些描写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让我重申一遍：它们把我吓坏了。尽管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意在讽刺影射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知之甚少的地方，但是他的刻画入木三分，我能猜到这样的事情肯定正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发生。
《动物农场》中没有爱情故事，而在《一九八四》中却有这么一个情节。温斯顿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朱莉娅，一位表面忠诚的、党的狂热追随者，骨子里喜欢的是性、打扮以及其他堕落的东西。但是这对情侣最终还是被发现了。温斯顿因为思想罪——内心对政权的不忠——遭受酷刑。他认为只要对朱莉娅的忠诚保持不变，自己的灵魂就能被救赎。尽管，我们都乐意赞同，但这只是浪漫的空想。像这世上所有专制主义政府和宗教一样，这个党要求所有个人化的忠诚都被每个人对“老大哥”的绝对忠诚所取代。当温斯顿被关在可怕的101房间，面对一个可以架在鼻梁上的、险恶的、关着饿极了的老鼠的笼子时，他崩溃了——“不要对我用刑，”他哀求道，“让老鼠咬朱莉娅。”（这句简单的说辞在我们的家居生活中被保留下来，用以推卸责任。可怜的朱莉娅——如果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将使她的人生变得多么艰难。比如：她可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小组批斗。）
在背叛朱莉娅之后，温斯顿·史密斯瘫软了，成了顺从的、软绵绵的一堆。他真的相信二加二等于五，相信自己真心爱老大哥。当我们向温斯顿投去最后一瞥时，他正坐在屋外的咖啡馆里，已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也已经知道朱莉娅同样背叛了自己。他一面呆坐着，一面听着那首反复播放的流行歌：“在根深叶茂的栗子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人们指责奥威尔怨恨满怀、太过消极，指责他留给我们的关于将来的景象之中，任谁都没有希望。掌控一切的残暴的党将极权主义的靴子踩在人类脸上。然而，对奥威尔的这一论断与《一九八四》的最后一章中关于“新语”的文章相矛盾。所谓“新语”乃是统治阶级调制出一种双重思想的语言。通过删除所有可能引发麻烦的词，比如：停用“坏”这个词，而换成“正正得负”，再或者通过将词反其道而用之的方式，例如：把人们受刑的地方命名为“爱之部”；把摧毁历史的建筑称为“信息部”，“第一空降场”的统治者希望“新语”的表达能够不那么露骨，让人们不能从字面立即想出它们的内涵。然而，这篇关于“新语”的文章用的是标准英语，第三人称，过去式。这只意味着一件事——这个政权已经倒台了，剩下来的只有“新语”和“个体性”。无论这篇报告“新语”的文章出自谁之手，《一九八四》所代表的世界已经终结了。因此，在我看来，奥威尔对人类精神之复原能力的信心实际上远远超过人们所认为的。
在我的后半生中，奥威尔成为我直接学习效法的前辈——在真实的1984年，我开始创作一个与前人稍有不同的“反乌托邦”作品，《使女的故事》。当时，我已四十四岁。通过读史、旅行及在大赦国际组织工作的经历，我对专制主义已有足够的了解，而不是仅仅依靠奥威尔的著作获取相关知识。
大多数反乌托邦的书——包括奥威尔的在内——都出自男性作家之笔，故而，观点多是从男性视角表达的。书中的女性，不是无性别的机器人，就是公然反抗社会制度中男女不平等原则的叛逆者。她们扮演的角色都是引诱男主人公的妖妇。但是这种情节无论多么受欢迎也只是对男性而言。于是有了朱莉娅，穿着连短裤背带式女内衣，《美丽新世界》中的勾引野蛮人的“狂欢之礼”，以及扎米亚京1924年那部影响深远的经典小说《我们》当中具有颠覆性破坏力的荡妇。而我，想尝试着从女性角度写反乌托邦——好比朱莉娅眼中的世界。然而，这些并不能让《使女的故事》必然成为“女性反乌托邦”小说，因为除了让女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思想的世界之外，在那些认为女人不该拥有这些的人眼中，这本书所表达的不过是“男女平等主义”。
