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芦苇荡交响图（局部） 徐刚作
茶树
北京亮马河畔 饶翔摄
甘薯花 资料图片
当我们忽视草地的时候，也同样忽略了一种悲哀及一种希望。在天然林被破坏以后的草山草坡上的草，是这一块土地植被被演替中最后的绿色，此非悲哀乎？在石漠化土地上的人工改良草地，那青青牧草却是生态修复的先行者，此即希望也。在未来岁月里，压垮人类的很可能是一根草；拯救人类的，也可能是一根草。
野草是仙草
为什么我们的先人逐水草而行、而居？因为大地到处都是草，无草不成林。林地外缘也是草，东部何以有稻？西部何以有黍？因为各色野草最多——为生命之延续，为求一饱也。因此故，先人留给我们的基因，使后来人对三种物质最有亲近感：土、水与草。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崇明岛上除了农田里的庄稼，沟河边的芦苇，田边地头里到处都是野菜，荠菜、马兰头等可食用的草不下数十种，还有可以入药的车前子等，更多的是开花不开花的无名小草：缠结于田埂路使其稳固的是马斑草，开着各色小花的是花被单草，如小太阳一般金光闪闪的是野菊花草，专门用来斗蟋蟀的是蟋蟀草，太多的蒲公英随风飘散……回想起来，认识这片土地是从草开始的，而江边芦苇荡里丛生的丝草籽，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坚果，半粒米大小，饥饿的岁月里曾经以之果腹。后来知道原始人逐水草而居时，有顿悟之感。
人之初，有水可喝，无饭可吃。人类经过了吃草、吃草实的漫长岁月，后来才有能力捕杀野兽，吃肉。今天我们吃蔬菜，其实是吃草的延续。野草是我们的衣食之源。人类一部分人的忘恩负义，疏离自然，始于疏离水草。
我们不知道拔去了多少野草，以至于汉语——我一向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文字——出现了极为残忍的一个成语，“斩草除根”。现代化的推土机，在今天更是势不可挡地在铲除一切野草，代之以水泥楼房、水泥地，这个世界便卫生便干净了吗？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都曾目睹并感受了消灭野草的过程，以发展的名义。
20世纪80年代初，我住北京团结湖小区，一箭之遥便是农村、农田、庄稼与野草。每到夜晚，无数的青蛙齐鸣合唱，此起彼落，虽然喧闹却不会扰乱人心，多了一种野趣，添了一点乡愁。半年后，代之以蛙声的是混凝土搅拌机，建筑工地的日夜赶工，然后是新楼连片，庄稼、野草、蛙声一起飘逝。不到十年，北京三环以外的农村几乎全部消失，没有耕地，没有野草，只有层垒叠加的水泥楼板大行其道。
就这样，我们的城市变得不再温柔。
2000年，因不堪忍受造楼、装修，可以让人发疯的喧嚣、灯光与气味，举家迁往通县张家湾，路边有麦田，池塘有蛙声，小院里开着太阳花——俗称“死不了”——日出花开，日落花闭，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待住下才知道，我住的小楼基地原是生产队的打谷场，整个小区所占用的全部是农田，当地农民告诉我这是“黑油油的耕地”。难怪水泥房基，路面的边边角角，会长出各种野草甚至麦苗秧，无助而孤苦地望着路人，好像在问：“千百年在一块地上厮守，情何以堪？”有专司拔草的清洁工，草长出来便拔，拔出来又长，小草希图展示自己的生命力的顽强，令我唏嘘不解：野草何害，人类必欲除之而后快？
2005年，我又迁往广安门外新居，紧邻住处有一块荒地，杂草丛生。杂草成块状，茁壮旺盛，夏秋之际开着红色和金色的小花。有几只流浪狗来回奔走，有时还追逐流浪猫，荒地中有两棵树，流浪猫情急之下便上树，流浪狗在树下大吠，继而退隐于野草丛中，伏莽而待。荒地紧靠二环的边沿，还有两间已拆毁的旧平房，住着一家拾荒者，夫妻俩带一个小女儿。女孩出来打水时，流浪狗紧跟其后，女孩便喂狗，似乎是窝窝头之类。戏耍片刻，女孩回去时流浪狗一路相送。偶尔，在秋日的阳光下，这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会摘一朵野花捧在手里凝视片刻……这是我从住处的窗口所见的场景。
是冬大雪奇冷，融冰化雪时，那些野草开始返青，到夏天便茂盛，便开花，如是往复5年多，挖土机开始挖土，混凝土搅拌机昼夜轰鸣。挖出的土堆成了大土丘，以丝网覆盖着。一场春雨过后，从丝网的千孔百眼里，忽然又有青青野草探出头来，茫然地望着这一处耸立起吊车、脚手架的工地……
