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张营商代蛇纹鬲
平谷刘家河商代金耳环
元代景德窑青花“昭君出塞”罐
华芳墓出土的玻璃碗和银铃
大圣寿万安寺白塔
十字寺石刻刻有叙利亚文
影青多穆壶
北朝的青铜骆驼水注
元代的陶骆驼
西晋墓出土陶俑
万佛堂万佛法会图局部
明正德青花灵芝阿拉伯文罐
明代青玉胡人戏狮纹带板
《爱乌罕四骏图》之一
利玛窦墓地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正在北京举行。历史上，北京作为中外交流的枢纽、舞台和国际性大城市，与如今“一带一路”的很多沿线国家都有着贸易、科技、文化、宗教上的往来。许多文物中都留下了历史的烙印。
夏 商 时 期
4000年前，
就有代表匈奴文化元素出现的可能
昌平张营夏商遗址中出有一种陶鬲，鬲身上附有各种呈直线、波浪状的细泥条堆纹，大多数弯曲，如爬行的蛇。这种纹饰称之为“蛇纹”，饰有这种纹饰的陶鬲称为“蛇纹鬲”。蛇纹鬲多见于今内蒙古中南部、东部和陇西地区，最远波及到前苏联的外贝加尔地区。由于风格独特，有研究者认为其代表了匈奴文化因素。张营遗址是目前所知蛇纹鬲出现的最南地点。
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的金耳环，扁口如喇叭状，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来自西亚大草原。
魏 晋 时 期
4世纪初的北京已与波斯文明对话，朝鲜移民进入中国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东西道路，即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放眼看世界的突破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由此全面展开。“翩翩之燕，远集西羌”，昭君出塞的故事千古传诵。首博收藏的元代景德窑青花罐，其腹部绘制了这幅场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国家在分裂与统一中游荡，民族在迁徙与融合中辗转。儒家的正统、玄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勃兴及外域文化的输入使得文化的发展极具多元性。
1965年，北京西郊八宝山以西发掘了西晋王俊妻华芳墓。墓中出有萨珊玻璃碗，壁极薄，做工精湛。萨珊，是雄极一时的波斯帝国（今伊朗）的王朝。
镶宝石的掐丝胡伎银铃制作精致，上有8个乐人正在全神贯注地吹笛、奏排箫、持喇叭、捶鼓。乐人之间系有嵌红、蓝宝石的小铃。这件文物说明4世纪初的北京已与波斯文明对话。
西晋著名的《博物志》的作者张华是北京大兴人。太康三年（282年），他被晋武帝任命治理幽州（今北京）。史载：“东夷马韩（今朝鲜半岛南部）、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
大兴三合庄出土的一块刻有铭文的墓砖，载“元象二年四月十七日乐浪郡朝鲜县人韩显度铭记”，证实了这一记载。铭文告诉人们，墓主人名叫韩显度，祖籍乐浪郡朝鲜县，葬于东魏魏孝静帝元善见的第二个年号元象二年（539年）。
墓主人的祖籍大有来头。乐浪郡是西汉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平定卫氏朝鲜后，在今朝鲜半岛设置的四郡之一，郡治位于朝鲜城，朝鲜县是其下辖县之一。但是到了西晋，中原大乱，高句丽开始攻占乐浪郡。由于中原王朝实力的削弱，导致对边疆控制能力大不如以前，因此，到了公元313年，乐浪郡地悉数被高句丽夺取。
但是，卫氏朝鲜的遗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埋葬在北京大兴？据记载，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的进程中（439年统一北方），延和元年（432年）曾经有过“迁朝鲜民于肥如，复置朝鲜县”，这一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迁徙运动。肥如位于今秦皇岛市，县境为当今昌黎、卢龙南部、西部、迁安县地一带。朝鲜县为如今卢龙县东部，距离北京很近。这些朝鲜移民进入中国后，还保留了自己的祖籍——乐浪郡的郡望。到了东魏，定都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北京大兴是复置的朝鲜县居民南下前往首都邺城的必经路线之一，因此，发现这座墓葬也就不难理解了。
北京发现有不少具有胡人形象的陶俑。房山小十三里的西晋墓中的陶俑，造型生动逼真，说明这个时期幽州与少数民族的交往频繁，胡人成为当地人司空见惯的形象，从而造就了这种成熟的风格。
驼铃悠扬。穿越“丝绸之路”岂能缺少沙漠之舟？目前北京出土文物中最早的骆驼形象是北朝的青铜骆驼水注，卧倒，神态安详。水注是供注水于砚的盛水器。龙泉务辽代窑址中则出有瓷骆驼。海淀颐和园元代耶律铸夫妇墓中的陶骆驼，蓄势待发，颈曲，显得十分灵动。
唐 代
丝绸之路迎来了鼎盛时期，胡人乐舞传入中国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包容、融合达到极盛的唐代，丝绸之路迎来了开通之后的鼎盛时期，由此万国来朝。唐代共有四个归义王，分别为西突厥处罗可汗、东突厥颉利可汗、宁夷州突厥史思明和奚族酋长李诗。后两者均葬于北京。
