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夏日，高温39度。去上海拜访沙天行先生。沙先生中等个子，戴金丝眼镜，满头黑发，气质极佳，很是健谈，根本看不出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家中大厅一面挂着他祖父沙松寿的水墨山水画，沙发上方挂着他父亲沙耆的油画。与沙先生连续聊了四个多小时也不觉其累，从他父亲的出生到晚年在上海离世，讲述他父亲沙耆在国内读美专、留学比利时奋斗十年、与毕加索交往、隐居乡村、遇到的种种磨难，直到杭州、宁波、上海、北京等地的展览大获成功。沙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鄞县的乡村度过。
沙孟海为其取名“沙耆”
沙耆原名沙贤菖，字引年，号吉留。1914年3月29日（3月初3）生于鄞县（现为鄞州）塘溪沙村。1933年就读于上海美专，因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被国民党拘捕，经沙耆父亲想尽办法保释后，在不能用“沙引年”这个名字。沙孟海为他改名沙耆，后来一直用沙耆SADJI而闻名于世。沙耆的族兄沙孟海推荐师从徐悲鸿学画，成为中央大学艺术科旁听生。徐悲鸿发现他的绘画才能，便力荐沙耆出国深造，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自费留学。
沙耆与沙孟海是兄弟还是堂兄弟？其实既不是亲兄弟，也不是堂兄弟。沙孟海曾对沙耆之子沙天行说：“我们两家是在清道光年间两兄弟分开的。你家是老三（泰贵房），我家是老四（竹房）。所以，我与你父亲不是亲兄弟，但比亲兄弟还亲。”在《沙孟海全集》的书信卷中可以读到沙孟海给沙天行的二十四封信札，就可以知道沙孟海所说的“比亲兄弟还亲”，沙孟海一直为沙耆生活、起居操心，为沙耆的画展做具体筹划工作，仔细到画展的请柬分发、人员的邀请等。在《沙孟海年表》中有此记录：（沙孟海）主持沙耆画展之筹备工作。是年（1983年）五月，沙耆画展由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协浙江分会主办，在杭州浙江文化会堂举行。
沙天行先生回忆道：我父亲是1936年12月从上海离境去比利时的。当时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学制是三年制。那年我还没有出生。父亲出发去比利时前全家四口，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拍合照留念。我的祖父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万里鹏程路，行行不费时；三年如一日，转瞬即归期。”由此可见沙耆的父亲是计划他三年学成归国，可惜一走竟然是十年，也没见到父亲最后一眼，这也成了他终身的遗憾的。我是1937年5月出生的，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父亲得知此消息后，给我祖父写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我祖父回信说，现在打仗要的是武夫，像你这样的秀才回来有何用！先学好本领再回来报效祖国也不迟。
“1946年10月，我父亲是乘坐桑对号邮轮从比利时回到上海的。那天去上海公平路码头接我父亲的有三人，我的大舅舅、沙展世（沙孟海长子）、四伯母（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妻子），当天住在我四伯伯家里。家里人看到父亲拿着圣经做祷告，知道他已经入天主教了。当晚吵闹得很厉害，乱敲东西，大声吵闹要见我母亲和我，这时大家发觉他的神经不太正常。”
沙天行说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已经十岁了。1947年年初，沙天行在党组织的关怀和精心安排下，从山东解放区出发，由海上通过层层封锁线，历经艰难险阻，回到故乡鄞县沙村与他父亲沙耆团聚。那时父亲因病在老家沙村由我祖母照料，我随母亲生活，后来我在上海外祖父家住，由浙江杭州市立中学初中一年级转到到上海中学读书。
1952年比利时艺术代表团访问北京，一位画家向周恩来总理称赞沙耆的艺术成就，周恩来不知道，也无知道沙耆的行踪，后来就问徐悲鸿先生，徐悲鸿说沙耆是他的学生，现在在浙江农村，身患神精病。周恩来得知沙耆的经历和在欧洲的影响力，遂通知中央统战部并转告浙江省统战部，每月拨给沙耆生活津贴。这个事情在沙耆研讨会上，沙孟海先生也讲到过，还说：“在旧社会这样一个有毛病的人，是没有人理睬的。沙耆有今天，全是靠英明的党。”
沙天行说：父亲从海外带来的几大箱画作，当时寄存在沙孟海家，1964年沙孟海整理出70多件油画，以沙耆母亲的名义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但还有大量的手稿、日记之类的珍贵资料，和没有捐赠的一些油画，在“文革”期间烧掉了，真是可惜啊！幸亏沙孟海先生有眼光把沙耆的70件油画和徐悲鸿送给沙耆的《双猫图》一并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要不是保存在浙江省博物馆，否则沙耆的油画精品再难以与世人见面，永远消失在人间。
与毕加索同参展