其他方面，我所描写的专制主义与所有真实存在的，或大多数想象中的专制一般无二。总有由极少数掌天下权柄之人组成的集团，控制着或试图控制其他每一个人，占尽世间好处。比如，《动物庄园》中的猪能喝牛奶、啃苹果，《使女的故事》中的精英可以得到能延续子嗣的女人。在我的书中，反抗暴政的力量乃是广大普遍人民的正义感——尽管奥威尔相信反抗暴政离不开建立政治组织，但他也十分看重这一点，并在评价查尔斯·狄更斯的文章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也许下面这句诗可以让我们读到《圣经》中关于这种品质的描述：“而今，请将加诸在最卑微者身上的一切，加诸我们吧！”暴君和位高权重之人，包括列宁在内，俱相信“舍不得鸡蛋，吃不了煎蛋卷”——结果决定方式。因此，在紧要关头，奥威尔本该选择“方式决定结果”，可最后却相反。奥威尔的文字就好似同约翰·丹尼的观点一致，他写道“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消亡”。而我倒希望，无论谁死了，都是所有人的一部分消亡了。
《使女的故事》结尾中一段基本模仿了《一九八四》的写作方式。这段描写的是几百年后的一次研讨会。今天我们的小说中描写高压政权政府也仅仅是学术讨论的主题之一。它与奥威尔的“新语”的文章同时出现在讨论文中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奥威尔也激励着好几代作家——他坚持使用精确、纯净的语言。“散文就像窗玻璃，”他说，“窗玻璃是为了素歌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装饰。”委婉语和歪用的术语不能将真相遮蔽。用“可以接受的百万死人”可以被人理解，就不要用“不断腐烂的百万具尸体”，无论如何死的不是我们。“不修边幅”不必写成“大面积缺损”（这个可是新语的开篇词）。正是那些讲得天花乱坠又言之无物的废话使得好马伯克斯大脑混乱，让羊群整日着魔般哼哼。奥威尔明白，面对意识形态的自旋，众口一致的否认，权威否定的时候，坚持事情的本来面目需要诚实和极大的勇气。与周围龃龉不合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然而当我们望向四周，在鼎沸人声中再也听不到一点不同的声音，这才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在这个时刻，我们所有人将行为一致，准备“每天恨上三分钟”。
二十世纪大概可以被看作是两个人造“地狱”间的较量—— 一个是《一九八四》描写的军靴政府的极权主义，另一个是《美丽新世界》中享乐主义的人造天堂，在这天堂里一切都是消费品，连人的快乐都是设计好的。1989年，柏林墙倒塌，看起来《美丽新世界》最后胜出了。自此，政府控制降到最低，我们只要买买东西，开怀大笑，高兴就打滚，抑郁就吃药。
然而，经历了2001年臭名昭著的“9·11”即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被袭事件之后，一切都变了。我们好像又立即看到彼此矛盾的两个反乌托邦——开放的市场和闭锁的思想——因为政府监控带着复仇之意卷土重来了。其实令受刑者闻风丧胆的101房间已与我们相伴了一千多年。罗马帝国的土牢，宗教法庭，星法院，巴士底狱，皮诺切特将军的诉讼，阿根廷军政府，所有这一切都遮遮掩掩，倚重权力的滥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版101房间——独一无二的让讨厌的异议销声匿迹的方法。尽管，一直以来，民主政治把自己定义为不同其他的、开放的、法治的，然而当下的情形似乎是，西方社会正非常高明地将人类历史中黑暗时期的种种手段合法化，同时辅以技术上的升级，并将其神圣化，最后化为己用。若为自由故，先将自由抛。为了将我们领向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曾许诺给我们的乌托邦——必须先由反乌托邦掌权。这还真是一个需要双重思想才能理解的概念。
对此，乔治·奥威尔又会如何评论呢？我常自问。
应该会有许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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