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苏汉臣《长春百子图卷》（蹴鞠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吴湖帆旧藏钱选《蹴鞠图》（上海博物馆藏）
《明宣宗行乐图》投壶场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打马球图》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明杜堇《仕女图》（捶丸局部）
里约奥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体育健儿在赛场上争金夺银，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竞技对决。此时，翻开历代文物图册，中国古代体育竞技的场面同样激烈而有趣，堪称精彩。
这些古代体育项目，随着近代西方竞技体育兴起，今存已稀。然而，作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体育娱乐项目，我们从文物中寻觅其踪迹，也颇有趣味。值此里约奥运会之际，本刊精选诸多与体育相关的文物，讲述经典文物中的体育故事。
蹴鞠场边万人看
上海博物馆日前在“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中，展出一幅元代画家钱选（款）纸本设色《蹴鞠图》，颇为引人瞩目。此原画传为南宋名家苏汉臣所作，画面设色淡雅，用线古拙，描绘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与其弟宋太宗（赵匡义）及开国功勋赵普、楚昭辅、党进、石守信等玩蹴鞠时的场景。此事在《宋史》和宋代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
吴湖帆在最后的压卷跋中说道：“聚识人间混等伦，岂殊凡翼与常麟。一朝龙凤飞天去，搃是攀龙附凤人。青巾黄袍者，宋太祖也。对蹴踘者，赵普也。青巾衣紫者，太宗也。居太宗之下乃石守信也。巾垂于前者，党晋也。年少衣青者，楚昭辅也。嘉靖己酉七月十四日徵明识。按：嘉靖廿八年己酉为公历一千五百四十九年，越今三百九十六年矣。余曾见文氏摹钱氏本题此诗记，因录入。甲申冬日，吴湖帆。”
23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都城临淄中最为流行的运动，就是蹴鞠。《史记·苏秦列传》中即有记载，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到汉代，蹴鞠成为一项非常普及的运动，最初流行于民间，在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上都有记载，后引进至宫廷，成为中国古代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之一。
据考证，蹴鞠起源于中国，是现代足球的源头。在古代被称为“蹴鞠”“蹋鞠”“蹴球”“就圆”“踢圆”等。其中的“鞠”即为球，一般以皮子缝制，有空心球与实心球之分。《汉书·艺文志》中，就曾著录有《蹴鞠二十五篇》，成为最早关于蹴鞠的书籍之一，可惜不幸散佚。
从汉人诗文中，还能窥见汉代足球的一鳞半爪。如东汉李尤在《鞠城铭》中曾描绘当时的比赛情景：“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况乎执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代时蹴鞠流行于民间，甚至出现了属于“百戏”范畴的表演性蹴鞠。其旁边还常配有伴乐或大鼓，表演者动作也跟随节奏变化，以高难度动作取悦观众。同时，除作为运动项目外，蹴鞠也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之一。刘向在《别录》中记载有：“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这也就是说，蹴鞠在锻炼体魄、模拟作战、演练进攻防守等项目中，具有特殊意义。
直至唐宋，蹴鞠运动在宫廷和民间一直流行不辍。唐太宗、唐玄宗都喜看蹴鞠，宋太祖赵匡胤则是个“球迷”。他尤其擅长“白打”，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花式足球”。即踢球时，用头、肩、背、腹、膝、足等部位接触球，灵活变化，随心所欲，可使“球终日不坠”。
除宫廷喜好外，“蹴鞠”运动在民间亦十分流行。诗人陆游即在《晚春感事》中有名句：“少年骑马入咸阳，鹘似身轻蝶似狂；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苏汉臣绘《长春百子图卷》中，笔法工整，人物衣着细腻，景色分明，百童嬉戏情景跃然纸上。画中即有四个孩子蹴鞠的场景：右边的童子忙着颠球，另外三个人则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中间的蹴鞠由赤、青、蓝、赭等不同颜色的皮革制成。
直至明清，蹴鞠的娱乐功能逐渐增强。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中，就有明宣宗朱瞻基坐在御园亭中观看众人蹴鞠的场景。而藏于天津博物馆的清代画家黄慎《蹴鞠图》轴，则人物用笔劲利，顿挫自如，将蹴鞠的场面刻画生动，奇趣不俗。
捶丸射柳故事多
