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李韵摄/光明图片
时下，我国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受评价体系、安全以及经费等因素限制，很多学校仍然不愿意或不积极让学生走进博物馆。同时，馆校合作的形式基本以学生实地考察为主，甚至还是一次性的。因此，作为重要的校外教育活动场馆，博物馆尚未充分发挥非正规教育的作用。
究其根源，“相关性”的缺失是一大原因，并主要体现在博物馆方。也即，博物馆输出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否“切合”学校需求？目前的馆校合作，以“博物馆单方面规划设计——学校选用馆方提供的活动和项目”的方式为主，学校更多扮演“消费者”角色。这意味着博物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必须以学校师生等主要使用者的需求为导向。同时，将服务的输出突破现有的时间（开闭馆时间）和空间（实体博物馆面积）限制，进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部分配送。而站在顶层设计的视角，我们还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馆校合作机制的构建、维系、可持续发展搭建制度桥梁。
虽然“学生实地考察”是大部分学校利用博物馆的最主要形式，但馆校合作并不只发生于师生在馆内的参观阶段。事实上，参观前阶段是前提和基础，如同“预习”；而参观后阶段则是补充和延伸，相当于“复习”，都可以输出资源配送项目。比如，在前阶段，博物馆为学校提供教学素材，开展教师培训与活动，开展参观前课堂展示等；在后阶段，博物馆开展到校甚至驻校服务、外借教具、开发远程教育、发展中长期合作项目，以及提供与学校教师有关的职业发展机会等。
从实践层面讲，馆校合作的维系不是仅仅靠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群体就可以的，而是需要双方机构层面的共同努力。馆方需要将自身资源转化为对学生有用的内容，而校方也应切实将博物馆当作校园教育不可或缺的补充。在双方成功合作的几个关键性因素中，沟通和交流必不可少，包括学校向博物馆陈述自己的需求，同时博物馆阐明自己的期望等。而沟通交流的实质在于，明确“需求与供给”，实施“需求对接机制”。
目前，馆校合作发展所遭遇的瓶颈，实质问题并非供给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事实上，现在我国如火如荼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其核心就是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而制度供给是对制度需求的回应，对制度供给的研究必须放在“需求—供给”的分析模式中进行。因此，笔者认为，博物馆与中小学素质教育的联动机制与需求对接机制，可以互为相长。
当然，两者都需要依托对学校师生这一目标观众的研究。具体说来，对于师生的认识和相关博物馆资源配送项目的评估，都是观众研究的核心议题。了解师生的参观模式、态度等，能指引未来的馆校合作计划。事实上，成功的博物馆资源配送项目，来自于详尽而缜密的事前计划，以及有效的追踪和管理。而要针对学校团体发展具备连续性、系统性的资源配送，两者间需建立起通畅的信息交流管道，这样才能分享心得与成果。
从顶层设计角度讲，我们最终要构建的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高效管理的校外教育资源配送服务体系。这包括开展博物馆、文化院团、儿童戏剧进校园等，促进文化、宣传、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系统资源对学校的配送服务。而形成资源配送体系对统筹城乡优质教育资源，优化博物馆等场所的运行机制意义重大。当然，除了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还可以依托博物馆、学校等社会力量，建立宣传文化、教育资源需求对接的数据库，加强数据采集、需求分析、动态研究。同时，依托公共平台发布信息等，为更多相关单位共享与使用。
成功的馆校合作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即便有再好的初衷、目标也可能流于形式，甚至以失败告终。同时，博物馆的一系列善意之举，终究需要应对市场的检验。所以，“以需求为导向”“供需对接”的指导性原则工作，对于构建和维系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必要的。学校和博物馆是两大不同机构，但它们完全可以在“服务好使用者，提供参与学生尽可能丰裕的学习体验”的共同使命支撑下，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融合。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颁布施行、结构性改革日渐深入，在此大背景下，我们期待博物馆为学校输送更多“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配送服务，促使学校进一步利用博物馆的优质学习资源，并最终惠及广大师生。
（作者：郑奕，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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