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拉·斯利玛尼
法国“80后”作家蕾拉·斯利玛尼从新闻出发，又抵达了新闻。她迄今两部小说都是从真实的新闻事件中获得灵感。于2014年出版后一度登上法国文学畅销榜榜首的处女作《食人魔花园》，受了法国经济学家、律师、政治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涉嫌侵害一名女性服务生事件的触发；另一部获2016年龚古尔奖，迄今法语版销量超过60万册，版权售出40余国，可谓征服了法国且在世界范围内走红的《温柔之歌》，则源于2012年，一位多米尼加保姆因为双重谋杀罪，在纽约被起诉。蕾拉还透露，自己正在构思的下一部小说，将触及更为政治化、更有争议的主题。而她从新闻事件出发的写作，又反过来激发了新闻效应。
事实就是这样，在作为作家的同时，蕾拉更被视为饶有话题的社会公众人物。在来华的几天日程里，她马不停蹄参加了多场活动，也见缝插针接受了一些采访。聚焦的话题，即便是以她的写作为中心，或是从她的写作谈起，都会不知不觉过渡到与女性相关的阶层差异、文化偏见等问题。诸如，如何看待现代女性在社会中遇到的一些困境？为何女性必须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为何母职和职场女性会成为一个只针对女性的问题？为何市场提供的保姆服务反而成为女性压迫女性的新工具？女性又该如何在工作和孩子之间寻找平衡？
蕾拉似乎并没有为被问到太多与写作无关的问题感到困扰。她坦言自己喜欢写介入社会的文章，把观点展示在世人面前。这和她特殊的人生经验有关。1981年，蕾拉出生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 父亲是摩洛哥人，是赫赫有名的银行家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秘书，母亲兼有法国阿尔萨斯和北非阿尔及利亚血统,是摩洛哥第一批女医生之一。虽然拥有法国和摩洛哥双重国籍，蕾拉一直到17岁时才离开摩洛哥到巴黎求学。她先在巴黎政治学院读大学，毕业后尝试做女演员，随后又去法国商校求学，攻读传媒专业，毕业后，她在《青年非洲》杂志做了一段时间记者，一直到2012年才离职。有了在巴黎生活的经验，蕾拉对摩洛哥封闭保守的文化氛围有更深的思考，当地女性被各种观念所束缚，她历时两年采访了许多摩洛哥女性，写出了一部名为《性与谎言》的风尚观察手册。这次来中国，她也随身带了波伏娃的《第二性》。她要为它撰写新的序言，所以又重读了这本她已经读了许多遍的著作，“它对于我而言就像《圣经》”。
诚然，蕾拉的小说受到如此关注就像有评论所说，是因为她用文学的方式揭露了一些社会问题。它在法国乃至其他一些国家的畅销，也反映出了人们对此类事件普遍怀有的焦虑与关切。蕾拉引发的社会效应，或许还关乎她特殊的社会身份，当她凭《温柔之歌》获龚古尔文学奖时，一位先生对她说，这是头一次摩洛哥人不是因为真人秀或恐怖袭击在法国成名。虽然如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蕾拉并不是第一个涉足这些题材的女作家，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她独具一格的写作。但聊回到写作，读者更想知道的也是：女作家如何看待“成为母亲的幸福”？作为女性作家，女性这个角色会影响到你的写作吗？
问题是，世上真有完全超越性别因素的写作吗？答案是没有的，蕾拉也不例外。但请她谈这样的问题，又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她的写作，正如她作品的中文译者袁筱一在译完《温柔之歌》后感叹，很难想象，怎样的女作家可以用如此客观、冷静的笔调写出这样一个充满惊悚感的故事。尤其让袁筱一感到吃惊的是，看不出蕾拉有丝毫的自恋成分。她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和读者一样进入保姆的世界。蕾拉也确乎是有意识地追求这样一种风格。她声称：“坐在桌前写小说的那个我，是摆脱了愤怒、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社群归属的我。我关心的是：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个生于80年代的马格里布女性，我可以讲述怎样的故事？”
蕾拉并不觉得自己因为有两重国籍，就有义务讲述纯粹的北非故事或法国故事。她也不认为，写作应该受国别、地域或语言的界定。她在摩洛哥出生，全家人都会说阿拉伯语，父母和她交谈却只用法语，他们想让她在法语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这在《温柔之歌》中有所体现。女主人公米莉亚姆是北非人，她不愿意和孩子说阿拉伯语，聘用保姆的时候也暗下决心，不想聘用同一种族的人，原因是“担心自己和保姆之间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和亲密感”。蕾拉这么写，就像袁筱一说的，是用来揭示米莉亚姆微妙的隔离感，以及表面上已经融为一体的法国社会所隐藏的更为细小却无处不在的分裂，却也未尝不是蕾拉自身处境的一种折射。
事实上，在做记者期间，蕾拉便常常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指责。法国人会认为，她是摩洛哥人，要创作女性主题等现实敏感题材，就应该用阿拉伯语写，有些法国人甚至不知道有一部分摩洛哥人是说法语的。而一些特别保守的伊斯兰教徒也指责她不说属于自己宗教信仰的阿拉伯语。因此用法语写作，对蕾拉来说，不啻于是她的一场意识形态的战斗。“它既表达了我选择说哪种语言的自由和他人无关，同时也证明我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叛徒。对我来说，选择法语就意味着选择自由。”同样，作为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出生的一代，蕾拉也不觉得自己与塔哈尔·本·杰伦等前辈北非裔作家一样，有必要在法语写作中注入原生国家的传统文化元素。她也不认为，自己的写作属于摩洛哥的文学传统。她不关心摩洛哥所谓经典文学里经常讨论的，诸如殖民主义、身份认同、宗教冲突等大问题，更希望去写那些生而为人的琐碎的情感，写那些“小”的故事。
