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有信上世纪60年代绘制 的 《达吉和她的父亲》，“文革”结束后才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彩印出版。
1988年为歌星麦当娜绘制的油画肖像。
1996年5月21日，杨丽娜老师自美国来访，当天在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杨老师前脚刚走，我便接到美国Z女士的来电，说是姚有信老师因车祸于昨日去世了。接电后马上通知杨老师，要她赶快联系美国的女儿姚刚核实。但一直联系不上，估计忙于父亲的丧事和纠纷去了。直到第三天，才得到证实。于是我抓紧同姚老师在上海的几位学生取得了联系，并求请方增先老师在他执掌的上海美术馆借我一间会议室，为姚老师做一场追思活动。方老师当即同意了，但因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而未果。直到2006年姚老师去世10周年，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为他出了一本纪念画册。2014年，姚老师八十诞辰，我联系了他家乡的宁波美术馆，在朋友的支持下为他办了一个大型的“姚有信美术文献展”，算是为老师尽了一点应尽的祭念之责。
姚老师是一个极端“任性”的艺术家，以徐渭、凡·高自许，恃才傲物，独来独往。这样的性格和品行，当然很不讨人喜欢。诚如杜甫论李白：“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所谓“君子亦憎，小人尤不相容”。我曾分析不同人等的品行，大别为四：头等可敬，二等可亲，末等可恶；这第三等则始而可爱，继而可怜。盖其聪明灵秀在常人之上，不通人情又在常人之下使然也。姚老师便是这样的人等，但他横溢的才华却是不可羁绊的，二十多岁便常有作品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等国际、国内的重要展事，用中国画形式创作的连环画 《革命的一家》 还获得了首届全国连环画评比的绘画三等奖。本是领导所看好的重点培养对象，但因为他的特立独行，没有哪一个单位敢重用他，直到1973年他才被破格录用于上海中国画院任画师。
我一直认为，有两种艺术家，也有两类艺术品。一种艺术家，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师，所创作的艺术品，是优质的精神食粮。好比一头健康的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一种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所创作的艺术品，是优质的精神药物。好比一头得了胆结石的牛，生成的是牛黄。但姚老师却是以后一种艺术家而创作出了一大批优质的精神食粮，其孤高自负的性格行为，很难使人把他与其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真善美的艺术风格联系到一起。然而，他却奇迹般地把这二者统一了起来，好比一头得了胆结石的牛，没有生成牛黄却挤出了优质的牛奶。
对他的这种品行，信奉“温、良、恭、俭、让”的我自然是不敢赞同的。在他十分不得意的时期，我一度把他接到乡下住了一段时间，白天为乡邻们作写生，晚上师生抵足而眠，无话不谈，当然也谈到怎样做人的问题。我劝他要反思自己，不能只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别人，有时也需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去适应别人，适应社会的现实。苏轼 《贾谊论》“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所讲的不也是这个道理吗？自信，当然是一个艺术家所必须的，但过了度便适得其反。他却坚定不移地我行我素。他曾长期在上海工艺美校兼职，教过许多学生。因为他的才华，追随他的同学有不少。但他却“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眼中人”，多次公开表示只承认两个学生，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他工艺美校的学生L———这个人更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青年，看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起他，后来便到美国“发展”去了，终因潦倒落拓，先于姚老师横死异乡———我劝说他，这样的表述很不妥当，会把朋友、学生都推到对立面上去。但他根本听不进去。
姚老师擅画人物。以长期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连环画创作的经历，进而考入浙江美术学院 (今中国美院) 中国画系，接受“笔墨加素描”的严格训练，如虎添翼，艺事猛晋。进入上海中国画院后，又在林风眠先生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研习西方印象派雷诺阿的画风，融会贯通，形成了“笔墨加素描加连环画加印象派”的个性风貌，其特色是清新靓丽，明慧妩媚，使劳动人民淳朴的形象，多了一种“小资”的情调。这是当时许多“新人物画”画家所难以措手的。我几次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创的“新人物画”，仅以“新浙派”为代表的“笔墨加素描”为一枝独秀是有相当偏颇的；事实上还有一派，便是以“新海派”为代表的“笔墨加连环画”，代表画家有程十发、刘旦宅、韩敏、戴敦邦包括姚有信等。前一派主要局限于工农兵的题材，所创作的艺术形象具有一种舞台的“亮相”效果，画面人数一般较少，且拙于布景的表现。而后一派则兼长古装人物的题材，所创作的艺术形象具有一种舞台的“演出”效果，能轻松地驾驭众多人物的大场面构图，且善于山水花树的布景处理，刻画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姚老师则兼二者之长而自成一格，尤其是学习印象派之后常用紫色晕染人物脸部的阴面，有一种吹弹得破的水润娇嫩，“我见犹怜”。“文革”刚结束，他用这一手法画鲁迅小说 《伤逝》，创作了一部中国画形式的连环画。原稿送到北京，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室引发一片惊艳之声，中央美术学院人物画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也闻讯赶到出版社观摩，争相临摹学习。不久作品出版发行，在第三届全国连环画评比中再次获得大奖。
