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美学有言：“诗缘情而绮靡” 。岂止是“诗” ，任何艺术皆“缘情而绮靡” ，电影艺术也没有例外。由罗耀辉编剧并导演，惠英红、陈家乐、刘雅瑟等主演的影片《幸运是我》便为观众演绎出一段“缘情而绮靡”的动人故事，情也便成为了该片的精髓与灵魂所在。影片讲述了不羁少年阿旭带着母亲的骨灰一个人从广州来到香港寻找父亲，早已组成新的家庭的父亲却不愿与他有任何交集。工作失意、生活窘迫，无处可去的阿旭偶然结识了独居的孤僻老人芬姨，阴差阳错成为了她的房客。同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两个人从相互制约到彼此理解，从漠不关心到时时牵挂，他们彼此介入对方的生活，彼此影响，彼此温暖。两代人不同的思想、经历、境遇，在日常生活中碰撞出一连串的戏剧火花，而两人的摩擦逐渐成为了解对方的最好方式，在天天为各种琐事吵架之后渐渐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母子之间的亲情。但此时阿旭发现芬姨患有老年痴呆症，而且越来越严重，他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有没有义务去照顾这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影片虽然以香港底层民众的生活为叙述对象，但却具有普遍性，涉及到诸多当下普通人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如：老年人问题、孤独问题、代沟、情感缺失、疾病等等，极具现实意义。影片开始，黑白的画面中，阿旭面向江水坐在椅子上的背影，身边是那个放着母亲骨灰的白色陶瓷罐。阿旭起身用黑布包裹起陶瓷罐，把它抱在怀里，朝远处走去……还是黑白的画面，芬姨对着镜子，揪下一缕额际的白发，满脸的惊恐、不安与无奈，隔着大银幕，观众仿佛已经听到了一声岁月的叹息。这样的叹息似乎将贯穿她孤老的后半生。在这一系列黑白画面中，两个孤独者的形象跃然于银幕之上，影片的基调好像也由此而植根于观众的内心。伴着音乐的响起，在推出片名的同时，影像也由黑白转为彩色，与现实毫无二致的嘈杂而忙乱的现代都市生活一下映入观众的眼帘，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地步。刚刚被唤起的对两个孤独者命运的关注，瞬间淹没在当下社会生活的大潮中，引发出观众更大的好奇——倒要看看这两个孤独的人如何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发生“与众不同”的交集。
导演敏锐地抓住观众的心理，巧思雕琢，以情感统摄全片，以细节烘托情感。阿旭与芬姨的第一次见面，是帮芬姨捡拾滚落地上的橘子，并在芬姨的要求下帮芬姨将买来的东西送回家。在与阿旭聊起刚刚搬走的女租客时，芬姨表面的云淡风轻掩藏不住即将重回孤独的黯然神伤……可以说，是阿旭的善良使两个孤独的人第一次产生交集。当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的阿旭搬进芬姨的家里，两个人在争吵与矛盾中并没有产生疏远和隔膜，而是彼此加深了了解和感情。这是因为在冰冷的城市里双方都在用心寻找着温暖的陪伴，因了对方的出现，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幸运儿。
影片中的情感是细腻而真挚的。当阿旭知道芬姨患上认知障碍症（老年痴呆） ，而且日渐严重后，他的第一反应是逃离。在朋友家，喝着酒吸着烟，听着朋友让他离开芬姨的劝说，他彷徨无措无所适从，内心的纠结与矛盾在他痛苦不安的脸上清晰地显现出来。当他在车里看到染了一半头发戴着浴帽的芬姨焦急不安地沿街找寻他，来来回回地穿梭在几个街口，打着他的电话，叫着他的名字时，他毅然决定回到芬姨的身边，因为他从芬姨的身上看到了已逝母亲的影子。或许就在那一刻，阿旭已然下定决心将芬姨当作自己的母亲，照顾终生。他带芬姨去看病，帮她做记忆训练，给她做早餐，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芬姨的“儿子” 。阿旭慢慢转变成为“儿子”的过程，也是他不断成长的过程，他学着去爱人，去帮助人，以更平和的心态去处世。观众看到了不羁少年成为负责任男人的理想成长轨迹。也正因此，当阿旭在医院被亲生父亲打了一记耳光，并被告知没有他这个儿子时，虽然阿旭像个小孩子一样伤心地哭了很久，但他并没有垮掉，因为他已经长大，他明白他的责任，正是芬姨的存在适时地给了阿旭以精神的支撑和心理的安慰。同样，当芬姨自己意识到自己真的有病了时，她痛哭着瘫倒在地，那一刻她几近崩溃。不过，也幸亏有了阿旭的存在，使她在伤心之余还不至于绝望。
毋庸讳言，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幸运，但幸运如何才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呢？带着母亲骨灰来港寻父却惨遭抛弃的阿旭于人生困顿之际遇到芬姨是一种幸运；而无儿无女孑然一身罹患恶疾的芬姨收留了阿旭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幸运？他们的幸运是如何获得的呢？影片通过阿旭与芬姨的故事试图告诉观众，要想获得幸运其实很简单，就像影片中芬姨说的“生活嘛，就是你帮帮我，我帮帮你喽” ，有了这种相互的帮助，幸运离你就不会远了。而在当下人心浮躁，人与人之间关系日渐功利与冷漠的今天，该片所具有的积极而深刻的现实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一部好的电影作品，总是能让观众产生共鸣，产生通感，使每位观众都能在电影里审视自己，审视自己的情感、生活和人生。白居易曾经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 《幸运是我》正是这样一部感人至深的“感人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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