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彩色故事片《五朵金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压轴献礼片，在全国隆重放映，引起了巨大轰动。同年，在埃及开罗举办的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节上，王家乙凭借《五朵金花》获得了“最佳导演银鹰奖”，主角演员杨丽坤荣获了“最佳女演员银鹰奖”。自此，《五朵金花》先后输往46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创下了当年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纪录。（《五朵金花》先后在“福庆楼”禾坪和现在的“湘生楼”校舍场地放映，观众爆满）。
杨丽坤则被国人誉为中国的美神，在中国亿万观众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但在上世纪60年代中，美丽的杨丽坤在阵阵光环之后，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时光荏苒，半个世纪的光阴又过去了，中国的美神现在芳踪何在呢？
让我从头细说吧——
天才的舞蹈家
1942年4月，杨丽坤出生在云南思茅县（今普洱县）磨黑镇的一个彝族家庭，由于她排行第九，身边的人亲昵地称呼她“小九儿”。在她四五岁时，她的母亲因操劳过度去世，这个打击给天真活泼、爱唱爱跳的杨丽坤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母亲去世后，家境就更困难了，刚上小学的杨丽坤不得不辍学。几年后的1952年 ，杨丽坤的大姐把她带到昆明寄养在二姐家，因为二姐的家境稍好些，杨丽坤才得以继续读书。
1954年，12岁的杨丽坤和二姐在去看演出时，被云南省歌舞团的胡宗林团长发现，认为她有非凡舞蹈天分，便被招入省歌舞团。杨丽坤非常珍惜这个机会，训练相当刻苦，经常在星期天还在排练厅练舞。她刻苦练功，业务提高很快。第二年，她就正式参加团里的演出。并先后参加了《十大姐》、《白鹇鸟》、《万盏红灯》、《采茶》、《小卜少》、《赶摆》等集体舞的表演。不久，她便成为独舞演员。她表演的《春江花月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赞赏。人们赞她：“好像一枝冰清玉洁、素心芳菲的玉兰。”渐渐地，她在团里崭露头角，常在大型舞蹈中担任领舞。
后来，她的父亲被诬为“反革命分子”，二姐、二姐夫等亲属被打成右派，沉重的阴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生性天真活泼、爱说爱笑的她变得沉默寡言了。
1958年，文化部在“全国创作工作会议”后，着手准备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夏衍同志建议组织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民族的，载歌载舞的，轻松愉悦的片子”。
1959年4月，作者季康和公浦在赶写《五朵金花》剧本的同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家乙开始紧锣密鼓地到云南、大理，选场景，挑演员。在省歌舞团，王家乙看完所有在场的姑娘，都不合意。他们往外走时，一个姑娘正站在排练厅的窗台上擦玻璃，就在他们经过时，有人和姑娘打了个招呼：“杨丽坤！”“哎！”姑娘应声抬头，一张纯真、质朴的微笑着的面孔映入王家乙眼中。“就是她，就是她。”王家乙叫了起来。
正是这偶然的一回头，改变了杨丽坤的一生，她成功且近乎完美地演出了《五朵金花》。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庆祝新片展览月的招待会上为《五朵金花》拉开了序幕：“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作一种能反映伟大时代的新风格……一种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风格。”
从此她被托上幸运的云端，但后来也被推到悲剧的低谷……。
演出《阿诗玛》
1964年，杨丽坤又主演了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阿诗玛》。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又使杨丽坤的艺术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她才21岁，如果世事承平，以她的艺术天赋和她的不骄不懈努力，会有更大的作为；但是她和不幸的“阿诗玛”一样，也是命运多舛。影片《阿诗玛》拍出的第二年尚未公映，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江青诬蔑《阿诗玛》是大毒草，是宣传“恋爱至上”，并在全国各地掀起大批判。
杨丽坤本人也因为这个片子被打成“黑线人物”和“修正主义苗子”，被强制送到云南思茅地区接受边疆群众批判。
明星变黑星
原本万千光环环集一身的杨丽坤，斯时仿如云端跌倒地狱。她孤身一人下放在思茅的日子里，成天在街头流浪，衣衫褴褛，满脸污垢。身后被一帮少不更事的孩子用石头追打。什么人都往她脚底下扔两分钱的镍币，或是给她手里扔半片别人吃剩下的烧饼，她就会尽情地为人们跳舞、唱歌。她在大街上旁若无人的扭动着身体，嘴里哼着曲子为自己伴奏。身边的人发出阵阵哄笑，可她却什么也听不见，仿佛又回到了舞台上，回到了灯光璀璨、掌声如雷的影剧院里……
