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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的制作人:编辑们的故事


    电影《天才捕手》全球热映,展现美国1930年代文学编辑珀金斯的辉煌职业生涯,名编辑、出版人和作家的关系成为热门话题
    文学史的制作人:编辑们的故事
    
    
    电影《天才捕手》剧照
    
    麦克斯·珀金斯本人
    
    麦克斯·珀金斯本人
    《天才捕手》 的主角麦克斯·珀金斯,以编辑的身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美国,寻找到一群能用全新的语言写出新秩序里新价值观的作者,成为文学发展的舵手。
    时代变,出版的大环境变,编辑发现作者的兴奋是不变的,“一切为了作品”的信念也是不变的。文学史这台大戏的真正制作人,是编辑和出版人,尽管他们甘愿在天才的耀眼光芒中模糊了 自己的面目。
    他以编辑的身份,成为文学发展的舵手
    《天才捕手》 的主角到底是什么人? 科林·费斯扮演的麦克斯·珀金斯,以他一个人的工作,重新定义了“编辑”的职业伦理。海明威写 《太阳照样升起》 《永别了,武器》 《丧钟为谁而鸣》,他是编辑。菲茨杰拉德写《人间天堂》 《了不起的盖茨比》 《夜色温柔》,他是编辑。托马斯·沃尔夫写 《天使望故乡》 和 《时间与河流》,他是编辑。他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美国,寻找到一群能用全新的语言写出新秩序里新价值观的作者,他以编辑的身份,成为文学发展的舵手。
    “你的书来自编辑的办公室”
    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沃尔夫,这三个作者奠定了珀金斯的职业胜局。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这类作者,遇到任何编辑都可能大放异彩,只是不会有什么人能像珀金斯这样,随时随地帮他们解决金钱问题,永远无私地给他们提供温暖的肩膀和倾听的耳朵。但珀金斯对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付出,加起来都不及他对沃尔夫上心。他为了沃尔夫,呕心沥血,远远超越一个编辑的职业本分。传记作者伯格说,《天才的编辑》 里他本人最喜欢的部分,就是追忆珀金斯和沃尔夫的合作。珀金斯一生的三千弱水,电影《天才捕手》 只取沃尔夫这一瓢。科林·费斯演珀金斯,裘德·洛演沃尔夫,两个英国男人扮演1930年代的一双纽约客,“我们登上高楼,感受这座城市和生活的所有奇特、荣耀和力量。”———这是沃尔夫写给珀金斯的最后一封信,当时他38岁,得了脑结核,不久于人世。
    这真是一段有着太多解读空间的故事。他们相遇时,沃尔夫33岁,一无所有,除了写作的激情。《天使望故乡》 的原稿没有出版社愿接,到了珀金斯手里,他一句句推敲。他珍惜沃尔夫作为小说家最宝贵的才能———对语言的敏感和直觉,把困难棘手的结构问题揽到自己身上。《天使望故乡》 定稿删了9万字,但沃尔夫只有服气,一再地表达对他的感谢:“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有人告诉我,我写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相信我能干出点名堂,这个人就是珀金斯。”珀金斯在沃尔夫的生命里,是他渴望的、也从未拥有过的“父亲”。
    《天使望故乡》 是1930年代初的现象级畅销书,之后的 《时间与河流》则是文学史上的航标。《时间》 的手稿有3000多页,编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珀金斯和沃尔夫每周有6个晚上在办公室加班,一个删,一个改,沃尔夫有素材,有表达的直觉,能源源不断冒出优美的词句,珀金斯提供了他所欠缺的洞察力,把几百万个词语组装到真正有效的结构里。两个男人为了 《时间与河流》 不舍昼夜,珀金斯的太太和沃尔夫的情人只能抱团哀怨,男人的友情占去彼此太多时间。
    珀金斯完全无私地协助沃尔夫写作,埋下祸根,小说出版后,一个和沃尔夫交恶的评论家刻薄地议论:“这本书所体现的组织能力和批判智慧,并非出于作者的内心,而是出版社的办公室。”这条诛心的评论是导火索,两人之间几年的积怨泛起,友谊的巨轮说翻也就翻了。这是沃尔夫迟来的叛逆期,最受疼爱的孩子试图证明自己也能闯出一番天地,他给珀金斯写了绝交信。
