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上博馆藏“蟠龙纹编镈”（四件）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第十二号展品“玉琮”
上博馆藏“神人兽面飞鸟纹玉琮”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第三十号展品“青铜镈”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第五十六号展品“湿婆和雪山神女像”。
上博馆藏“贵霜王朝波调一世金币”。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第二十五号展品“奥克苏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像”。
上博馆藏“安息王朝阿萨西斯一世银币”。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第六十七号展品“元青花盘”。
上博馆藏“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罐”。
这个夏天，比似火骄阳更热的可能要属正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了。从早到晚，排队的人流络绎不绝，只为亲眼目睹代表整个世界历史的各类物品。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认为，“大英博物馆100件藏品中的世界历史”这个项目有“三大突破”：“突破之一，在于它不落窠臼，从人类创造的物品，而非其本身就带着主观性的文字记载来讲述历史；突破之二，在于它精选了来自全世界的人造物品，早至二百万年前，晚至我们生活的当代，打破了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学传统上的学科壁垒；突破之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它向我们展示了各个文化独立发展过程中的相似进程，以及这些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互相间产生的联系和冲突，彻底更新了我们对‘全球化’的认识。”除了展览本身，这样的突破还延伸开去，体现在了为展览所做的图录上。怎样让展品不只是呆板地呈现在纸上，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怎样体现上博举办这一展览的特色；怎样让图录具有长远的影响和意义……《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上博版图录的编辑们为此殚精竭虑，记者日前专访了这个团队，听他们讲述编撰此书背后的故事。
“举重若轻”，使宏大的世界历史以一种简洁轻快的方式得以呈现
读书：《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一书之前已经出过很多版本了，上博的版本与其他的有何不同？
上博：这个展览是大英博物馆筹备多年的一个世界巡回展览，脱胎于2010年大英博物馆与BBC合作的一个广播节目“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可直译为“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该广播节目一经播出，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获得了成功，于是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巡回展。BBC广播节目也有中文版的出版物，名为《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先后由新星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和2016年分别出版。中国台湾地区还有大是文化于2012年出版的繁体版，书名为《看得到的世界史》。
巡回展览名为“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from the British Museum”，从大英博物馆所藏中选取一百件文物来向公众展示世界历史。尽管大英博物馆方面的策展人一直强调用文物展示的历史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文明史，但不可否认的是，文物的选择与组合必定表达了组织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2014年至2016年，该展览曾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中国的台湾地区，日本的东京、九州、神户和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珀斯等地展出，所到之处都引起极大关注。展览还要求各承办博物馆推举一件展品加入展览，或显示馆藏特色，或续写世界历史，既紧扣世界史主题，又激发各博物馆乃至当地民众的参与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一百件文物，展览和广播节目中有四十二件是重复的，换言之，也就有五十八件文物是不同的，这些不同文物所带来的新鲜感也是展览吸引观众的魅力所在。
与周期缓慢的广播节目及其全版出版物相比，文物实物的视觉冲击力使展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文物展览在章节设置、展品说明等各方面都需要更为简单直白，那配合展览的图录也相应需要简洁明快。