她在街头疯疯傻傻时，又不时被捉来批斗，“造反派”要她承认《五朵金花》是“大毒草”，她却倔强地反驳：“《五朵金花》是周总理肯定的革命影片，江青说是毒草、色情，她就不配当什么伟大旗手！”这惊人之语，使得全场大乱。那些“造反派”喊着口号拥上来要反绑她的双手搞“喷气式”，另有五六个大汉把她按翻一顿毒打，再把她关在楼底下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并被当时的专政机关正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无尽的凌辱，使她从郁闷痛苦变为精神失常了。“造反派”不仅不给她治疗，反而说她是有意装疯，是“政治疯子”，是“现行反革命”，夜以继日地对她进行逼供问讯。一些表示自己“革命”的人，也残忍地加入了对她的围殴，经常是一拥而上把她又推又搡赶往那头，那头的人连打带踢把她赶回这头。她的病更重了。但她也有清醒的时刻，她想到了1961年她和省歌舞团随同周恩来总理去缅甸访问期间，周总理曾多次关切地要她加强学习，提高演技，把云南的民族电影事业推上去。
她想如今只有向周总理求救了，她悄悄给妹妹写信，叮嘱妹妹拿着她的信去北京找周总理。她相信，只要总理知道她在受难，一定会来救她。她的八姐、四姐也知道，再这样被折磨下去，杨丽坤会被整死的。她们四处奔走呼吁，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杨丽坤才没有被送进监狱，但那些一心想要把杨丽坤整死的“造反派”，还在准备把她拉回来继续批斗，处境仍然十分恶劣。幸好在一位好心医生的帮助下，她终于转送去湖南郴州精神病院治疗。那里治疗条件较好，又远离了昆明的“造反派”，杨丽坤的病情才不致再恶化。
患难中得爱情
她的姐妹们明白，杨丽坤最需要真诚的关心，爱情也许能抚平她心灵的创伤。在朋友的帮助下，她结识了1966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唐凤楼。唐凤楼当时正下放在广东韶关的凡口铅锌矿。他看过杨丽坤主演的《五朵金花》、《阿诗玛》，很喜欢，更同情她在“文革”中的不幸。但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却令唐大吃一惊：她的脸色灰黄，目光呆滞，说话中手脚不断颤抖着。谁能相信这个举世闻名美丽的优秀演员，已被文革摧残得判若两人了。然而，她的诚挚和善良的目光深深吸引住了唐凤楼。经过一段时间往来，终于结成连理。
杨丽坤终于找到了托付终身的人。婚后，唐凤楼对杨丽坤关怀备至，但她的病仍时常发作。“幻听”发作时，什么人也不认得，行动完全由“幻听”支配。唐凤楼翻阅大量精神病方面的书籍，甚至自己假装“幻听”来与她交流，尽心地帮助她治疗。1974年5月25日下午，杨丽坤在区中心医院妇产科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唐琰、唐韬。
寻找“阿诗玛”
1976年秋，“四人帮”垮台了，但杨丽坤仍然还是没有人去为她平反昭雪。她的八姐不断为她奔走上诉，也没有用，她戴着“反革命”帽子痛苦寂寞地生活在上海精神病院中。
1978年，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著名作家，原电影局长陈荒煤，到昆明参加一个现代文学史和外国文学教材的协作会议。当他到石林游玩的时候，再一次看到那尊阿诗玛的石塑，想起来14年前关于电影《阿诗玛》的那起冤案。老作家感伤地掉眼泪了。四处打听杨丽坤的情况仍然找不到，他激愤地写下了恢复自由后的第一篇散文《阿诗玛，你在哪里？》，刊载于1978年9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篇文章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共鸣，让人们再次想起了《阿诗玛》和《五朵金花》的扮演者，杨丽坤再次受到关注。
云南省文化局更觉责无旁贷，要寻找这位给云南人民带来无比荣光的演员。后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阿诗玛就在我们这里》的报道，告知杨丽坤在上海精神病院的消息，令云南省委及省文化局领导严学恒、殷培娴欣喜若狂。他们即刻带上省文化局给予杨丽坤平反证件，星夜赶赴上海。
1978年10月25日，他们终于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里，找到了杨丽坤。昔日身材苗条，神态娴静、可爱的姑娘，已被摧毁得老态龙钟了。由于治疗吃激素药类过多，体型特胖，表情变得呆滞、无神，充满了忧伤和恐惧。当殷培娴告诉她，江青等“四人帮”已被打倒了，她默默不作声，摇摇头，她更是不相信这些话是真的。严学恒、殷培娴郑重地向她宣读了云南省文化局给她的平反决定，并代表省委向她表示深切的问候！这一刻杨丽坤期待得太久啦，此时此刻她似听懂了，噩梦结束了，历史终于还给她一个公道。杨丽坤终于露出了往昔纯洁美丽的笑容。
晚年生活
同年，杨丽坤调回上海电影制片厂与分别多年的丈夫、儿子团聚。在杨丽坤的后半生，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两个孩子不断成长，看着丈夫工作。
1997年，杨丽坤脑溢血出院后，唐凤楼将办公用品搬回家中，在她的病榻前工作。她最爱做的事就是坐在一旁深情地注视着丈夫，看他工作给了她生活中最大的满足。有时，她也会满怀遗憾地说：“唐凤楼，要是我没病，应该好好照顾你。”
2000年7月21日早晨，她在盥洗室门口微笑地看着丈夫刷牙洗脸，还伸出手轻轻划过这个伴随他风风雨雨20余载的男人的脸颊。但随后的6时30分，保姆喂她喝汤时发现她的神情异样。脸庞涨得通红，7时15分，未及救护人员赶到，“阿诗玛”去世了，享年58岁。
杨丽坤一生只演过《阿诗玛》和《五朵金花》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获奖无数，给她带来莫大的荣誉，也带给她悲凉的人生悲剧。
2000年8月5日下午，上海各界300多位市民在龙华殡仪馆举行追悼会。送别无数影迷心中永远的“阿诗玛”。至此，这位命运多舛的演员再也没有回过生她养她成就她又让她痛苦万分的家乡，命运之神结束了她崎岖坎坷、大喜大悲的一生！她永远闭上了疲倦的双眼，将无尽的遗憾和回忆留给了喜爱她，关切她的人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