所以，蕾拉的写作虽然源于社会事件，但她并不像很多作家一样，对事件本身感兴趣。她也从未想过要去做什么调查，并试图在小说中加以还原。这就能理解何以如袁筱一所说，在处理卡恩事件时，她不仅把主人公转换成了女性，还摒弃了一切过于戏剧化的因素和政治阴谋的桥段，摒弃了可能使女性书写更为政治正确的立场与主题，只保留了一个“瘾”。但你很难说，蕾拉把自己的立场隐藏起来了，或是把主题写小了，或许她只不过是找到了一个小的切口，去洞悉“女性”“孤独”“自由”等大的命题。就像袁筱一所说，在“瘾”的背后，蕾拉这位米兰·昆德拉的追随者，触碰到了一个女性内心深处的“不能承受之轻”，触碰到“我们身下那片空虚里发出的声音”。
倘是换一种表述方式，蕾拉透过事件的表面往深里挖掘，触碰到的是人性或说是女性的复杂性。也正因为对于女性心理的刻画细致深刻，很多报道都不约而同强调蕾拉是一位出色的女性书写者。但蕾拉认为，并不存在“女性书写”这样一种概念，也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女性心理”。于她而言，这些女性不过是她书写世界的载体。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刻画出一个又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人”，而女性真正的美就在于她们多种多样的复杂性。
但近距离接触蕾拉，她给你的感觉，与其说她的美在于她的复杂，不如说在于她的简单。在上海法语培训中心，与来自上海的法语教育从业者及法语学生交流结束后，她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出来，独自一人在长长的过道里站着，她颇具骨感美的瘦瘦高高的身形，竟使得本就狭窄的空间显得有些开阔，但她始终给你轻松自在的感觉，而在与众人合影时，她很阳光地微笑着，等到与你面对面交流，她也是那么谦和而有耐心。在她的身上，看不出她在小说里刻绘的疯狂与非理性，正因为此，你更会觉得她是多面的，也更想一探究竟，在她那精致而小巧的明星脸下，深藏着一个怎样隐秘而复杂的心灵世界。
记者：感觉你谈了比较多有关女性写作的问题。不如换个角度问你一些具体写作上的问题。比如，你的小说，以社会事件为出发点，展开想象和叙述。你事先有一个完整的构架吗？下笔之前，你会做哪些准备？
蕾拉：我关注社会事件，不在于事件本身，而是对其中的一些人物，还有他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感兴趣。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好了怎么写，而是写着写着，人物自己慢慢鲜活起来，给我感觉，就像水一样流动起来了。
记者：你的这两部小说，都是先给出一个既定的结局，然后通过闪回和重现的手法，来推导人物的心理动机。在这点上，倒是像犯罪小说的写作路数，但我读着读着，觉得你分明写的是社会问题小说，读到后来却又觉得你更像是写的女性心理小说。我想我能读出这么丰富的层次，想必也是因为你在写作中做了很多调整。
蕾拉：我认为，即使是你笔下的人物，你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你不可能对他有一个所有意义上的呈现。你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剖析这个人物。所以我预先告知了结局，我就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去揣摩促成这个结局的种种因素，尽可能让人物更为丰富、立体。另外，就像你说的，我确实对犯罪题材很感兴趣，但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要受到刑法处置的那种狭义的犯罪，而是广义的罪。我的故事中有一些道德罪行，就不属于法律的范畴。比如有些女性不想当母亲，甚至有一些女性想杀死自己的孩子，等等。这些想法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不管女性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哪怕是禁忌，我都希望她们能表达出来，也希望读者不要做道德审判。
记者：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你对笔下人物挺有同情心的，倒是袁筱一曾谈到你对女性人物比较冷酷，不够温情。在你看来，作者与人物之间适宜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
蕾拉：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觉得，一个作者应该对笔下人物多一些同情心，而不是急于下对与错的判断。他需要做的是，把自己融入到里面，融入到不同角色的心理世界里去，而不是给出自己的意见态度。就我自己来说，当我写到人物的内心，我也很少用单纯的心理描写，而是比较多地写他们的行为举止。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吃穿、谈吐或走路的形象，往往比大段的语言或者心理描写更有说服力。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对一个人，你觉得你了解他，其实你并不了解。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心里在想什么，跟他呈现给你的形象之间是有距离的，但他呈现出来的行为状态是真实的，所以我要做的是，让人物本身说话，而不是给读者看来，我觉得这个人物该是怎样。