上海博物馆是该展览在华语地区的第三站。2014年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时中文名为“另眼看世界：大英博物馆百品特展”。2017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时名为“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移师上海博物馆后，展览名为“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所以，关于这个展览的中文版图录，我们已经是第三本了。如何既完整展现大英博物馆百物展的精髓，又体现上海博物馆的与众不同，成为我们编辑此图录的最重要命题。
相同内容的书籍要做到各具特色，无非是从两方面入手：一个是制作，一个是内容。从制作角度，我们采取了整体比较明快的色调和相对活泼的版面，“举重若轻”，使宏大的世界历史以一种简洁轻快的方式得以呈现。这与此前同一展览推出的各版图录所营造的深沉厚重感有很大不同。
我们的图录封面用图选择了十四世纪的希伯来星盘，这也是反复遴选的结果，体现了我们对这个展览的思考：它既是中世纪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多学科智慧的结晶，又是体现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多元文化精髓的产物，堪称这个展览最完美的代言者。另外，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要从内容着手，求得独特。
读书：上博的展览紧接着国博，且展品也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做图录也就成了一种挑战，怎样才能做到独特？
上博：在展品一模一样的情况下，上博版的图录除了制作精良、价格亲民外，最主要的还是在内容上的另辟蹊径。图录的策划，几乎是与展览协调同步进行的，对相关资料和学术了解更是先期已经开始，我们确立的立足点，第一是诠释，第二是纠错。
诠释主要就是运用好对方的文物素材和文字资料，以我们与众不同的视角来解释给我们的观众和读者。这个展览本身具有策展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在不同地方巡展时，各家博物馆其实都还是有从自身角度出发的理解和诠释。所以在文字说明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吸取各家观点，做出更合理和恰当的表述。这个展览在巡展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世界各地专家学者的不断研究和修正完善。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各地的巡展过程中，对展品的进一步研究也是同步在进行着的。我们必须吸收这些研究成果，并且运用我们上海博物馆的藏品，提供更科学和完善的说明。比如，第三十号展品：青铜镈，英方的资料比较简单，按我们专家的断代更确切的应该属于春秋晚期。在此前的图录中，为了说明青铜编镈的乐器功能，都采用了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的图片来辅助说明。但实际上，一则曾侯乙编钟的时代比这件青铜镈的时代稍晚，属于战国早期；二则作为乐器，镈的形制和用法与钟是不相同的。所以，在我们的图录里，辅助图片与说明就采用了时代、纹饰都与大英博物馆展品相近的我馆宝藏的一组四枚编镈，既说清了镈的用法，又使我馆的藏品与大英博物馆展品形成了呼应和互动，充分显示了上海博物馆参与展览的主动性。
至于纠错，那就是必须与对方有更多的沟通和协调了。
读书：你们的方案需要得到大英博物馆方面的认可吗？彼此之间是怎样磨合的？
上博：那当然，我们的方案肯定需要得到大英博物馆方面的认可，这是联合办展的信任和工作基础。一开始，他们对我们的“发挥”也颇有些疑虑，但之后经过沟通协调，双方还是能达成一致的。举个例子，第十二号展品：玉琮，属于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左右的良渚文化。上海正处于良渚文化覆盖范围之内，青浦的福泉山遗址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我馆也收藏有质量上乘的良渚文化玉琮，我们根据大英博物馆展品情况（八节玉琮），特意在我馆藏品中遴选了一件雕琢有精细的神人和兽面组合图像、飞鸟纹的玉质细腻、色泽漂亮的单节玉琮来辅助说明。最关键的问题是，在编辑过程中，我馆的专家发现大英博物馆提供的图版中，玉琮被倒置了，这使得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也跟着颠倒了，这说明大英博物馆方面对良渚玉琮的认识还有局限或是疏忽的。而此前其他相关出版物上的图版也都颠倒了。通过沟通，大英博物馆接受了我们的修改意见，我们重新拍摄了文物的照片，在我们的图录中终于摆正了这件八节玉琮。我觉得我们上海博物馆也为这个巡展作出了我们的贡献。
编书，既是互动的过程，也是发掘自身馆藏特色的过程
读书：对照大英的展品，在书中加入上博自己的特色馆藏以形成互动，这个点子是一开始就想到的吗？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上博：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在辅助说明上与此前的图录有所区别，因为上海博物馆是一个以收藏与展示中国古代艺术品为特色的博物馆，而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中真正来自中国的古代文物并不多，只有七件，真正能形成互动的可能更少。但是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也越来越发现我们自身的藏品还是很有潜力可以“发掘”的。这一编辑过程，既是我们特色馆藏与大英博物馆展品的互动过程，也是我们不断深入发掘自身馆藏特色的过程。