    沃尔夫背弃了他,这让珀金斯有一整年“觉得处境不好”,他经常把绝交信拿出来,看着信,泫然欲泣。可是,沃尔夫陷入官司时,久不来往的珀金斯还是愿意为他出庭作证。当沃尔夫一病不起,他唯一放不下的,是他和珀金斯曾经的友情。他们以作者和编辑的身份开启一段奇特的感情,文学信念的强大力量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然而在亲密无间中掺杂了复杂的怨恨,最后,是一个认错的孩子回到一直等候着他的父亲的怀抱。
    让作家说出自己的声音
    不只是沃尔夫。在和作者们的友谊中,珀金斯一次又一次地扮演操心的家长,他焦虑好莱坞的名利场会拖垮菲茨杰拉德,不断地自掏腰包垫钱给对方,“让他专心写作,避开花天酒地的生活”,仅仅为了照顾海明威的情绪,他错失了福克纳……他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欣赏或担忧着他的作者们,他垄断了这些天才任性的、放松的时光,却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轻,觉得他充其量是让作者释放能量,因为“一个作家必须说出自己的声音”。比如他给菲茨杰拉德写信谈 《了不起的盖茨比》:
    “(盖茨比) 究竟是干什么的,答案即使能说,也不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无论他是被别人利用的无辜者,还是他卷入到何种程度,都不应该解释。假如只是隐约勾勒出他某些活动的轮廓,倒是可以增加故事中这一部分的真实性……而所有这些,以及整个悲剧性的情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文学上都有一席之地,借助T· J· 埃克尔堡投向天空、大海,或者城市的那不经意的一瞥,你已赋予了一种永恒之感。”
    这段文字能让很多文学教授汗颜,应该成为文艺批评的范文。珀金斯的判断力、他的建议、以及最重要的他进退有度地尊重作者的主体性,照亮了走夜路的菲茨杰拉德,也在若干年后成为沃尔夫夜航时的灯塔。厘清珀金斯的工作脉络,也就逐渐看清“天才”们并非浑然天成,都要跋涉,都有修正,这就考验编辑的职业道德和本事:作者撕开心口血淋淋浇灌出来的文字,在编辑身上扎根,然后枝繁叶茂,文学的坐标系里并不相信原生态。
    珀金斯很多次被问起:“你的写作水平高过很多写作者,你自己为什么不写?”他想了很久,回答:“因为我是编辑。”
    快评
    他们甘愿在天才的耀眼光芒中模糊了自己的面目
    不得不承认,影视有着匪夷所思的强大力量,电影 《天才捕手》 的上映和日剧 《重版出来》 的热播,使得图书编辑和出版生态突然成了接地气的热闹话题。早几年,加斯东·伽利玛、阿尔班·米歇尔这些著名出版人的传记,以及贝内特·瑟夫的回忆录 《我与兰登书屋》、汤姆·麦奇勒的自传《出版人》,没有哪本在纯文学的小圈子外掀起过大波澜,即便 《天才捕手》的原作 《天才的编辑》 中译本去年下半年面世时,影响还是局限在读书人的小世界里。如今,因为大卡司的电影和热门剧集,编辑和编辑部的故事陡然地喜闻乐见起来。
    《天才捕手》 的主角麦克斯·珀金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学出版界的大神,司各特·伯格的传记 《天才的编辑》 把珀金斯从神还原成人,重点展开他和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以及托马斯·沃尔夫这三个超重量级作者的关系,也不回避他错过的作者 (比如福克纳) 和不成功的案例。电影的内容则集中在珀金斯和沃尔夫的合作,搁置了文学史的宏大背景,独立成篇地展开滚滚红尘中编辑和作者之间相依相伴、爱恨纠缠。1920-30年代的纽约,浸润在文艺的黄金时代,传记和电影越强调“神还原”,落在后人眼里越像个神话,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海明威……这些名字随便扔一个出来,足够致人眩晕。
    相比之下,《重版出来》 平易近人,它是当下日本的“出版生存物语”,用经典励志剧的路径,接近一个菜鸟编辑成长的秘密,这是日剧擅长的类型公式,“燃”的正能量和职人精神无缝对接。
    平凡与传奇,当下与历史,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横向对比。“做书是个手艺活”,“每本书的背后纠结着不为人知的心事”,“我穿过人山人海,只为重版出来,这是一个让出版业感到幸福的词”,《重版出来》 的这些台词,就像是从 《天才捕手》 的年代继承下来的。时代变,出版的大环境变,编辑发现作者的兴奋是不变的,“一切为了作品”的信念也是不变的。编辑们的故事挑起了一直低垂的帷幕———乔伊斯、普鲁斯特、菲茨杰拉德等等被盖上天才印戳的作家,是被推到前台的演员,作家和作品的命运充满了偶然,在很大程度上,文学史这台大戏的真正制作人,是编辑和出版人,尽管他们自觉地克制低调着,甘愿在天才的耀眼光芒中模糊了自己的面目。
