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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手稿”:致敬或别出新意的实验(2)


    开放的表达与空间
    因此,黄孝阳小说里的“亡灵手稿”则成了某种选择或可能性的原点。即使这些手稿呈现出内在的封闭性与稳定性,但当它被安置于一个与之关系微妙的小说中时,小说与“手稿”的关系,小说中的人与“手稿”的关系,小说中的其他故事与“手稿”的关系,读者与“手稿”的关系以及以上关系与“手稿”的关系等等,使小说酝酿出十分庞杂的内涵。它是异常开放的,成了调动各类元素参与其中的智力游戏,为作者、读者提供了辽阔的表达、想象与阐释的空间。就像《人间世》的楔子:“我是在公园的躺椅上见到这份被丢弃的手稿的”。从开头那行“已从日常生活消失了的”、“与当下恣意放纵的时代精神颇不合拍”的隶书猜测“手稿”的主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可如果它的主人并没那么老,或许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尽管我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对于手稿中所描述的一些历史并不大熟悉,但老实说,这份手稿看上去更像一部小说”——那么,它是小说,是“荒诞与梦的堆积”和“现实与内心的交锋与碰撞”,但如果“我”对历史并不熟悉而导致了误判,或许它恰恰不是小说而是历史,“不具备所谓‘真实’的力量,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又如《众生·设计师》里那个关于“彼世界系统”的作品,到底是彼世界与此世界合成一体,还是“我所置身的这个现实,也是另一个维度的某种生物所设计的彼世界”?或者“生物”本身就是一种局限?至于《乱世》的尾声,它就是“手稿”这个开放文本的一种概率性的阶段,可它为什么又与“量子文学观”高度应和甚至重合?如果知识可能像《众生·设计师》里宁强所说的那样通过性来传播,那么黄孝阳与“我”、与那个女作者又发生了什么?以上问题的提出纯属偶然,但这个旋涡式的小说时空映衬着现实的单调、线性、无聊、粗暴和一相情愿的自我陶醉与丧失选择的自以为是。或者现实并非如此,而是我们强行把它变成了这副模样。
    黄孝阳十分享受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状态,这样他就可以在小说里从人生哲学到历史细节来一番神侃,也可以大谈文学原理之后理直气壮地拍出一份“手稿”。这不是跑题,也不算恼人的抒情,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从文本中收割麦穗的人,而不是一个辛勤劳作却在收获季被宣判“已死”的可怜虫。我们当然清楚那些“皱巴巴的作业本”出自黄孝阳之手,但当它被安放于一个故去的人身上,也就构成了形式,成了小说区别于故事的凭证。更重要的是,这个局外人与“亡灵手稿”的存在让小说与现实、历史与当下、具体的文本与宏大的文学理想建立起某种巧妙又坚固的关联,这也就不仅仅是文学形式上重复的、致敬的、或是别出新意的实验,而成为一个作家有关认知方式的整体又不乏强力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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