我们为一些来自中国以外地区的展品也配上了我馆的藏品加以比照说明，这一部分以我馆收藏的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为主。比如第五十六号展品，来自印度的湿婆和雪山神女像，我们就配上了馆藏的贵霜王朝波调一世金币，显示了贵霜王朝时期湿婆信仰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又比如第四十三号展品：阿卜杜勒·马利克金币，这种由阿卜杜勒·马利克在七世纪创造的摒弃哈里发形象、仅以《古兰经》箴言文字作为装饰的钱币新样式，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初。我们为它配上了馆藏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金币，虽然金币是晚至十三世纪初铸造的，但像这样标明大汗全名和制造地、年份等信息的金币，极为罕见珍贵。又比如第二十五号展品：奥克苏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像，我们就配上了馆藏的安息王朝阿萨西斯一世银币，银币年代晚于教徒像，我们想通过银币上安息帝国国王头戴的风帽，展示塞族人的风帽→教徒像上的风帽→安息国王头上的风帽这样一条影响链条，最终说明塞族人文化对伊朗高原的影响。
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是我馆一大收藏特色，但可能普通观众对这一领域接触较少，对这一类文物了解不多。此次配合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图录中进行展示，很难说一定是谁对谁的辅助说明，反而有一种互相说明的意味。同时这也是我们对外展示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文物的好机会。
读书：我发现这样的互动几乎贯穿了图录的每一个章节？
上博：是的。再比如第六十七号展品：元青花盘，形制规整精巧，花纹繁复缜密，色彩幽菁可爱，是元青花瓷器中的精品。但是如果记性好一点的观众就会发现，大英博物馆的这件元青花盘在201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元青花瓷器大展时就已经来过上海了，此次再来，可见其在大英博物馆中的重要地位。我们配上了馆藏的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罐，相比之下，呈现的是相对活泼的风格。
还有第四十一号展品：度母像，来自七至八世纪的斯里兰卡。我们配上了馆藏的相当于南宋初年的大理国阿嵯耶观音像。将这两件小像放在一起，既解释了观音崇拜与度母崇拜的因果联系，又能让人感受和体会到相似的地域风情。
图录中除了与上海博物馆馆藏之间的互动元素外，我们发现有一件展品与上海这座城市也有一些联系。展览的最后一部分第九十九号展品：仿冒足球球衣，其展示用意是为了说明世界全球化影响。但是这件球衣仿造的是一位在法国成长的科特迪瓦球员德罗巴在英格兰切尔西足球俱乐部2010年主场比赛时所穿着的球衣，德罗巴在2012年曾加盟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仍然身披11号球衣，这在当时是十分轰动的足坛事件。我们的图录中增加了国际足联（FIFA）对这一转会事件进行报道的新闻图片。而且我们曾在展厅里看到有球迷观众对这件球衣如数家珍般地进行解说，其详尽和生动远超任何文字介绍。
读书：做一本人家都做过的内容相同的书，又要显示自己的特色，这在之前你们的工作中会经常碰到吗？由此你们得出什么经验教训？
上博：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常见，所以也可以说，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如果一定要谈什么经验教训的话，我们觉得那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馆藏研究做好。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成果，都是基于我们丰富的馆藏和深厚的研究基础上的，否则只能“人云亦云”。比如第十八号展品，来自中国西周早期的青铜簋，此前有的图录上将之定名为“沬司徒疑簋”，这个定名其实是正确的，沬司徒疑正是做器者之名，但是这个名称又是极其陌生的，因为这件簋的品名已经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康侯簋”。原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此簋做器者铭文的释读存在争议，所以当时的学者如陈梦家等人就表示为简便计，可以暂名康侯簋。于是，康侯簋这个名称就这样沿用下来，早已深入人心。所以我们不但为铭文图版增加了释文，划出人名部分，还补充了康侯簋早在1935-1936年首次在伦敦被公布的资料和照片，同时增加了编者注说明。这种对学术史做一个简单梳理和记录的做法，增加了图录的学术性和备查功能。
当然，我们这次的编辑工作也是存在遗憾的，因为我们偏重于对中国文物的研究，以及用上海博物馆的特色文物辅助诠释，没有对其他更多的世界文物作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比如著名的“王后的里拉琴”，许多观众在参观中对里拉琴的说明总是觉得可以理解又不够贴切，其实在音乐考古界，对这种琴的研究已经非常透彻，里拉琴与我们平时说的箜篌就是一类乐器，或可以直接解释为“箜篌”。如果我们当时注意到音乐考古的学术更新，并及时反馈给观众和读者，就会更完善我们的图录。
展览图录出自于展览、为展览服务，但是展览图录与展览本身还是有不同之处的。一个展览会有落幕的一天，可展览图录会一直保留下来，就是说当展览的观众消散之后，图录的读者还在继续，甚至在扩大。好的图录不但保存了展览物品的图像和说明，也要记录和展现研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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