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京剧院新创作的现代京剧《党的女儿》，国庆期间在京正式公演。
1958年拍摄的电影《党的女儿》，通过主角田玉梅以及叛徒马家辉等人物的描写与刻画，完成了对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的“革命者”和“叛徒”的经典塑造，在那个年代留下深刻印记，在很长时间里模塑着普通民众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中国人的当代情感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文艺作品如何描写那些作为党的象征的英雄，是有关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叙述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问题。
当国家京剧院希望重新阐述这一故事时，如果要想找方便捷径，大可原封不动地将电影的情节与人物关系照搬到京剧舞台上。然而，《党的女儿》毕竟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创作的，时势推移，坦率地说，假如完全照搬当年的叙述模式，就不只是懒惰，更是思想上的麻木。将《党的女儿》这个曾经家喻户晓的故事讲出新意，体现当代人对革命的认识的提升，尤其是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重新定义与理解革命以及革命者，才能体现当下戏剧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进程之关联。国京版京剧《党的女儿》体现了当代戏剧家“对历史负责”的严肃的创作态度，在思想上达到了新的境界。
文艺作品和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差异，就是它并非通过理论形态表述思想与观念的进步，而是通过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尤其是主要人物的塑造完成这一进步的，因此我们需要重点关注李莉改编的京剧新作《党的女儿》里众多戏剧人物的塑造，由此我们会发现，剧中对叛徒马家辉的思想轨迹的剖析是最关键的环节。由于编剧在马家辉的描写上更具深度，加上马家辉的妻子桂英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心理剖析，让主人公田玉梅的形象也焕发出了新的意义。
在李莉笔下，叛徒马家辉变节的动机与此前类似的作品发生了质的变化。诚然，历史的延续性在这部作品里仍然依稀可见，比如马妻桂英的唱词刻意提及她是在课堂上成为马家辉的仰慕者的，暗示了马家辉的知识分子身份；田玉梅在与桂英的对唱中，也把她们都出身贫穷作为重建相互间信任的前提；比如马家辉在对妻子表露心迹时强调他对出人头地的渴望，由此暗示权力和财富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是促使他叛变的重要心理动机。但是在国京版《党的女儿》里这些都不是马家辉叛变最主要的原因。剧作摒弃了简单的血统论，也不再把欲望看成他走向堕落的必然动因，甚至都不愿意将叛徒写成经不起严刑拷打的软骨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马家辉之所以别具一格且更为深刻，就是由于剧中他向白军出卖杜鹃坡党支部以及田玉梅的最直接的动因，是怀孕的妻子遭受敌人毒打，他的心理防线因此被瞬间击溃。他们夫妻八年恩爱情深，苦盼多年终于怀上了孩子，为救妻子免受酷刑，在亲情和信仰之间的剧烈冲突中，马家辉选择的天平突然向前者倾斜。这不仅是编剧技巧上的别具一格，更把革命者形象的塑造与开掘引入了新的论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正由于马家辉的叛变背后有人性的维度，冲突才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由此才更深刻和真切地体现了革命者必须经历的艰辛考验。
优秀文艺作品的功能不止于描写和塑造人物，更要通过人物的描写提供正确的价值判断；揭示人物行动的合理性是创造真实可信的戏剧人物的前提，艺术化地给予人物思想行为以明确褒贬，是通过戏剧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的关键。李莉在通过情节设置赋予马家辉叛变以人伦情感之基础的同时，并没有无原则地认同他的行为方式，相反，她用同样的境遇降临到《党的女儿》里的女主人公田玉梅时后者的反应，表达了作者的坚定立场。最后一场，白军抓住了田玉梅幼小的女儿以此要挟田玉梅，正和七叔公一起给游击队报信的田玉梅不得已现身。同样必须在亲情和信仰之间有所舍弃，她的行为方式却迥然不同。马妻桂英也是如此。桂英是马家辉叛变最直接的催化剂，她比任何人都明白夫妻情深是导致丈夫叛变的主因，她沉浸在无法摆脱的负罪感中，深陷感情羁绊，只能近乎精神失常地曲折释放内心痛苦，然而就在叛变的马家辉要带白军伏击游击队时，为阻止更大的恶，桂英毅然把马家辉推下悬崖，用一同赴死的极端方式实现了她所期待的自我救赎。桂英是剧中心理刻画的高峰，她恰好填充了田玉梅与马家辉之间暧昧的人性光谱，这三个戏剧人物，共同构成了编剧李莉有关革命与叛变之心理动机的探索。
在《党的女儿》的改编中，李莉赋予革命者的定义和叙述新的尺度，她把思想行为的伦理取向与道德判断引为人物评价的基点，努力超越禁锢着红色题材创作的思想牢笼。英雄与叛徒的分野两端，不再简单化地基于其出身的贫富差异，追求成功的欲望也退居为次要因素。尤其重要的是，在李莉笔下，革命者有感情、有体温，也非常注重亲情。《党的女儿》形象地说明，革命者拥有个人感情并不可怕，私情并不是革命者人生负面清单里的选项。关键在于当亲情与信仰发生冲突时，思想与行为仍不越善恶之界限，不逾道德之规范。马家辉因亲情而堕落，桂英因亲情而挣扎，田玉梅也因亲情一时乱了方寸。他们都因为看重亲情而面临考验，结果却大相径庭。这说明亲情与信仰虽足以相颉颃，但人间还有更高的正义和道德为标杆。其实，这也是古今中外无数经典作品成功的秘密，从《赵氏孤儿》到《悲惨世界》，无不如此。
京剧《党的女儿》是用戏剧手段叙述中国现代史的重大收获。这不仅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唱腔悦耳动听的好戏，更提供了对革命和革命者的新定义与新理解。它所超越的不只是“文革”模式，而且隐含了对导致“文革”发生的诸多思想偏见的矫正，因此才具有令人钦佩的时代价值。它既体现了红色题材文艺创作新的思想高度，也向我们这个时代的戏剧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可以且必须大量创作反映中国革命史及其中涌现的英雄人物的文艺作品，然而绝不能满足于“样板戏”模式的机械重复。充分汲取新时期思想文化界对现当代历史深刻反思的成果，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创作态度。国京版《党的女儿》所塑造的人物既生动感人，又体现了正确的人生导向，假以时日，如能在舞台表现方面再加完善，必能在当代戏曲发展历程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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