“捶丸”这项运动最早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署名宁志斋的《丸经》中出现。在这部32章、洋洋万言的书中，记载了有关“捶丸”的场地设置、器材制造、竞赛规则、处罚条例甚至各种不同的击法、战术、竞赛心理等内容。
虽然元代《丸经》初刻本已遗失，撰述者宁志老人已不可考，但元末明初著名史学家陶宗仪在其著作《说郛》中将《丸经》编入其中，使其得以流传。这部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古代最为全面系统、文字简洁的体育专业书，一方面纪录了“捶丸”在宋元时期的风靡程度，“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盛以锦囊，击以彩棒，碾玉缀顶，饰金缘边，深求古人之遗制，而益致其精也”。另一方面，也将这项已经消失的古代体育运动呈现在后人面前，甚至被当代人称为“古代高尔夫”。
虽然“古代高尔夫”这一称呼在学界争议尤甚，但其仍从侧面说明“捶丸”这项运动的外在与当代高尔夫运动有类似。其由唐代拿球杆徒步打的球类游戏“步打球”演变而来，至宋元成为流行运动。在元散曲杂剧、明代绘画中都有所提及。元杂剧《逞风流王焕百花亭》第二折王焕自夸什么游戏都会时说：“折莫是捶丸气球，围棋双陆，顶针续麻，拆白道字，买快探阄。锦筝搊，白苎讴，清浊节奏，知音达律磕牙声嗽。”此外《庆赏端阳》中也有“你敢和我捶丸射柳，比试武艺么”的道白。到明代，捶丸运动已不及前代普及，至清代更趋向衰落。
据记载，捶丸所用球杖俗称为“棒”，包括“扑棒”“杓棒”“撺棒”“单手”“鹰嘴”等不同的类型，又分为全副、中副、小副等3种，全副有10根棒，中副8根，小副则在8根以下。捶丸的场地多设在野外，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饫饱之余，心无所得，取择良友三三五五，于园林清胜之处，依法捶击”。
从打法而言，需先画定球基，再设定球窝。球基为方形“纵不盈尺，横亦不盈尺，择地而处之”，球基和球窝的距离，远的可以相隔50至60步，最远的不得超过100步，近的至少宽于一丈，这在《明宣宗行乐图》即有所绘。在此图中，全场共有10个窝，窝边还插不同颜色的旗子，以表示球窝之间的区别。
与此同时，捶丸这项运动也颇受女性青睐。在明代画家杜堇所绘《仕女图》中，即有捶丸运动的场面。画中女性头梳高髻、宽袍大袖、有侍女陪伴，颇为怡然。
日射尘红击鞠场
“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曹植在《名都篇》中对“击鞠”运动如此描述。“击鞠”就是指马球。
“击鞠”在唐宋时曾经盛极一时，据记载，唐代宫城禁苑内多筑有打球场地，而在军队中，马球也是竞技性练武项目，例如在《资治通鉴·唐纪》中，即有唐神策军中专门有马球能手的记载。而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洛中寒食二首》中写道：“千门万户掩斜晖，绣恳金衔晚未归。击鞠王孙如锦地，斗鸡公子似花衣。”说明这项运动在贵族之间的流行，而宋代苏辙也曾有《送梁交之徐州》诗云：“崖上游人莫不归，清香入袖凉吹面。投壶击鞠绿杨阴，共尽清樽餐白饭。”
此外，在唐代的墓室壁画中也多次出现击鞠的场景，例如唐章怀太子墓的墓道西壁就绘有栩栩如生的《打马球图》。画中有20匹各色骏马，骑者穿窄袖袍，脚穿黑靴，皆左手执缰绳，右手持杖，整个比赛场面十分紧张激烈。
唐代女性也爱好击鞠，在唐墓中出土的陶俑中，就有女骑马打球俑出土。在此风气的影响下，一种名为“驴鞠”的骑驴打球活动也应运而生。由于驴体型较小且较好驾驭，深受女性喜爱。这种驴鞠在宋代的宫中依然存在，被称做“小打”，以区别于骑马打球的“大打”。
同样，在《明宣宗行乐图》中，也有明宣宗观看击鞠的情景，画中的明宣宗坐在椅子上，场上一人乘马举旗前奔，后面一人挥舞球杖冲向球门，场面热烈。到清代，击鞠曾一度被禁止，虽后恢复，但也逐步不为人知。
投壶击鞠绿杨阴
作为从先秦即有的传统礼仪和宴饮游戏，投壶是来源于射礼的传统礼仪。由于庭院不够宽阔或是宾客的确不会射箭，因此，以投壶替代射箭，成为宴饮风尚。《礼记·投壶》中曾有“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的记载，《左传》中也记载有晋昭公大宴诸国君主，举行投壶之戏之事。
汉代时，投壶亦流行。“弹琴瑟，声钟竽，敦六博，投高壶，兵犹且强，令犹且行也。”《淮南子·兵略训》中，将投壶与弹琴、吹竽、六博等同时作为高雅游戏。而现存于南阳的汉代投壶画像石，也呈现着汉代的投壶情形。
隋唐五代时的投壶活动，仍然流行。“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玉腕劳。各把沈香双陆子，局中斗累阿谁高。”唐代诗人王建在《宫词》中，即对宫人投壶有所记载。而在李白《江夏寄汉阳辅录事》中，则有“他日观军容，投壶接高宴”之语。
到宋代时，虽然投壶依然流行，但其已渐趋娱乐化。有士大夫对此颇为不满，司马光即是其一。他后来于宋神宗熙宁五年，索性著述《投壶新格》一卷，专门介绍怎样投壶。在投壶方式上，司马光定有“有初”“连中”“贯耳”“散箭”“全壶”“有终”“骁箭”等方式，并有诗云：“投壶边柝静，倚马檄书成。不忘尘中客，往鸿可寄声。”
进入明清之后，投壶项目也随着社会发展日益繁盛。据《投壶奏矢》统计，当时的投法有140种之多。同样，在《明宣宗行乐图》中，也有明宣宗投壶的情景，画中的明宣宗坐在椅子上，顷身投壶，旁有随侍，场面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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