    延伸阅读
    编辑们的失败与伟大———一切为了文学
    一部巨星云集的电影 《天才捕手》,让麦克斯·珀金斯的个人声誉和知名度在去世60年后被推向巅峰,而像这样自带传奇色彩的编辑和出版人,何止一个珀金斯。
    1964年,海明威出版 《流动的盛宴》,回忆1920年代的巴黎文艺生活,对法国作家圈冷嘲热讽,唯有一段溢美之词:“西尔维亚有一张生动的脸,她褐色的眼睛如小动物般充满活力,又如小女孩般充满快乐。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没有人比她对我更好。”他笔下的西尔维亚·毕奇,是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创办人,一个书商,也是出版人,《尤利西斯》 是她出版的。
    1975年,加斯东·伽利玛以94岁高龄辞世,他留下的伽利玛出版社,是法国文学的同义词,半个世纪里,他选择了最伟大的作者群,伽利玛出版社的书 目,构成法国文学的半壁江山。
    汤姆·麦齐勒因为做不成导演,选择了“编辑”这个备胎职业,然而在其后40多年的出版生涯中,他网罗了当代最重要的英美作家,旗下的作家中有1 1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他,一手创办了英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布克奖。
    在这些人的回忆里,文场是战场,纵是不会流血漂橹,却也寸土必争,譬如,没有伽利玛翻云覆雨的运作功夫,普鲁斯特的少女花影也许是另一种命运。至于他们看得上或看不上的一众作者们,友谊的小船饱受名利骇浪的考验,倒有一大半倾覆在岁月的汪洋里。“从前的出版”确实和现在是不太一样的,多一点手工作坊式的人情和信任,但编辑和出版人要和读者、评论家周旋,要面对现实的销售数据,也要在技术和感情上和作家博弈,这些是不变的。透过“传奇”,我们看到的是每一次发现新作者的兴奋,还有这兴奋背后的艰难,最终,这是和时间的战争,一切都是为了文学。
    为更好的文学作品服务的事业
    作为和斯坦因齐名的“巴黎的美国女人”,毕奇的身份更接近于一个沙龙女主人,她正经做编辑就是帮乔伊斯出版 《尤利西斯》,只这一次便不朽。1920年夏天,乔伊斯迁居巴黎,认识了毕奇。乔伊斯抱怨没有出版社接 《尤利西斯》,毕奇把这浩大艰苦的工程揽了下来。她在回忆录里把 《尤利西斯》的出版细节交代得非常仔细:催促乔伊斯定稿,书页设计成大开本,封面用极简风格,矜贵的孔雀蓝底色,白字的书名和作者名,在第戎找印刷厂,样书在1922年2月2日送到巴黎,那天正是乔伊斯的40岁生日,她发动朋友圈的作家们兜售预订单,成书以走私的方式进入美国。初版过程非常仓促,乔伊斯一直在对原稿进行修改,负责排版的排字工人根本不懂英语,据说,这个版本里的错误有2000处以上。即便这样,面世时定价150法郎的 《尤利西斯》,如今在善本书市场要价一本30万英镑。
    毕奇的主要角色是书店老板娘,但她和伽利玛、麦齐勒和珀金斯有一点是共通的,如对待生死一样对待文学,用生命在发掘作者,“寻找,发现,经过开发,把文学价值变成商业价值。”但又不役于金钱,“不只是生意,这是一个事业,为更好的文学作品服务的事业。”
    普鲁斯特和 《追忆逝水年华》,是伽利玛“亡羊补牢”的战果。普鲁斯特还没开始写作时,两人就认识了,伽利玛被对方“温柔的目光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所打动”,一见如故。1913年,普鲁斯特把 《在斯万家那边》 交给伽利玛,希望由他来出版,但稿子被当时的审稿人安德烈·纪德给毙了,普鲁斯特只好转到别家自费出版,没想到评论甚好。好在伽利玛和普鲁斯特交情深,他打出感情牌,从竞争对手那边把普鲁斯特“挖角”过来,出版 《在少女们身旁》。晦涩的大部头延续了上一部的好口碑,但是要成为伽利玛和普鲁斯特期待的畅销书,则必须拿到龚古尔奖。于是这两个人频繁出入咖啡馆和饭店,以朋友圈的力量对龚古尔奖的十个评委施加影响,和罗兰·多热莱斯的 《木十字架》打得不可开交,后者是战争背景的现实主义小说。这场文学奖的评选在双方的骂战中,升级成“政治正确”的立场之争,最后,6票对4票,普鲁斯特的少女花影险胜了战场归来的鲜血英雄。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如今连法语文学专家也未必记得曾卖掉50万册的 《木十字架》,这验证了多热莱斯当初的自嘲:“败给普鲁斯特是我一生的幸事,如果我战胜他,后人不会原谅我。”