凡草木皆有根，人类无法阻挡推土机、挖掘机，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斩灭野草，却无法根除，因为它们蛰伏于地下。倘若都市林立的水泥楼群使它们窒息、枯死于地下，那么对这个世界而言绝不是好消息：大地稳固者不再稳固大地了。
使这个地球变得有生机的首先是海洋，是水和草木。当地球成为草木世界之后，才有姗姗来迟的人类始祖。与其说人类当时离不开森林，更确切的意义上不如说更亲近荒草。荒野荒草，连接起森林、河流，在人类发展史上如里程碑一样，记录着人类先人的生命故事：荒野是人类最初的原始家园；荒草提供了最早的食物；荒草中盛放的各色花朵，荒草的自生自灭、自灭自生，使原始人有了最初的惊讶，促进了自然崇拜的发生；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漫长岁月里，荒草丛又是当时人类共有共享的爱巢；以荒草为生，想来也发生过悲剧，有的草吃了人便死了，草的能吃不能吃，使原始人有了对草的分辨和思考，进而发现有的草能止血，有的草能止痒，则是草可治病之始。而流传至今的仙草一说，除了草能给人以温暖，大约便是草可以治病了。
“仙草”一词，是人类对草的最恰当的赞美。去昆仑山盗“仙草”是故事。在更加广泛的民间传说中，稻草是“仙草”，由此推溯，“仙草”应是泛指可食可医的所有野草，没有“仙草”，人类不可能延续至今，也就是说，人类有诞生，但不可延续。
烟草传奇
在野草所属的植物世界中，至少有五种植物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从而改变了世界。它们是：烟草、茶叶、甘蔗、土豆、白薯。它们在原生地往往是默默无闻的，越洋贸易的船只和水手是传播者，广及世界，或多或少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并且使远隔重洋不同种族人群的生活习惯，产生了趋同性。
哥伦布的船队，是烟草最早的传播者。
烟草源出美洲，哥伦布率船队到访，当地土著以礼物相送，其中之一，哥伦布航海日志有记，“发出独特芬芳气味的黄色干叶”，即烟草。再到古巴，当地土著把烟叶卷成筒状抽吸，青烟缭绕于口鼻，悠然返航先至西班牙，西班牙人跟着抽吸；再到葡萄牙，葡萄牙人也纷纷上瘾，烟草随之落地。1580年之后，烟草的传播速度更加提速，传播范围日益扩大，大致途径是：经葡萄牙进土耳其，烟雾又缭绕至伊朗、印度、日本。从烟草的广泛传播中看到商机的是西班牙人，他们把烟草水运到菲律宾，开始规模种植，赚得不少银子。接下来就要到中国，17世纪初叶前后，福建的船工与商人在与菲律宾生意往来时，不经意地把烟草带到中国。只要气候适合，烟草不难栽培。很快，先是在沿海省份，进而烟雾弥漫遍及中国。
烟草在16世纪的欧洲还曾享受过“神药”的待遇。除了抽吸烟卷、烟斗之外，欧洲医生还用它来治病，从牙痛、口臭到肠道寄生虫、破伤风乃至癌症，皆以烟草医治。实际治疗效果没有明确记载可证，倒可以想见当时欧洲医疗水平之低劣。
从哥伦布水手发现并吸食烟草，到传遍世界，所用的时间不到130年。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处在吸烟有害与烟草制造业巨额利润的夹缝中。笔者也是烟民，这一如风如潮的烟草传播却使我想起，所有风靡一时的时髦与时尚，大约都带点毒。
“中国树叶”
在烟草传到中国之前，欧洲人抽烟，中国人喝茶，两相比较，不仅有习俗不同，文明高下程度也可立判。茶的温醇芳香，渗透在我们的民族性中，是为中庸、中和、温良恭俭让，与“斩草除根”相反，生出了一个绝美的词语——“齿舌留香”。
与人类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就动物与植物而言，动物提供了肉食，此植物所不及，但在更多的层面上，植物远胜于动物。原始人除了采集果实之外吃菜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所谓菜，就是野草和树叶。距今约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又添一个伟大的创造：各种陶器的出现，其中的食用器用来煮饭煮菜煮汤。在中国的北方如大地湾，在中国的南方如河姆渡，先民们偶然地用几种他们吃过的草或者树叶，投之于陶罐，这是第一罐汤，也是人类历史的第一罐茶。在几千年前便有稻饭衣麻的太湖流域，极有可能这第一罐茶和第一罐汤难分先后。后来的饮茶史却是明了的，把茶汤从别的所有的汤饮中区分剥离出来，但好茶者仍视之为汤，汤色也。
