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阳近影。
陈燮阳和曾任英国首相的音乐家爱德华？希思(左一)在一起。
陈燮阳聆听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中)的讲述。
上周末，76岁的指挥家陈燮阳，又匆匆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参加7月11日召开的 《信念永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音乐会》 座谈会。行前，他发来一条微信，是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的一段话：“是您崇高的艺德、精湛的指挥技艺让观众激动! 使得音乐会圆满成功，展示了乐团的最佳水平，我代表乐团全体人员感谢您!”
难怪，指挥大师六月盛夏里“玩失踪”。一个月内，他完成了一台国家重大演出的集中排演任务。这场演出不比寻常。逾500人的乐团、合唱团、歌唱家及各类演员组成的超级演出阵容，在指挥棒下焊成一个歌唱的巨人，发出最美妙复杂的声响：一挥手，让喧闹的弦乐降至喃喃低语，再一挥手，让铜管迸出胜利的号角……这需要指挥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掌控力和驾驭乐团能力。
陈燮阳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中央团拜会音乐会、中俄元首会议、国庆65周年音乐会等等，每一次都出色完成并留下绝好的口碑。正因为如此，几乎中国所有重大的音乐工程、国家重大节庆演出等，都留有指挥大师独一无二的“地中海标记”……
按说，七十有六，该颐养天年了。可陈燮阳的艺术生命力极其旺盛。在2009年卸任上交音乐总监后，艺术生命历久弥新，如同那些“满天飞”的指挥家一样，继续书写着乐坛的“不老传奇”。精力旺盛、激情犹在，音乐使他的年龄常常给人以错觉。“作为一个指挥，我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我要工作到我指挥不动为止。”他说。
陈燮阳的继任者、上海交响乐团现任音乐总监余隆意味深长地说：“五十年，是非常难忘的历程，我算了一下，陈先生开始指挥的时候我才一岁。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保持五十年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他是中国最著名的指挥家之一，用五十年最好的时光谱写了中国交响乐的新篇章。”
深受敬重的“特邀指挥”
在当代中国指挥家中，无疑，陈燮阳属于那种代表了优雅、明媚、智慧和有着深厚音乐底蕴的人物，也是继乐坛前辈李德伦、彭修文、黄贻钧之后，最有影响力、知名度最高的贯通中西的第二代指挥家之一。
2009年，陈燮阳从上海交响乐团卸任。如同德国指挥大师库特·马舒尔告别纽约爱乐时那样黯然神伤，陈燮阳内心也充满着伤感，久久萦绕心间：“我还有许多想法没实现!真的，我很痛苦!我完全还可以好好施展一下我的作用和能力!”
伤感很快散尽。自由之身的陈燮阳，变得十分“抢手”。除长期担任中国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的特邀指挥和常任指挥之外，上海爱乐乐团、山西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团等诸多南北乐团的一些重要演出，也纷纷邀请他担任特邀或客席指挥。今年年初，筹建中的苏州交响乐团，又伸出橄榄枝，聘请他担任乐团的音乐总监。
繁重的音乐会演出，及“空中飞人”般的生活，占去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家中，总是聚少离多，少了欢乐缺了温馨。毕竟已过古稀之年，陈燮阳的太太王健英非常担心他玩命的工作节奏，多次恳求他婉拒一些演出安排，好好修身养性。可陈燮阳总以沉默应对，依然我行我素。去年夏天，陈燮阳得闲一个月，太太陪他一同去美国旅游探亲。可不到半个月，陈燮阳就“逃”了回来。
音乐让指挥大师“中毒”太深了。他深知，离开了音乐，自己就是一尊没了魂灵的驱壳。以至从事音乐半个世纪来，他初心不改，即便在音乐生态遭受重污染、音符都染上铜臭味的当下，指挥大师依然保持了那份音乐家难能可贵的品质———“纯真”。为此，他获得了中国音乐界的尊重。
关峡对这位家喻户晓的“明星指挥”很是敬重。他说：“每一位国交乐手都难忘，这些年率领他们‘进校园’最多的指挥就是陈燮阳先生，从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到南方沿海的福建，从上海、南京等繁华大都市，到西部城市西宁，再到双鸭山的东北边陲小镇，陈指总是不辞辛劳，冒着酷暑严寒，率领国交乐队，足迹踏遍东西南北中，为许多高校师生送去了优美的音乐，也收获了他们的欢迎和爱戴；每一位国交乐手都难忘，陈指不仅要为音乐会精心地安排曲目，当一些曲目没有乐谱的时候，他亲自抄谱；每一位国交乐手都难忘，2014年深秋在青海高原，他冒着冰冷的雨水，为牧区群众热情演奏，乐手们穿上了军大衣，而古稀之年的陈燮阳却坚持穿平常演出服登台。从始至终，他精神矍铄，那种洒脱、那种执着、那种激情、那种精神和情感，极大带动了全体乐队的演奏，获得高原人民最热烈的掌声。这是一种何等的精神？对国交来说，陈燮阳是我们最喜爱、最敬佩的特邀指挥，因为他的技艺、他的品格、他的精神风骨，更因为他对国交乐队艺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他是国交的良师益友!”