在去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学习之前，沙耆早已在上海美专、杭州艺专以及中央大学艺术科等接受过严格的专业绘画训练和良好的国学教育，师承徐悲鸿等先生。沙天行先生回忆说：徐悲鸿先生当年曾多次在沙孟海先生面前夸奖沙耆画得很好，尤其称赞沙耆的“着色非常了不起。”这在徐悲鸿给沙耆信中可以看到，“努力！努力！再努力！我对你满怀希望。” 可见徐悲鸿对沙耆的绘画艺术是寄予厚望的。
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期间，沙耆得到巴斯俭院长的亲手栽培，加之沙耆的刻苦勤奋，使沙耆的成绩突飞猛进，直到毕业时他的高级油画、素描、雕塑均获第一名并获得“优秀美术金质奖章”，由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市长马格斯MAX亲自颁奖，引起比利时美术界的惊异和重视。
巴斯俭院长也是毕业于皇家美术学院，师从费拉芒大师。巴斯俭在当时是比利时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可谓一代宗师。吴作人是徐悲鸿推荐给巴斯俭学绘画，后成了巴斯俭成绩斐然的得意门生，而今徐悲鸿、吴作人力荐沙耆师从巴斯俭，使沙耆如虎添翼。
1940年春，那年沙耆27岁，国难当头，日寇入侵我中华，比利时沦陷之前，沙耆和毕加索等著名画家创作精品，参加当时的“联合百年纪念馆联展”，沙耆绘制孙中山画像参加展览，并书写孙中山先生遗嘱：“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题，旅比侨胞们高度赞扬沙耆，称颂他为国争光。沙耆和毕加索相互之间是很熟悉的，交往很多年的朋友。毕加索是对东方文化极为关注的西方画家，曾与张大千交流绘画艺术观点，毕加索还临摹过中国画。
时在1942年，就在这一年沙耆连续三次举办个人画展。第一次在比利时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在博物馆内举办个展。第二次在比利时文艺复兴画廊举办画展。第三次在比底格拉地举办个人画展。这也是沙耆记忆最深、最辉煌的一次画展。他的作品《吹笛女》被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收藏，此事也被当时传为佳话而使沙耆名声鹊起，被誉为“家喻户晓”中国青年画家。也是在这一年的八月份，沙耆在沙布隆圣母教堂第一次出现精神病发作，被送往根特市圣约瑟医院进行医治。住院一个月之后病情好转之后，继续他的绘画，又接连参加各地的绘画展览。
1945年2月，比利时美术学院院长特卡尼主持下的盛大展览，主要展品有巴黎佛美艺术馆所藏比利时名家以及近代旅欧著名画家等作品，沙耆作品也应邀参展。是年10月沙耆在比底格拉地美术馆最后一次在比利时举办个人画展。展览大获成功，好评如潮。当时世界“二战”结束，国内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沙耆精心绘制的油画作品《雄狮》，以旅比华侨的名义献赠给祖国。当时的《布鲁塞尔晚报》报道：“此画足增中国光荣，在此展出，尤足体现中比友谊。”
“疯子画家”并没流浪街头
据沙天行先生《沙耆年表》记载：1946年10月，33岁的沙耆因精神疾病再度发作，在中国驻比使馆的安排下回国。沙耆回国时，除了带回几大箱数百幅画作，身无分文。他最迫切的愿望是尽快在上海举办一次盛大的个展，以向祖国亲人汇报在海外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其画展广告当时已见报端，不幸的是内战又起，他在码头甚至未能见到阔别十年的妻子和从未见过的儿子，只好匆匆回到老家，两手空空面对望眼欲穿的老母亲。而带回来的那几大箱画作，只好寄放在沙孟海先生家中。
此时北平当艺专校长的徐悲鸿得知沙耆已回到国内，就去信聘请他为北平艺专教授。从沙耆所留下资料和手稿中发现，沙耆是接受了徐悲鸿的邀请，但因精神病情严重而未能成行。沙耆笔记中显示他为何想急切回国的原因和心情。有沙耆的诗为证：“忽闻中华已解放，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比国回故乡，便上浙江做省长。”前些天我在微信上发了一组题为《沙耆的乡愁》画作，好多朋友问我为何落款：省主席沙耆。从这首诗上可以找到答案。沙耆是用“省长”“省主席”在他的应酬作品中落款形式，可见他的抱负和愿望，多么希望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官迷”。当时他的堂兄弟们个个都是人物，如解放初堂兄沙文汉是浙江省省长，他就很谦虚了做“省主席”，一个精神病患者就此在精神上得到满足。正如史美章在《沙耆在韩岭的日子》一文中所描述的，“如果你叫他一声省主席，可能他还会高兴一阵子呢，他的喜、怒、哀、乐，随身边事情的发生，总是显得那么的淋漓尽致。”
因病的原因沙耆没去北平艺专当教授，就回到鄞县塘溪沙村老家，由他的老母亲照料养病。直到1964年沙耆住进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医院接受治疗，后因其母亲年事已高，由沙耆大姐夫一家接到童村照料养病。
“疯子画家”沙耆并没有像坊间传说的那样流落街头，一根稻草绳系一件破棉袄，疯疯癫癫的样子。他不会是那个样子。他很爱干净的，西装革履、领带，很绅士的那种。沙天行如是对我说，“有次法国大使馆请他参加一个宴会，我有点担心，担心他在宴会上失态，结果令我吃惊的是，他西装笔挺，拿着一个酒杯应付自如，偶尔点头微笑，用法语给人打招呼，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精神病患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直到九十年代末，沙耆居住在学生余毅家中，由余毅一家精心照料。在乡间隐居了半个多世纪的沙耆，一直在与病魔作斗争，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远离了滚滚红尘的名利场，沙耆从未停止过他手中画笔，而是创作大量的色彩绚丽、用笔率真、风格特异的作品。八十四岁那年沙耆由于脑梗阻被儿子接往上海住院医治，他从此放下了手中的画笔。
