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3米板跳水，英国伦敦，2012年8月（摄影） 大卫·伯耐特
古典式摔跤，美国洛杉矶，1984年8月（摄影） 大卫·伯耐特
棒球，中国北京，2008年8月（摄影） 大卫·伯耐特
大卫·伯耐特，新闻摄影师，1946年生于美国，曾获得荷赛年度最佳新闻照片等奖项。从1988年开始，大卫·伯耐特拍摄了八届夏季奥运会和两届冬季奥运会。在他的照片中，你看不出谁是冠军和胜利者，所能看到的只是单纯的运动之美、纯粹的摄影之美。 日前，“失重的人”大卫·伯耐特摄影展在北京举办，本报记者对摄影家进行了专访。
记者：这次展览的照片是基于什么原则选择出来的？
大卫·伯耐特：主要有两点。第一，我想要展现作为摄影师站在体育场时看到的内容、感受到的气氛。基于这种原则，这些照片大部分视角更广，保留了大部分环境，使观者更有现场感。第二，我关注运动员的力量、强度和柔韧感。在照片中，我希望让运动员通过自身形象来讲故事，让观者直接与他们对话，直接体会他们的感受。
记者：您常常舍弃长焦镜头和特写画面，而是选择中焦甚至广角镜头以获得更多的画面，这些一同框取下来的环境与背景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卫·伯耐特：我希望和观者分享我那个时刻的感受，它不仅仅关于运动员的面部表情，还关乎当时的现场环境，以及运动场其他地方的样貌。我意识到摄影师有时候必须要站得稍微远一点，这样更能让人看清现场实际发生的事件。
有一次，我在翻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体育照片，这些照片已经拍了将近100年了，它们保留了大部分现场环境。当我看这些照片时，我发现它们是如此美妙。要知道在这届里约奥运会上有超过1000名摄影师，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像机关枪一样的照相机，但是在100年前，可能只有两三个摄影师，而且他们按下一次快门只能拍一幅照片。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拍照片的方法，也就是说每一个瞬间都只有一幅照片。我想尝试在今天拍摄一张看似是100年前的照片，同时也希望让大家知道，并不是所有场景都适合使用机关枪式的拍摄方法。
记者：您现在常用的器材有哪些？如何选择在某一时刻使用哪个呢？
大卫·伯耐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选择相机并没有一定之规，很多时候是凭直觉。在报道里约奥运会时，我会随身带着数码相机和各种镜头，这样无论拍摄什么我都能应付，与此同时我也携带大画幅相机。我在使用大画幅相机拍摄体育时，只是想尝试一些不同的方法，这有时候就像赌博，因为你只能拍一次，所以我试着预测拍摄时刻。它不会永远奏效，但我依然试着这么拍，因为如果我使用数码相机的话，拍的照片可能和别人没什么不同。它会是好的照片，但并不是与众不同的。
记者：拍摄了这么多年体育照片，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大卫·伯耐特：今年的里约奥运会有超过1000名摄影师，他们大部分是世界上最棒的摄影师。在这样一群人中工作，实际上有很大的竞争压力。奥运会并不仅仅是运动员的，同时也是摄影师的，我们都需要看到自己的内心，就像运动员一样，在那两周之内尝试做到最好的自己。
记者：从今年的里约奥运会来看，您觉得多年来体育摄影有什么变化吗？
大卫·伯耐特：现在这个时代，数码相机和手机技术高速更新，人们拍的照片不仅画质好，而且更精确、快速、易于传播。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摄影工具上的改进，对摄影师技能的长进并没有多少帮助。手机使新闻事件传播得很快，这导致报道摄影重点的变化——以至于现在很多人认为谁是摄影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事件发生时谁在现场。
我想没有发生变化的就是摄影师，他们仍然希望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事件，并用自己的方式来阐述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这么说：没有摄影师的存在，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事件发生。当人们拍了一张照片，但背后并没有事件作为支撑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种艺术摄影。我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艺术家，我仅仅是一个记录世界的摄影师。
记者：您在采访中强调过照片中的“诗意”很重要，怎样理解这个词？
大卫·伯耐特：照片中的“诗意”是说，在一张好照片中总有一些比表面内容更高层次的东西。它可能是一种文学化的视觉表达，而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记录。好的照片会拉近观者的距离，让其产生情绪变化，他们会想要了解更多，而这就是摄影的力量。好的照片会像有万有引力一样把观众吸引过来，让其驻足观看。这样的一幅好照片，观众可能会盯着它看上几个小时。
记者：您对中国摄影或摄影师有什么了解？
大卫·伯耐特：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有成百上千的优秀的中国摄影师，我还不认识他们。我并没有在中国停留过很长时间，但我知道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无论对于纪实摄影师还是艺术摄影师，这里都有非常多、非常好的拍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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