    商业和文学的斡旋:等待的代价
    麦齐勒做了40年出版,公认是“英国最重要的出版人”,他却再三强调:“在这个行业里,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永远无法预知一本书的命运”,他甚至说:“做这行,运气很重要。”要享受鲜花绽放的荣耀,就要面对只开花不结果的尴尬。做文学出版,是不停地播种,至于收成,却听天由命,任上帝掷骰子。麦齐勒一下子签了马尔克斯5本书的版权,前4本在英国销量惨淡,翻译书的利润单薄,赔得血本无归,马尔克斯不停地给麦齐勒写信:“别担心,我的下一本书一定会创造历史,它会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他的第5本书,是 《百年孤独》。这姑且就是麦齐勒所谓的“运气”了。
    然而文学出版的生生长流并不寄托于豪赌。读书人都知道伽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却很难想象伽利玛出过大量快餐式畅销书,因为只有靠畅销书的钱,他才可能“笃悠悠地培养作者”。在商业和文学之间斡旋时,选择和等待需要资本。很多时候,编辑的判断力敌不过现实利益的压力,文学史太多“错过”的案例背后,缺的不是缘分,是金钱。
    籍籍无名的考德维尔进入珀金斯视野时,作为新手,他卑微地希望两篇短篇小说能卖到3块5毛,而珀金斯给他开出每篇350美元的稿酬。但小说单行本销售不好,评论也很尴尬,和作者拿到的预付金之间落差太大,当考德维尔发出第三篇小说,珀金斯写了封特别哀怨的退稿信:“……令人沮丧的销售促使出版社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现实态度打量这部书稿,无法向你形容我遗憾的心情。”考德维尔备受打击,找了新东家,没想到时来运转,根据他的小说 《烟草路》改编的戏剧创造百老汇演出纪录,他身价矜贵,但和珀金斯的情缘是彻底断了。
    谈钱的时候维护感情,谈感情的时候经营钱袋
    麦齐勒的回忆录里有一段,他给戴蒙德·莫里斯出版了 《裸猿》,两人好得恨不能一起过日子,极亲密地在马耳他度假,泡小咖啡馆,好成这样,后来还是陌路。麦齐勒也不说为什么,只感慨出版界的人际关系脆弱,和他说翻就翻的作者有一打。这不是个案,毕奇和乔伊斯,珀金斯和沃尔夫,这些“天作之合”的关系没有一段不是千疮百孔地收场。
    破坏他们关系的潜在敌人,是再简单不过的金钱,金钱的矛盾酝酿爆发,情感关系也就脆弱了。文化人固然清贵,为了文学信念,金风玉露一相逢,都想驶得万年船。谈钱时,也想呵护感情,谈感情时,暗自计较着金钱。奈何难两全,变故在所难免。
    《尤利西斯》 经莎士比亚书店出版后,10年里重印11次,毕奇的伴侣阿德里安娜却公开地指责乔伊斯拖垮了她们,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对方:“你对金钱和成功非常在乎。”乔伊斯没和阿德里安娜对骂,但确凿地和毕奇掰了,因为 《尤利西斯》 在美国解禁,他和兰登书屋签约,强硬地要求毕奇放弃版权。毕奇非常委屈,她回忆录的原稿里有这样的段落:“乔伊斯的口袋里肯定装了一块吸铁石,所有赚到的钱都被吸到那个地方去了。和乔伊斯一起工作,为乔伊斯工作,乐趣是我的,而利润都是他的。”“我看到了他的另外一面,他不仅仅是一名非常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相当精明的生意人,手腕非常强硬。”在给姐姐的信里,她更诉苦:“他可以把别人的骨头磨成面粉,做成他的面包。”这些内容在正式出版时,都被删了。
    珀金斯为了沃尔夫呕心沥血,沃尔夫却因为书评人的一句挖苦,“你的书是在编辑办公室里写出来的”,和他的伯乐决裂了。他们看起来有多亲密,这段关系里的私怨就有多纠结,沃尔夫在小说里暗示珀金斯是“狐狸”:“狡猾的狐狸,你为人公正,眼光犀利,但从来没有在讨价还价中吃过亏。”
    这些八卦让人唏嘘,有时候,作家们流露的人性弱点,远比他们创造的主角们更复杂也更生动。八卦的热闹,恰恰衬托文学编辑这份工作的艰难———他们穿越人性的迷雾,承担选择的压力,只为了发现新的作者,发现新的表达,发现能够战胜时代和时间的作品。而正是这些编辑和出版人,在写作天才们的光芒背后,默默地把握着文学史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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