从天风堂珍藏的沙耆水墨画来看，大多为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作品，正是沙耆被世人误认为“流落街头”的时期，隐居塘溪沙村失去与外界的联系，也有人以为他早已离开人世，其实，他手中的笔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除了绘画，还是绘画，纯粹的艺术已是他的生命。行走在乡间，与农民在一起，只要有地方可画可写，不管是墙壁、门板、报纸、杂志、信纸等，都画上写上。以“一个疯子画家”绘画语言，对周围发生的一切记录了下来，用《耕田》《插秧》《放牛》《钓鱼》、《担水《乘凉》《磨米粉》等大量的乡村生活作为创作题材，留住了乡村的记忆，也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在《东钱湖风景》《春到钱湖》《韩岭秋色》等油画作品中可以发现沙耆是多么的热爱故乡，乡间的一草一木在他的心间有着深刻的记忆，在他的画笔中流露出挥之不去的乡愁。
迟到的辉煌
沙耆根本想不到身后的辉煌和世人给与的各种荣誉和高度评价。他很自信、自尊，希望得到别人尊敬，尽管一壶酒、一包烟可以换他的一张画，叫他一声“省主席”也会高兴上一阵子。他坚信自己画以后会很值钱，不允许别人轻易送人，但他绝对不知道他的画被拍卖市场拍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如果他知道他的画有如此的金贵，他肯定会很开心，但他也不会有痛苦和抱怨，因为他是个远离名利场的人，甚至连人民币的票面都不认识。
沙耆67岁年，时在1980年，沙孟海提议将赠给省博物馆的沙耆画作拿出来，举办《沙耆画展》，此举得到中央美院、浙江美院以及省博和他家乡的鄞县文化局的大力支持。到1983年沙耆70岁时，画展如期在杭州浙江省文化会堂进行，沙孟海、吴作人分别为画展题写展名。7月应上海油画雕塑院邀请在上海展出，9月应中国美协、首都博物馆邀请，沙耆画展在北京展出。徐悲鸿夫人专门前往参观画展，并回忆当年徐悲鸿与沙耆交往的情景。廖静文动情地说，我记得徐悲鸿先生当时写信邀请沙耆去北平艺专当教授，徐悲鸿一直等待着他回来，可以说望眼欲穿，可再也没有等到，因为沙耆生病了。
沙耆画展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和学术界、美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沙耆迎来了又一个创作高峰，他在这个时期生活状态很不错，心情舒畅。之后由中国油画学会、中国美院研究学部、台湾卡门艺术中心主办的沙耆油画艺术研讨会在上海、北京举行。《沙耆70年作品回顾展》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浙江省博物馆、西湖美术馆主办的《生命之光---沙耆九十华诞艺术回顾展》在杭州西湖美术馆展出。
2005年沙耆先生在上海田林医院病逝，2014年在他的家乡宁波美术馆举办纪念沙耆先生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沙耆作品展览、出版《百年沙耆作品集》、沙耆先生纪念文集《天纵神笔》艺研讨会等。
艺术理论家水中天：“如果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曾经有过富于个性特色的艺术家的话，沙耆应当之无愧的一个。”
美术评论家邹平祥教授：“他拉近了中国油画与西方油画的距离，他是中国油画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九十高龄的中央美院冯法祀教授说：“他的油画就是放在世界任何著名的博物馆也绝不会逊色，他的作品与梵高、塞尚等西方油画大师相提并论。”
油画家全山石（时任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看了沙耆的画展，我很高兴，作为一个宁波人，作为同乡，为沙耆而感到骄傲。”
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杨力舟说：“我们中国油画的先驱中又发现了一位大师，为20世纪中国油画发展的成就又添光彩。”
有专家称颂他为“中国的梵高!”“世界的沙耆”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界不可替代的代表画家!”
“中国现代油画史上一颗璀璨的彗星。”
2016年7日19日 孙群豪 于南无楼梧岭山房
沙天行（左）为孙群豪（右）题签
沙天行（右）和孙群豪（左）合影
个人简介；
孙群豪，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美术馆顾问、宁波美术馆研究员、慈溪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慈溪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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