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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我》帮1万人找到亲朋第三季开播,倪萍称节目“最真实”,寻人团团长表示寻人艰辛,近万警察、24万名志愿者帮忙


    
    倪萍说做这个节目她的作用就是倾听
    
    《等着我》帮助过的部分人
    日前,寻人节目《等着我》第三季在央视一套开播。自2014年播出以来,这档公益栏目《等着我》为各种各样的寻人者找寻亲朋。这档节目让主持人倪萍12年后重回黄金档,她评价,这是“最真实、最无法装、最无法虚假”的节目。寻人团团长舒冬也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寻人之路艰苦,“但和志愿者、公安干警比起来,不值一提。”
    倪萍 大门打开之前,能否找到人她也不知道
    重返央视主持,倪萍觉得在《等着我》中,她的身份更多的是一名倾听者。“这个节目不需要你提问很多。寻人者会把心底攒了一辈子的苦水向你倾诉。如果你能够做一名很好的倾听者,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我努力做一名这样的倾听者。”
    她形容节目内容“最真实和最无法虚假”,不提前设计。大门打开后,寻人者要找的人是否会出现,她也不知晓。“录制第一期的结果我知道,后来就都不知道了。”她不让节目组透露最终的结果,跟观众和寻人者一起,同喜同悲。“这三年,我从来没觉得是在做节目,我是在倾听,在被感动。”
    有的时候,嘉宾过来说一个多钟头,她不说一句,只负责倾听。比如之前有位寻亲的男人,经历多舛,说到动情处,双手捂着脸呜呜大哭。“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你面前哭成那个样子。这个栏目就是和人分享苦难、分享幸福。所以,《等着我》对于我来说,是汲取营养的地方。每当我人生彷徨的时候,我能找到平衡点。”
    舒冬 成了“观众最不愿意看到的人”
    舒冬认为《等着我》并不是综艺。“我觉得,大家如果把我们归在综艺节目里,我是挺高兴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综合类的节目,它涵盖了人生最复杂、最多样化的感情,这种情感迸发的模式不光是综艺元素带给大家那种欢乐,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思考。当然,也有悲情的一面。”
    作为这档节目的寻人团团长,舒冬的角色很特殊。求助者们既想看见她,又不想看见他。想见到他,是因为只要有寻人线索出现的地方,哪怕远在千里,极其渺茫,舒冬都会不辞劳苦,顺着这个线索找下去;不想看见他,是因为在那扇“为缘坚守、为爱寻找”的大门后面,只有在寻人失败,或者寻人暂时中断的情况下,舒冬才会现身。因此,舒冬也成了“观众最不愿意看到的人”。
    舒冬说:“现在大家知道我出来或者只有我自己出来的时候,也不一定带来的就是坏消息,比如说,被寻者过世了,但是,由他的子女带来遗言、遗嘱等;比如说,这个人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来现场,而通过视频或者音频传达一些他的信息等。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在现场安慰好求助人的情绪,把我们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他。”
    寻人过程 大海捞针,还好有公安干警、志愿者帮忙
    节目的寻人过程,倪萍形容是“大海捞针”:“还好有公安干警,还有热心公益的志愿者自发帮忙。”舒冬回忆,2015年节目开播不久,他在山西跟着警方,一起去解救一个云南女孩。“当时,天很冷,下着大雪。山西警方特别配合,刑侦的警察们一起开会研讨方案,迅速地解救了女孩。云南当地的警方过到山西协助我们送人到云南。”
    他直言,出去找人,有时候连续四五天,连续坐五六趟飞机。他们往往赶傍晚的飞机,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干活儿。“我记得最辛苦的一次,是开车临时赶到安徽亳州。我跟一个摄像大哥换着开车,从头天开到次日早上快六点,才到那个地方,紧接着和当地公安干警会合。睡了三个小时后,九点多就起来去工作,但是没有人喊累。”
    也有寻人结果并不理想的,比如刘德华演的电影《失孤》的原型郭刚堂,为了找到孩子,摩托车就骑坏了好几十辆。但最后,并没有圆满的结局。舒冬直言:“当他们把节目作为最后一线希望却再次失望的时候,情绪的崩溃可能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当时我抱了抱郭大哥,把场子留给他们。我想这是最好的安慰。其实,我心里也特别难过。”
    《等着我》帮助过的部分人
    据节目组提供的数据显示:
    ●荧屏内外累计帮助1万人找到了亲朋,有1100个家庭通过节目找到了失散的亲人。
    ●栏目官方网站、邮箱、信件收到的寻人登记信息超过20万条,接听热线电话每天逾千个。
    ●寻人团的脚步跨越了全国34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还前往缅甸、美国、俄罗斯、韩国等进行跨国寻人。
    ●全国近万名警察、24万多名志愿者加入了公益寻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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