一个好指挥，指挥棒、指尖、灵魂中流淌出的是一种高压电，它击中一百多名乐手，让他们收敛个人意愿，服从于集体的努力。好指挥，能让一百来号人完美统一，将音乐符号转化成有意义的美妙声响。而对一支乐队而言，通常只要花上15分钟时间，就知道面前的指挥是优秀的或伟大的音乐家，还是一个天分不高只会说教的排练“哲学家”。
无疑，陈燮阳拥有掌控力，他威而不怒，有无比的尊严、丰富的经验、鲜明的风格和宁静的智慧。他一站上指挥台，就很少用嘴说话，而更多是用手、眼，以及身体说话，除非必要时，才用嘴说话。在演出时，他善于用音乐来带动乐队的理性与激情。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乐团团长李凌在多次观看陈燮阳排练后说：“中央乐团有一种习惯，外国指挥家来指挥，大家比较谨慎认真，思想比较集中，困难的乐段也肯花功夫，演出效果常常比较好。对本国的指挥情况就不同了，因而指挥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但中央乐团对陈燮阳的排练是认真的，他们觉得他有艺术，有激情，比较准确、有重点，效果容易实现和巩固，指挥与队员之间合作也比较融洽。”
自成一体的指挥风格，使陈燮阳在众多乐团得心应手。无论在上交，还是在国家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或其他地方乐团，他待人友善，有理有节，排练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独特的音乐风格和人格魅力，使他与乐队演奏员形成默契而良好的工作关系。当演奏员们排练显得疲惫时，不经意间，他常常会发出几声幽默有趣的怪叫声，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后，气氛立马得到改变。
“我要求我指挥的音乐像泉水一样流出来，而不是像做鞋底那样把线拉出来，更不是挤出来……我不太注意自己在舞台上的动作如何，动作不在手大手小，它是从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自然而然出现的，一切要在音乐之中，而不是在音乐之外。我更多的是用心来指挥。”他说。
在陈燮阳的棒下，乐手们更多是心悦诚服。
“伏尔泰发型”成乐坛特别符号
作为一代古典音乐偶像，他拥有无数忠实的乐迷。
陈燮阳有过膝的长臂、修长的外形，以及充满爆发力的肢体语言。然而更吸引人眼球的是那一头独一无二“地中海”长发。这怪异“造型”，竟然成了中国乐坛的特别符号和票房号召力。这“地中海标记”，浪漫而有诗意，与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相似，因而有了“伏尔泰发型”的雅号。
可在极左思潮主宰意识形态的年代，个性标记被视为“洪水猛兽”。当年，陈燮阳在大型史诗 《中国革命之歌》 指挥组工作时，有位领导横竖看不顺眼，认为这发型有损“革命”形象，要他立马改发型。事情传到主要领导李凌那儿，这位音乐界元老嗤之以鼻，准许他保留原型。中国乐坛于是留下一个独特的符号。这符号后来随着中国音乐，走进了维也纳、柏林、马赛……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目睹了一切。他说：“乐团所到之处，很多中外观众都熟悉陈燮阳的指挥风格，热爱他在舞台上优雅、浪漫而富有激情的范儿，尤其更喜爱他那个性十足的发型，陈指挥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很多粉丝追着他合影、签名，这对于一个指挥家来说就是莫大的荣誉和幸福。”
“鱼跃乾坤化飞龙”。陈燮阳的指挥天资和禀赋，幸运地被“伯乐”李凌和李德伦再发现。两位德高望重的音乐前辈，不仅竭力提携，还给予他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燮阳在乐坛名声大噪。中央乐团首任团长李凌在 《人民音乐》 发表长文 《大潮动若寐》，盛赞一个有前途的青年指挥家。之后，李凌又写信求助邓小平，希望将陈燮阳调到中央乐团，于是，文化部派人专程到上海要人。李凌后来撰文回忆了当时这一过程：“我第二次向邓老求援是为陈燮阳的事。1987年我调回中央乐团，陪美国指挥专家吉尔伯特先生到上海。在上海芭蕾舞团，我看到年轻的指挥陈燮阳非常有才能，就建议他去留学。回到北京我通过小平同志向文化部要了一个名额，只是陈燮阳本人想到美国学习，学成后我想留他在中央乐团，但上海方面硬不放人，我就写信给邓老，后来拿着邓办的信，到上海终于把陈调到了北京……”
