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戏莲青花酒罐（元代）
白釉双龙柄盘口瓶（隋唐）
从哥德堡号打捞出来的清康熙青花矾红描金花卉八方肉盘
“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让在遥远过去由于贸易在海上和陆地上产生的丝绸之路开始重新受到关注。实际上在这条路上被贩运和销售的不仅有丝绸，还有茶叶、瓷器、漆器等许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当时的中国制品具有世界公认的优越地位。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曾在他的书中写道：“人类物质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时光之中，中国的经济都为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但今天的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们这段历史的荣光，还忘记了在历史上，中国不仅是一个“黄色”的农业文明的国家，也是一个“蓝色”的海洋贸易非常发达的国家。为此，本文选择“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作为主题，以唐宋中国陶瓷的海上贸易为对象，讨论中国曾经有过的海洋贸易的辉煌。
漕运开通后的中国水运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早利用水运将货物运向整个世界的国家。中国漕运的发达，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隋炀帝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又引黄河通淮水，通过漕运将江淮粮秣物资运到京师。到唐肃宗时，又使长江—邗沟（邗沟是联系长江和淮河的古运河）、汴河（古运河的一段）—黄河及黄河—渭水三个交汇处转运仓的建设有所加强，并形成“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的场面。
唐代的水上运输发达，促成了造船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造船业之盛，为全国之最。唐代造船材料，多用坚硬耐用的楠木；其次则用樟树、杉树或柯树等。所造船大致可分内河船及海洋船两类。海洋船方面，唐代远航外洋的船甚多。唐太宗时，阎立德在江西南昌造浮海大船500艘，自东海、黄海直上高丽，另一方面亦有远至红海的商船。
这样的海运能力促使当时中国各 瓷区的瓷器得以运销到世界许多国家，如唐代出口白瓷、三彩制品和青花瓷的重要窑口巩县窑，其位置正处于洛水与黄河交汇的洛汭地带。这里曾是沟通北方大半个中国的漕运枢纽。这里溯洛水向西可达东都洛阳和京师长安；顺黄河东去，可抵郑州、开封，转入大运河向北直通华北大平原，由天津到朝鲜、日本；向南直达当时重要港埠、国内国际商贸城市扬州；再顺长江东去，可直航海外达东亚、南亚与中东地区。陆上，从巩县窑址向西南，经轩辕关即达唐代大都会东都洛阳，洛阳当时是丝绸之路的东端，成为巩县窑产品陆上输往西域和欧洲的重要通道。还有当时的长沙窑生产的釉下彩瓷器远销亚非不同的国家，其地理位置处于湘江附近，其产品从湘江到洞庭湖，然后达长江进入海外。当时著名的瓷器产地越窑，更是属于明州地区，明州是当时的重要港口，可以直通海外。正是这种便利的水运交通，让中国的瓷器通过国内的人工及河流运输到达沿海港口，到达内海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走向欧亚非大陆。
繁荣的中国港口与对外贸易
中国自古对外交通要道主要有二：一为西北陆路，二为东南海路。自汉代以来，武帝通西域，西北陆路对外交通日见发达。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到了地中海，接触古罗马等国。中国的丝绸就由此时传入罗马。至于东南海路，经交州（即越南）、广州等地，进入海洋。
到唐代时，海运路线得到了扩张。以从明州港出发的航线为例：从明州港出发南下，穿过台湾海峡，向东南到达菲律宾群岛。沿吕宋岛、民都洛岛、宿务岛、棉兰老岛、苏禄群岛西海岸南下，经加里曼丹岛西北海岸至爪哇、苏门答腊岛。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穿过尼科巴与安达曼两群岛，横渡孟加拉湾至印度东海岸，再从东海岸南下，经斯里兰卡后，又沿印度西海岸北上，循着大陆海岸线，一路直达波斯湾。或由席拉夫登岸，由此深入伊朗内地；或至波斯湾尽头，溯底格里斯河而上至忒息丰、阿比尔塔和萨马腊等地。一路则继续沿阿拉伯半岛南岸经阿曼至亚丁湾；或入红海北上抵达阿伊扎布或库赛尔港，在此卸货后，再向西横穿沙漠到达尼罗河，然后顺尼罗河而下最终抵达福斯塔特；或沿非洲东海岸南下，经曼达岛、吉迪，最后抵达基尔瓦岛。唐代，除明州港外，还有广州、泉州、扬州三个重要港口。
唐初商业运输及海外贸易大增，广州和泉州首度成为重要港埠。当时有人造访广州，看见“来自印度、波斯和南海等各地的船舶无法计数，满载熏香、药材和珍品，堆积如山”。公元9世纪以后，中国式大帆船开始主宰对印度洋的贸易，取代了印度洋开来的较小船舶，制瓷业尤其因此获利丰厚。
公元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此时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根基。接下来阿拉伯穆斯林征服了伊拉克、地中海东岸、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波斯，造成西南亚贸易区全面重整，统一在伊斯兰旗下。这样的统一使这个地区变得日益强大，并以此为力量渗透到周边国家。公元8世纪起，西南亚船舶开始来到广州，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此定居。有各种外国货轮，名叫“南海舶”者，每年均驶来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其中以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的货轮为最大。船高数丈，置梯以便上落，堆积宝货如山。每有蕃舶到港时，郡邑为之喧阗。可见当时的贸易，一方面是中国的商人走出去，另一方面是西南亚等地的商人走进来，形成一种循环的流动。