中国人最早享用茶叶，并在千百年饮茶的实践中，知晓了茶树栽培、茶叶加工、茶叶分类，以何种水达到何种温度泡何种茶为最宜等等。西方人第一次喝中国茶并为之倾倒后，给中国的茶叶取了个在16、17、18世纪西方人熟知的流行词：中国树叶。这一称谓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说明，中国茶树之众，享用茶叶的人群之广。从皇帝到山野草民，皇帝喝贡茶，山民饮土茶，土茶的味道甚至远胜贡茶。从都市到小镇，有了茶铺、茶馆，茶叶已和经济民生相连接。中国的文人雅士情有独钟于茶，则有了文化意味。
中国人饮茶、品茶、论茶，并为琴棋书画助兴，以一管羊毫作书画写出满纸烟云时，欧洲人还在茹毛饮血。
因为丝绸之路，与丝绸传到西方差不多时间的大约公元纪年开始之后800多年，阿拉伯商人用骆驼把茶叶——他们认为的东方神奇之一——运达西方。最早享用中国茶并在上流社会炫耀的是威尼斯商人，直到16世纪中叶，中国茶才传到欧洲。威尼斯商人颇得物以稀为贵的真传，始入欧洲的茶叶价格昂贵，唯贵族才可享用。那个时候普遍欧洲民众的梦想之一，就是有一日可得中国茶而饮之，其独特的芬芳与味道，何能得而品之？
17世纪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特许经营权后，中国茶叶一则大行其道，一则渐渐“变味”。东印度公司每年以低价从中国进口4000吨茶叶，再以高批发价出手至欧洲各地。大发茶叶财的是东印度公司，而英国购买中国茶的银子日趋紧缺。赚足了中国人的钱而又丧尽天良的东印度公司，竟向中国输入鸦片回笼白银，中国人以茶叶使英国人得到愉悦，至今下午4点喝下午茶仍是英国中产家庭的生活习惯。而英国人回报中国的是鸦片，是铁壳船和洋枪洋炮——鸦片战争爆发。鸦片使中国人成为病夫，接下来的中华民族被奴役被瓜分的屈辱史，鸦片之危害当为外因之首。有不少论史者认为，鸦片战争源于中国茶叶，然而，英国人侵略的本质又怎能轻松地忽略？
甘蔗及土豆
欧洲人好喝红茶，放糖，以小点心佐饮。喝茶所连带的是对糖的需求。蔗糖从甘蔗中提取，最早种植甘蔗并品味糖的是亚洲人，其时欧洲所得的甜味，是蜂蜜，欧洲无糖。11世纪，十字军骑士幸运而雀跃地在叙利亚尝到了糖的甜味。随着海上新航路的开辟，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帝国开始种植甘蔗，甘蔗种植园如风起云涌般出现，糖产量急剧升高，价格大幅降低。欧洲享用糖之甜蜜的不仅是皇室、贵族、大商人，普通的市民百姓也开始吃糖，欧洲似乎成了“甜蜜的欧洲”。
“甜蜜的欧洲”，说明了糖对饮食习惯的世界性的改变。糖的诱惑就是甜的诱惑，在我儿时，能吃上一块糖，上海的大白兔奶糖，那是一种奢望。可见此种诱惑所持续的时间之长。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因为种植甘蔗需要大量劳动力，便产生了世界人口种族版图的改变。当欧洲人在加勒比大量种植甘蔗时，便从非洲一个船队一个船队地运来黑人，成为奴隶，辛勤劳作。一个我难以考证的话题是，那些被称为“黑奴”的黑人，在非洲就是奴隶吗？还是在白人的皮鞭下成为奴隶的？
说不清有多少“黑奴”在漂洋过海的途中便一命呜呼了。《环球时报》2006年8月29日载刘作奎先生的文章称：“据统计，16世纪以后的300年间，从非洲贩卖到美洲，从事包括种植甘蔗在内的大量种植园劳动的奴隶达1170万人，最终仅有980万人活着到达目的地。”刘作奎先生说得好，“糖的甜蜜是与奴隶的血与泪掺在一起的”。笔者再加一句：尤其是自诩为文明富有的西方！
所谓人类文明史，充斥着野蛮、残暴、血腥的不文明，以及对真相的掩盖。