80年代初，思想解放，国门打开，姚老师萌生了出国的念头，并随即付诸行动，参加了上海外国语学院 (今上海外国语大学) 举办的留学辅导班。从ABC开始，苦学一年之后便到美国转攻油画去了。又用了三年时间，便取得了他所认为的成功，一面在大学任教，一面又签约了哈默画廊。不久，又把女儿和妻子相继接去美国。大约是在83、84年间，杨老师动身赴美之前，特地把我叫去，说是从此一去不还了，姚老师留在蜗居中的上百幅作品是带不出去的，让我帮助一一撕毁。这种偏执的做法我很不赞同，建议可以留在上海或杭州的亲属家中。但杨老师说这是姚老师的主意，不能违背的。看着这一幅幅的精品，经我之手而变为“废品”，虽然心痛，也只能无可奈何。足足撕了有半天的时间，塞满了楼下的垃圾桶。其决绝如此! 后来姚老师回国，我向他谈起此事，他也对自己不留余地的冲动表示后悔，但终究于事无补了。
姚老师这一段时间的风光，我虽然看不到，但却时常听到，包括朋友的传说和他自己的述说。他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眉飞色舞的洋洋自得中，未必没有掩藏着艰辛。但朋友的传说肯定不会假，因为大多数艺术家是非常吝啬对同行的好话的，尤其是对他这样一个高傲的同行。他所给我的画册当然更不会假，里面赫然印着的都是一些国际上顶级人物的肖像。其中最让他引为荣耀的是1985年应哈默博士之请，为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所作的一幅写真。画面不作正襟危坐，而是描绘南希视察艾滋病儿童时亲吻病孩的情景，名之为“爱之吻”。里根夫妇收到这件作品后欣喜不已，直接把它挂进了白宫的办公室。中国画家的油画挂进白宫，这可是史无前例的，一时在美国的华人艺术圈中引起一片惊叹。郑重兄获知这一消息后，率先在 《文汇报》 上发布了这一条信息。除南希之外，姚老师还为老布什夫人巴巴拉、戈尔巴乔夫夫人莉莎、李光耀等多位世界政要的夫人或本人作过肖像。一时声誉鹊起，春风得意。其间数次回国探亲访友，否极泰来、衣锦还乡之意，溢于言表，而不羁的性格则一如既往，大有“当年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的做派。联想到他所自许的徐渭在入胡宗宪幕府前后的遭际变化，我不禁隐隐为他担忧。没过几年，姚老师便不幸遭遇车祸! 痛悼之时，没来由地想起梅兰芳在 《霸王别姬》 中的一句唱词：“自古常言不欺我，富贵穷通一刹那。”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少年时从鲁迅的小说中读到这一副对子，理所当然地认作是封建礼教“吃人”的说教。但事实上，任何一种关于做人道理的“说教”往往是有利有弊的，我们要批判它弊端的一面，却不能连它正确的一面也否定。千百年来，多少诗礼积善之家，都把这副对子作为训导子弟的箴言，正因为它在总体上是正能量的。它的意思，无非是教人在洞达世事人情的前提下来完善个性的创新，而决不是在挑战世事人情的前提下来实现个人的意志。闻一多曾说：“健全的个人是必须的，个人发达到排他性的个人主义却万万要不得”，“极端的个人主义到了恶性发炎的阶段”，其结局“天知道是什么”(《一个白日梦》) ! 社会性和个人性，“他们原来是一种精神的两种表现，在表现上两种运动一直是分道扬镳的……这两种运动合起来便能互收效益，分开来定要两败俱伤”(《文艺与爱国》)；“我以为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发展为Society of individual for Society (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社会) 的”(《诗与批评》)。发人深省。
相比于其他行业中人，艺术家尤其是个体创作的美术家，对个性自由有着更强烈的执着追求。这本无可厚非，因为“为文忌出诸人”，没有个性就没有鲜明的艺术创新。但个性过度膨胀，往往事与愿违。古今中外的艺术家中，徐渭、凡·高之外，还有多多少少困顿牢骚之辈，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创造了不朽的艺术，值得我们永远地高度尊敬；但他们的品行遭际，却需要我们在同情之余作出深刻的反思：无论作为社会还是作为个人，在“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社会”的境界真正实现之前，如何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来推进它的不断完善并最终实现？ 值此姚老师逝世20周年，放眼神州中兴，不由而发“魂兮归来，何远为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怀想追思。“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无论如何，姚老师能够获得及身的荣耀，应该说，他的艺术人生还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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