记者：说到这里，想问你是怎样形成这样一种冷静客观、残酷直接的写作风格的？已有评论的说法，你拥有用法医般冰冷的笔调直面罪恶的艺术。
蕾拉：跟很多作家一样，我经历了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在写作上，我一开始也经历过一些挫折，我写完第一本书，把它寄出以后，所有的出版社都拒绝出版。我差点为此放弃写作，但我没有，而是辞去工作，闭关写作。这样就会有人说，我丈夫是银行家，我辞职，不过是装模作样地掩盖自己被养的事实罢了，好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我第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我很幸运地碰到了一位非常好的编辑，她鼓励我保持这种风格。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表达清晰，句子要尽可能简单，而且做到简短有力。因为，我在其他方面设置了障碍，就有必要在修辞上让读者读来简洁明了。（下转第6版）
而且在小说里，很多话语都有暧昧性，我就力求在文字表达上明白晓畅。所以，我也特别注重写一些细节，并且给普通细节以生命。
记者：让我印象深刻的，倒是不普通的细节。比如《温柔之歌》里，路易丝为了报复而留给米莉亚姆的鸡骨架，就让人读来有惊悚之感。当然，说它不普通，也是因为你赋予了它不普通的面貌。而你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的描绘中，让保姆路易丝与保罗和米莉亚姆夫妇慢慢有了罅隙，走向撕裂，的确很见功力。事实上，与其说是雇主夫妇没有善待路易丝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倒不如说她们对她在某种意义上的好，哪怕这种好里面多少包含了一些伪善，却是这种好，导致了路易丝最后变着法儿要求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以便永久地待在这个家里。而对于路易丝为何要杀死雇主的两个孩子，你事实上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蕾拉：我想是一些难以弥合的阶级差异与文化偏见，导致了这种撕裂。雇主夫妇对路易丝存有善意，但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解雇她，对她不满意，就不需要她再来工作了。所以小说中，路易丝始终害怕自己不被需要，为可能被解雇而困扰。但反过来说，路易丝也对雇主夫妇，行使了一种隐形的权力，她进入这个家庭后，就让他们感觉离不开她。在生活当中，一些年轻父母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哪怕他们对保姆不是很满意，他们也不见得会直接说，因为他们担心保姆对他们的孩子施行报复。所以，雇主夫妇和路易丝之间有一种很复杂的关系。至于是什么原因使得路易丝杀死了孩子，我也不能完全知道。或许是因为路易丝极度孤独，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以致把现实和欲望混淆在一起，陷入了疯狂。我想，文学最主要的不是给出答案，而是提出问题。对我的写作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那些我说出来的东西，而是我没有说出来的言外之意。
记者：感觉你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之间，都没有那种激烈的对抗。尤其是《食人魔花园》里的理查，就像《包法利夫人》里的查理，他对阿黛尔是有爱的，也比较包容。那阿黛尔的“性瘾”，是否跟女性某些方面被社会抑制有关？感觉你对女权主义赋予了某种新的理解。
蕾拉：我的写作并不是用来宣扬任何一种观念的，我也没什么政治性的诉求。对我来说，写作是表达全人类处境，而不是表达我个人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方式。我的写作里会渗透女权主义的意识，但我不会强加给读者这种意识，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去探寻。
记者：你年纪轻轻，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还被总统马克龙任命为全球法语推广大使，这对你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蕾拉：我享受目前的状态，也享受这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没觉得被任命为法语推广大使有什么压力，只能说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成名后，我可以去到很多地方，跟很多人交流，与他们发生对话，或是有比较多的沟通。总之，我能去做更多积极的，有意义的事情。我也知道，名气这个东西是稍纵即逝的，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以我的看法，我没必要太看重它，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了。
（感谢上海法语培训中心文化部门主管蒋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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