义无反顾地面向海洋贸易
如果说，在唐朝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尚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时并进，但到宋代由于西北地区战乱不断，陆运困难。朝廷比唐代更重视海外贸易。北宋初年朝廷就在杭州设立两浙路市舶司，以辖管杭州、明州的市舶事务。此时的国际海路，有许多中国商人参与，他们和阿拉伯人一起，成为中国与印度洋两地贸易的主导者。此刻来自各地多元族裔的穆斯林商人：埃及、阿拉伯、波斯、东非、印度、东南亚，与中国商人并非两个完全独立不属的类别，因为在这些中国商人中也有人信奉伊斯兰教，而穆斯林商人也有家庭世居中国，两者都对海上运输贸易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考古学家在波斯湾多处港口发现的中国铜币，便多由抵达此间的中国商船载运而来，船主则是居于中国沿海城市的穆斯林商人。此时穆斯林商人的陶瓷贸易规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商人们将中国商品带到瑟罗夫与邻近港口，货物由这里转为陆运，通过扎格罗斯山脉，抵达波斯法尔斯与克尔曼两省的城镇。船只向北再行350公里，到达更远的巴斯拉，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三角洲，之后，再通往哈里发王国的其他大城。
到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征服北中国，结束了宋王朝的第一阶段。接下来金国又击败契丹辽国，几乎切断了宋帝国与中亚的所有接触。从1126年至1279年蒙古灭宋为止，中国君主只能从长江之南、位于浙江杭州的临时国都，治理他们残存的帝国疆域，统治面积仅余原有中土的三分之二。北方强权横亘阻绝，丝路不再可及，南宋毅然转身，迎向海洋。
近年来，在沿海一带，发现了许多宋元时期的沉船遗址，从这些水下考古发掘的瓷器我们可以看到，宋代中国的外销瓷生产主要集中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福建和广东就在沿海，而江西和浙江都可以通过福建入海。如福建东北部与浙江、江西接壤，龙泉窑主要产区的大窑窑区，经过很短的陆路，即可进入闽江水系的上游；景德镇属信江水系，与闽江水系的上游邻近，可经过一段较短的陆路转入闽江，顺江而下出闽江口入海。这样的交通，导致处于福建省的泉州港迅速崛起，成为一座国际性的重要贸易港口。
“黄色”与“蓝色”的中国选择
不少学者认为，欧洲是蓝色文化的代表，中国是黄色文化的代表。但如果我们翻开中国的历史，包括我们阅读了中国瓷器贸易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历史上，中国并非只有黄色文化，曾几何时我们的蓝色文化也很发达。笔者以为，长期以来中国处于某种可称为“黄中国”对“蓝中国”的紧张关系之中。简单地说，前者代表黄河、长城、农业优先、大陆至上、命令式经济体制、儒家文官制度、漠视海洋世界；后者则意谓长江下游、市场经济、自给自足、文化互动、长距离贸易、迎向海洋。这两种文化的博弈，最终以黄色文化取胜。但笔者认为，这种胜利主要是表现在明中期以后，在唐宋元，包括明中期以前，中国都是一个极其开放的国家，是“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共存的国家。中国人常说自己是黄河的儿女，其实在历史上也是长江的儿女，长江是一条通往大海的重要通道。从唐代一直到郑和下西洋为止，中国人都是通过长江到达海洋，从而成为海洋上的强者。只是明中期以后的精英阶级才单一地坚持大陆观点，对他们来说，“海洋是商人的场域，是逐利而非逐位者或追求原则者的天下。海洋代表着无法治理的陌生异域，他们往往心怀忧虑而视之，且务必尽可能地避而远之。”
从15世纪末开始，当中国人从海洋退缩时，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却开始了。于是，一场东西方的相逢导致了世界格局的巨大改变。前者是大陆导向思维，遵奉以陆地为根基的权力中心；后者则属海洋导向，以军事武力为后盾开创海上商贸事业，最后以后者胜利而终结。这一后果到今天都是中国人的心结，这一心结让我们认定，中国只有黄色文明的历史，而没有蓝色文明的历史。
但当我们今天重新面对的“一带一路”的区域，我们看到的是，在历史上“蓝色”的中国和“黄色”的中国一样强大。我们的祖先曾用他们的驼队、船队走出了一片天地，开辟了举世闻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后来，在这海陆的两道上，不仅有了我们祖先的足迹，还有了许多外来者的足迹，再后来，我们不敢再 往前走，于是，我们关门了。最后，外来者竟然用炮火打开了我们的大门，走进了我们的家里，让中国曾一度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我们不仅要打开大门，我们还要再次出发，但如何出发？是否需要回头看看我们的历史？那是我们曾经向今天走来的路。笔者认为历史是不会死的，它是在不断地游动的，只是有时我们会疏忽它的存在，看不到它所蕴含的内在生命力，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历史和唤醒历史，并以此来看看通往未来的路。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 方李莉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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