“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是通六藩语的粟特人（今中亚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一带），他允许胡商在幽州“岁输珍货数百万”，贸易额十分可观。许多胡商也就光明正大地以幽州为据点做起了转口贸易。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魏晋时期，西域一带的歌舞已传到多民族的幽州地区。唐代尤盛。安禄山就擅长跳胡旋舞，这种舞蹈要融合弦和鼓的节奏。唐高宗时的幽州人王麻妈，善吹西域少数民族传入的乐器筚篥，“河北推为第一手”。筚篥是一种笳管，有九孔，五音。《通典》载，本名悲篥，出于胡地，是古龟兹国乐器。其声悲，用竹管制成。
房山一座建于唐大历十五年（770年）的万佛堂内壁雕有一组伎乐天人，有的手持拍板、琵琶，有的手持排箫、箜篌、瑟等，均作弹奏状，神态可异，栩栩如生。
元 代
阜成门白塔寺由尼泊尔工匠设计并主持建造
元大都是各国商品荟萃之地。李洧孙在《大都赋》中生动描述：“东隅浮巨海而贡筐，西旅越葱岭而献贽，南陬逾炎荒而奉珍，朔部历沙漠而勤事……”许多国外商贾往来于大都与世界各大都会间，“盖凡外国商贩来其处贸易者，辄留所带金银宝石于其国，而携归其地所产调味香料、丝、绸、缎、金衣等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随同其叔父到大都经商，从而留下了传世名作《马可·波罗游记》。
阜成门内大街路北的大圣寿万安寺，又名白塔寺，始建于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并主持建造。历经700余年雄姿不减，成为今天中尼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房山的景教十字寺遗址，出有带十字架的石刻，其中一块刻有叙利亚文“仰望他，寄希望于他”。元代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寺碑，记述了大都人景教长老拉班·骚马在此静修并向信徒讲道的盛况。拉班·骚马还曾带着忽必烈的谕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后经君士坦丁堡到罗马、巴黎和伦敦。
1962年在龙潭湖以北的吕家窑发掘了铁可父子墓。铁可是中国籍的巴基斯坦人，17岁就入朝为官，是主管农业的要员。墓中出土的多穆壶，具有浓郁的蒙藏民族风格。
浴德堂位于故宫外朝西路，武英殿西北角。浴德之名，出自《礼记·儒行》的“浴德澡身”。这座浴室元明两代沿用，四壁墙体厚达一米以上，采用穹隆顶。
在中东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元代工匠将中国汉唐时期就已掌握的建造墓葬的穹隆技术应用于地面建筑。元大都兴建时，有史可查一些波斯家族曾参与其中，最著名的是波斯建筑师也黑迭儿丁。他的四代子孙皆供职于元朝工部。这座具有明显土耳其风格的浴室可能就出自他的手笔。
明 清
教士带来文化和科技，利玛窦称得上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先行者
意大利人利玛窦葬于西城车公庄市委党校内，两旁还有南怀仁（比利时传教士）和汤若望（德国传教士）的墓。利玛窦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来到北京，将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同时将中国古老文化向欧洲介绍，称得上是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宣武门的南堂（天主教堂）即是他创建的。
明永乐时期海外贸易兴盛，与西亚地区的交流日渐增多，因而出现了一些带有异域风情的瓷器。这件瓷瓶仿西亚阿拉伯地区金属器造型及纹样，腹部轮花纹是阿拉伯地区特有的纹饰。明正德年间，还出现了以阿拉伯文作为瓷器的装饰纹样。
海淀魏公村出土的明代青玉胡人戏狮纹带板，匀净无瑕，琢刻规整，浮雕人物戏狮图案。清代由于乾隆皇帝特别喜欢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的痕都斯坦玉，清内务府造办处特设仿制痕都斯坦玉器的专门活计，所仿器物被称为“西番作”，成为中国古代玉器家族中的新成员。
康熙十二年（1673年），掌管钦天监的比利时人南怀仁主持建造了一套6种大型天文仪器，置于现在建国门桥西南的古观象台。从明代起，古观象台从事天文观测近500年，是现存古观象台中连续观测最悠久的，其天文仪器反映了西欧文艺复兴时代以后的科技水平和成就。
爱乌罕（今阿富汗）送给了乾隆皇帝四匹神驹作为礼物。这些阿拉伯种马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赛马，他们带来了和平的信息。乾隆皇帝也邀请爱乌罕使者在宫中过年，同时命意大利画家郎世宁记录下了这些神骏。
谐奇趣、万花阵、大水法、海晏堂等建筑组成的西洋楼景区游人如织，是圆明园最著名的景区，这是我国皇家宫苑内第一次大规模出现西洋式建筑和园林喷泉。虽然设计者是郎世宁、王致诚等西洋传教士，但建造者是中国人，在建造过程中，还大量运用了中式道路、中式石雕花纹。因此，具有“中西合璧”的风格。
本版供图/郭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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