相比较而言，能够使人类解除饥困，平和地传输到世界各地的是土豆和甘薯。也许，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都要记住一个土豆原产地的地名：南美洲安第斯山区。与北美洲有的国家的霸悍、好窥探相比，南美洲温和，“有抵御别人暂时成功的能力”（南美洲谚语）。南美洲的地下埋藏有人类初始文明的种子，土豆其一也。土豆的特点是有土便可以种植，不仅产量高而且富含淀粉和别的营养。也是新航路的船长和水手们，把土豆带到了欧洲，然后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世界各地。土豆告诉我们，人类——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曾长时间地为饥饿所困，在不缺淡水的前提下，吃饱肚皮是生存的第一要义。土豆养活了更多的人，土豆可以取代面包。我在云南、贵州山区采访时，一户一家，一个火炕，墙角只有一堆土豆的山民不在少数。在河西走廊古浪八步沙，我曾3次踏访6个农民的治沙地，他们留我吃饭，吃香喷喷的羊肉，而农民们吃的是土豆蘸盐巴。我和农民争吃土豆，真香！河西走廊的土豆个大，农人告诉我，“没有土豆早就饿死了”。
奢侈过度的享受是暂时的。奢靡者万不要以为百姓过着和你们一样的生活，他们中的边缘山区贫困者，仍住土坯房，老人和孩子都在吃土豆，大米白面仍是奢望。愿记得李商隐的诗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地瓜苦旅
甘薯多别名，山东叫地瓜，北京叫白薯，河南叫红薯，江苏叫山芋，河北、四川称为红苕。甘薯一物，欧洲有植物考古学家认为，印第安人的先民是最早挖掘地下根茎时，发现了甘薯根块，再通过根系再生繁殖而成为栽培作物。甘薯有惊人的繁殖力、适应性，很快传播于整个南北美洲。因为甘薯硕大而美味，生熟皆可食，食之者强壮，此印第安文明之所以曾经繁华之一端也。
很少有一种植物如甘薯那样，吸引着闻名世界的专家学者的眼光，并据此勾勒了古代先人的生存技能及其发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由栽培而来的淀粉性植物的获得，必须看作是人类经验上最伟大的事迹之一。”摩尔根所说的淀粉性植物是泛指，其中无疑包括了经过原始人选择之后的产物——甘薯。考古者在秘鲁的古墓中发现了距今8000多年的甘薯块根碳化物。1974年，伊恩《甘薯和大洋洲》中进而记述，古代秘鲁的印第安人把甘薯块根的图案绘制于陶器、编织在纺织品中；最为壮硕的甘薯在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上，被供奉为神灵，视同法器。
此一时期，距甘薯进入中国的明代，相隔几千年，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出现了，当甘薯即将传播世界各地时，在它原产地的印第安族群中，它不仅是植物的块根、可吃的食物，而且历经岁月的淘洗之后已成为文化，具有神性。它使我想起了距今7000多年的大地湾彩陶所绘制的鱼、花草纹、水波纹、葫芦纹。我们的先民有意无意间记录了洪荒岁月中人赖以生存的若干图像，与印第安人把甘薯图案绘于陶器、编于织物，何其相似。绘图之始也，爱美之初也。它对今人至少有两点启示：其一，文化首先是物质的，是物质与人的想象与劳动的结合；其二，文化必具有真正的创造性、创造力，与人类发展相同步，除去“利用厚生”的生存需要，还有美的需要，即精神文化。
一般认为把甘薯引进中国的，是明代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他曾侨居吕宋，即菲律宾。吕宋产甘薯，但其时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严禁甘薯外传。1593年，在前两次偷运未果后，陈振龙把薯藤系于缆绳，涂上污泥，才过得关卡运抵福建。当年6月，陈振龙之子陈经纶依父命呈《献番薯帖》于福建巡抚称：“番薯功同五谷，利益民生，是以捐资买种，并得夷岛传授法则，由舟而归。”当时福建荒年频发，即令全省“依法栽培，滋息繁衍”。甘薯自此落地福建，其产量之高使沿海饱受风袭水灾的福建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灾年。福建人称甘薯有二名，一曰番薯，得自番地故；二曰金薯，记巡抚金学曾试种之功。福建乌石山海滨有“先薯祠”，记陈振龙父子之功德，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祭祀甘薯的祠堂。其实，在广东电白还有“怀兰祠”，又称番薯林公庙，是记吴川人林怀兰从越南引进番薯之功。