指挥大师李德伦也看上陈燮阳，几次亲笔写信给这位自己有意栽培的未来的接班人：“燮阳啊，你何时能来北京？你要不来，我们都老了!”言辞殷切，令人动容。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为与失散了几十年的父亲———文化名人陈蝶衣团聚，陈燮阳一度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发展，并担任香港中乐团的首席指挥。离开内地之后的陈燮阳，心情郁郁寡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得知后，亲笔致信陈燮阳，欢迎他回来。就这样，将陈燮阳召唤了回来……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舞剧 《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声名鹊起后，半个世纪来，陈燮阳以“乐团焊接大师”的权威，奠定乐坛的牢固地位。这位才华横溢的指挥家，带领中国的乐团，几度开创了中国交响乐史上“灿烂的篇章”。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他为中央民族乐团执棒，在“金色大厅”开创了维也纳中国农历新年音乐会的模式，震动了欧洲乐坛；2004年6月，作为首支应邀到访欧洲音乐“圣坛”———柏林爱乐大厅演出的上海交响乐团，在陈燮阳执棒下，挥出了一片“中国的天空”，令柏林同行刮目相看；之后，他率领乐团，足迹遍布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
而今，一个时代随风而去。但中国交响音乐史，将记载下中国交响乐事业“改革先行者”陈燮阳的斐然功绩。
在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音乐总监的23年中，陈燮阳继承了上交缔造者和前辈的传统，将百年老团稳健带进了“中外名团之列”，具有了国际名团的范儿。即便上交在遭遇不平等竞争、被对手挤到悬崖边的困难时期，他也波澜不惊，一如既往地将乐团带向艺术高峰之路。原上海音协主席陆在易曾列举了陈燮阳在上交创造的“五个第一”：第一个在全国乐团建设中设立音乐总监；第一个在全国推出了乐团音乐季；第一个在全国创办了民间爱乐组织———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第一个由他提议成立了上海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第一个指挥演出、并两次录制了 《朱践耳交响曲集》 和 《朱践耳管弦乐曲集》、《丁善德交响作品全集》，以及 《吕其明管弦乐作品集》。
其实，陈燮阳改革乐团的“第一”远不止这些。为提升上交的铜管乐声部，他开先河地引进美、俄、法等国的外籍乐手；他率先执棒肖斯塔科维奇 《第十》、普罗科菲耶夫 《第五》 交响曲在中国的首演。这令李德伦愕然。他告诉年轻指挥：“我特别喜欢老肖 《第十》，一直想上演这部作品，想不到被你抢先了!”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指挥家，陈燮阳为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与改革，树立了标杆，影响并推进了中国交响乐事业的进程。
事业上成就斐然，艺术上，陈燮阳也非常耀眼。已故“中国交响乐之父”李德伦很欣赏陈燮阳的指挥风格，他称赞“陈燮阳是我国当代最有才华的指挥家之一”。
这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燮阳在美学习期间，有幸接触小泽征尔等国际大师。在美国，他大量地听名家指挥的录像和唱片，相互比较，深入揣摩。无疑，音乐视野开启了一个宇宙天窗。“我喜欢伯恩斯坦的灵气和松弛，喜欢卡拉扬的流畅和深沉，喜欢克莱伯的潇洒和敏锐，喜欢索尔蒂的热情和雄伟。”这种博采众长，最终形成了“陈燮阳风格”。在他的指挥棒下，节奏、线条、空间、视觉感严密又紧凑，音乐就活了起来。
一个表演艺术家，必须贴近观众。为此，陈燮阳很注重音乐会的曲目安排，他要求，每台音乐会曲目要像交响乐四个乐章那样“起、承、转、合”，成为有起有伏一气呵成的整体，而审美标准是“通俗、好听、大众化、上台面”。他力求与观众拉近距离，打成一片。
心里有听众，这使得陈燮阳的音乐会，深受音乐大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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