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正式发布2017年秦封泥最新学术研究成果，陕西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研究员，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长庞任隆，就该馆馆藏的“右丞相印”“栎阳丞印”“上雒丞印”三枚秦朝封泥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
20年前的今天，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傅嘉仪为博物馆精心收藏了781枚秦封泥，这些带有文字的“泥坨坨”，大部分为西安收藏保护人闫小平倾情捐献。
“栎阳丞印”厘清两个栎阳古城地域分布
上世纪90年代，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相家巷村集中出土了近万枚秦封泥。该馆珍藏的781枚秦封泥即是这批出土封泥中的精品，涵盖“三公九卿”“亭里郡县”“宫殿苑囿”三方面内容。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丞相负责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
国家一级文物“右丞相印”秦封泥，是馆藏秦封泥中官职最高、品相最为完整的封泥之一。“作为秦代‘三公九卿’最高级别的孤品官印和陕西陶质文物的精品代表，‘右丞相印’已入选 《陕西省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展》，5月18日将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与中外观众见面。”庞任隆说。
庞任隆介绍，“栎阳丞印”作为秦汉栎阳古城遗址 (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 的重要见证，让我们进一步厘清了历史上两个“栎阳城”的地域分布和时代特征，从而确立了唐栎阳古城遗址 (今西安市临潼区栎阳镇)的地位和影响力。
“上雒丞印”封泥研究纠正历史误解
据介绍，“上雒丞印”封泥是该馆独有的一枚秦封泥。“雒”同“洛”，“上雒”是陕西省商洛市古建制的名称。由于种种原因，“上雒”一直被误认为是始于汉代由商分置的建制，如《商州市志》 中记载“商洛，因居洛河上游故名，战国时即有。汉朝忌水，将上洛改为上雒，这是用雒字的开始”。
庞任隆说，“上雒丞印”封泥作为秦都直属关中诸郡内史辖东南区域的一枚宝贝，为商洛市研究员王国伟《秦朝上雒县治的发现》一文提供了有力佐证，更新了人们对商洛历史的认知。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俊雅认为，“雒亭”的发现和2000年在商洛市商州区寒川佛诞公园附近发掘的两件带有“雒亭”铭文陶罐的发现，推翻了因汉朝忌水将“上洛”改为“上雒”而得名的论断，特别是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珍藏的“上雒丞印”封泥的亮相，更是与此吻合。“这一重要研究成果，填补了汉前地图及史料上‘武关道’‘商於古道’只有商而无上雒治所的历史空白，改写了 《辞海》 等资料中‘雒始于汉’的说法，使上雒建制的存在与商县在秦朝享受同等的‘京畿’直辖待遇这一史实得到佐证。”
更为可贵的是，“上雒丞印”封泥的发现使商於古道这一商鞅封邑的历史之谜得到了解释。通过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及陕西省其他文物机构对“上雒丞印”封泥的研究，把商於古道的历史提前了100多年，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对改写商洛市的历史有决定性的意义。
考察秦代历史、地理演化的“活字典”
秦封泥被学术界誉为“秦代文书封缄制度的结晶”“秦朝中央的档案馆”“继秦兵马俑、秦简牍之后，秦文化发展史上第三大考古发现”。
封泥是玺印早期的主要使用形式，其使用最早见于先秦文献。所谓封泥，就是古代用胶质黏土封缄于竹木简牍文书和进贡物品的包装之上，然后在封缄的黏土上盖上印章的遗存，简单说来，就是古代印章作为封缄时在泥团上形成的印记，类似今天的铅封和封条。
庞任隆研究认为，秦封泥“第一次完整地勾勒出了秦代官僚机构的网络图，是认识‘三公九卿’制度的‘指南盘’。秦封泥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一批鲜为人知的‘亭里郡县’及‘宫殿苑囿’名称，是考察秦代历史、地理演化的一部‘活字典’”。
专家研究认为，秦封泥当时制作时相当考究，不仅要经过“丸制”，还有“紫泥”“青泥”和“黄泥”之分，因而出土的秦封泥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经过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近20年的不懈研究，秦封泥的保护研究和展示手段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他们研究发现这些秦封泥的颜色有深黄、浅黄、黄绿等，甚至有的呈粉绿、淡紫色，而“泥源于土”，由于当时全国各地的环境等因素不同，导致土质也不同，因此烧制出来的泥丸的颜色也大相径庭。
(本报西安5月16日专电)
图①：右丞相印。图②：栎阳丞印。(均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供图)图③：博物馆篆刻家展示已封缄的秦封泥。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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