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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预设与扳道工


    《中国丈夫》写的是小人物、个人命运,但背后是跨文化跨国度的大题材、大背景。这样的小说落到我这个没啥文化的人头上,自然得下不少功夫。小说分三大部分,是最后部分的华工最先引起了我的兴趣,100多年前的那场大战让整个世界动荡不安,在当时积弱贫穷深受列强欺辱的中国,竟然还派过14万人奔赴欧洲战场。要知道,那些华工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出发前他们要经过严格的体检,戴上刻有自己工号的铜镯,分班按营接受军事化管理。可对他们每个个体来说,他们只是去卖体力讨生计,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亲手签下的合同里,是国家“以工代兵”的战略意图。他们只是一群无意识的历史参与者。可是,无意识并不等于无作用。回看我们人类滚滚的历史,多少例子可以证明,充满预设的历史,却因为无意识者的突然介入改变了方向。就拿一战华工来说,当时两军交战已陷入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就像一架砝码相当的天平,14万华工即便是一根稻草,那它放到哪一方,都会改变战局的结果。我就想,一群讨生计的农民,他们掏渠挖壕、扛码头、做车工、抬担架、埋死人,与一战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2014年11月26日,法国政府在巴黎的华人社区向一战华工致敬,时任国防部长的勒德里安这么说:“14万华工中的每一个都阻止了法国走上灭亡之路。”在法国历史非常恐怖的时刻,华工的救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就是说那群身穿粗布棉袄、打着绑腿、满脸憨气(也可能是稚气)的中国人,阻止了法国走上灭亡之路,他们很可能就是那群无意识的改变历史轨迹的扳道工。
    可他们只是一群朴实朴素的中国农民啊,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除了当年北方的自然灾害之外,他们知道自己要远渡重洋,要和曾经被自己视为蓝眼黄毛“怪人”的人在一起战斗,在那个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而且战火连天的土地上,他们是怎样过活的,他们带给了欧洲人怎样的理解?于是我去寻找这些疑问背后的原因,寻找民族、文化基因里那些隐性却牢固的东西。各种专家论文、资料汇编、传教士的回忆、旅游者的日记、士兵的日常生活记录,能找到的资料都我尽力去找。透过那些资料,历史深处的各色人等便开始由模糊变得清晰,由呆板变得鲜活,那些曾经被“因为”“所以”简单定义的事件,也日渐变得复杂和亲切起来。作家写作,不就是在努力探寻世界的复杂性吗?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和勇气。
    《中国丈夫》是写中国人,我只不过是放在了那个动荡时代,站在更为广阔的地方,换了视角罢了。我知道写这么“大”的东西会不容易,搞不好就会成一堆误读和误解。辜鸿铭先生1914年就写过《中国人的精神》,曾在欧洲引起轰动,林语堂、胡适等一代大师也有过类似的文字,但那是大师们的看法,多数是讲稿和随笔。我只是一个小作者,写它是胆大了一些,妄图了一些,但有什么关系呢?我要提供我的理解,我的经验。我是不懂绘画,但并不影响我拿起笔来涂鸦啊。
    这算是自说自话吗?我不认为。在创作《中国丈夫》期间,我是完全忘记自己是作者的,我心甘情愿只当小说的代笔或书记员。我呕心沥血完成它,只为听从小说的摆布。如果说小说从一开始就设了局,布了阵,给我一堆“信心满满”的材料,我照它的意思去做,我上了当,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小说的创作就和历史一样,开始时有着那么美好的预设,打算着一切都完美,但最后发现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无意识的参与者出来捣乱,轰隆隆的历史就此改道,一部小说也就由此坍塌了。我不是没有这种担心,但我知道,担心也没有用。
    我不是在夸大。说个笑话。抗战时期,我们村总受日军扫荡,只要炮声一响人们就会逃跑避难。有一天晚上,人们被慌乱声惊醒,一股脑儿地穿衣下地外逃,结果翻山时把两个人挤下了山崖。等到天亮,人们发现西北角山垴上的报警树没倒,才意识到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来。于是大家追查警报源头,结果追到一对老夫妻身上。老妇人说她听到炮声响了,老汉说他没听到,只记得自己放过一个屁。于是就有了“一屁吹了全村人”的笑话。可被挤下山崖的那两个人,因为他们的死,全家人的命运就改变了。
    在创作《中国丈夫》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个笑话。笑话归笑话,历史归历史,创作归创作,三者有关系吗?我觉得有。当我们意识到隐暗之处那些无意识的常常被忽略的东西存在时,很多事件就变得好玩了,而且会让你哭笑不得。有时候,哭笑不得的东西更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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