甘薯在江南的种植，功推徐光启。江南水患经年，农人无衣无食，闻知福建、广州的番薯抗旱抗涝，块根大，可食，便经由他在福建的学生，在松江三次试种，终获成功，时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赞扬番薯高产味美，济世备荒，向万历皇帝进《番薯疏》。甘薯惊动的另一个皇帝是乾隆，1786年即乾隆五十一年旨谕全国“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中国当今的甘薯种植面积仅次于水稻、小麦、玉米，居主食之四，为世界甘薯种植面积的60%以上。
甘薯的大行其道，广为人类所喜好，其实质只是说明了一个真理：食物之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永远位居第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古语不含时代性。
压垮或拯救人类的一根草
南国多青草，乃为宝中宝。以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为限而界定的中国南方，气候温暖。考察南方的草地资源，以及原生植被，往往会心生困惑：这是繁荣的土地，还是凋敝的土地？南方当初的森林何止是现在我们所见的林区？占南方土地总面积之大部的山陵丘地上，曾经多为森林覆盖，千百年人类活动，砍树伐林，林区成为农区，是有南方森林被砍伐之后形成的草山草坡，亦即今日之天然草地资源。
南方的草地确切地说，是原始森林被破坏后的次生植被，它们的演化方向依自然规律，应是次生林。在人口增加、人类生产开发活动强力干扰下，规律也只能变通，南方植被终于未能成为次生林而成为草地。
20世纪80年代农业部的一项调查资料说，南方天然草地的总面积为7958万顷，另有560万顷的人工改良草地。在我踏访过的南方10多个省区中，贵州的天然草地和人工改良草地使人耳目一新。寒冬腊月，中国北方内蒙古草原冰天雪地、牛羊饥寒瑟缩时，贵州威宁灼圃草场上，牧草青青，大群牛羊津津有味地吃草，悠然自得地散步，牧羊人在草丛中闲庭信步。
贵州西南部的晴隆县，从2001年开始，在石漠化丘地上退耕还草，建立人工改良草地，放牧山羊。中国石漠化土地遍及贵州、云南、广西等岩溶山区。牧草以其植物世界中离土地最近、对土地最亲密、生命力最顽强著称，从而为人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物蛋白，保护了土地，提供了中国粮食缺口中主要紧缺的饲料粮。同时，我们在这些中国最贫困的岩溶山区农村，可以见到畜牧业为基础的草原经济模式，是循环可持续的。那里的农民还谈不上富起来，但不再穷下去。
只要有地，哪怕是石漠化土地，也能生出青草来。我们忽视草地的时候，也同样忽略了一种悲哀及一种希望。在天然林破坏以后的草山草坡上的草，是这一块土地植被被演替中最后的绿色，此非悲哀乎？在石漠化土地上的人工改良草地，那青青牧草却是生态修复的先行者，此即希望也。在未来岁月里，压垮人类的很可能是一根草，拯救人类的，也可能是一根草。
南国草青青，南国花烂漫，那是一些发生于草根、炫目于草根而不与名花游的草花、草根的花。在广东、海南气候炎热的深山野地，我见过状若牵牛的甘薯花，娇嫩地美艳着。有植物学家告诉我，野生牵牛很可能是甘薯的野生祖先。我对野生牵牛怎样牵出甘薯来无从考究，但我惊讶、艳羡、沉醉于野草的神奇美妙，我在大地上行走时会在山野荒草间席地而坐，坐拥青草、抚摸青草就是坐拥自然、抚摸自然。轻轻地抚摸野草时，会生出抚摸孩子的感觉，但我很快听到了一种天籁之音：“不！是野草在抚摸它的孩子！”
我对汉语中“茶”字释放的信息反复思考，由此而生出的对造字者的敬重，对汉字之美，常常拍案叫绝。“茶”，草字头下一个“人”字，人中间为“木”。它既说明了中国古人与茶的悠远密切的关系，又指向人在何处——人在草木中。一个汉字，茶字，却包含了人之初，人何以为人的意涵。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
人生唯有一世，草木何尝一秋！
（作者：徐刚，系诗人、散文家，曾获中国图书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首届中国环境文学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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