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红学”之疑》 第一部分
学术研究向大众文化的转型(1)

    刘心武现象寓示了学术研究向大众文化的转型

    认识和评价一个文化现象不能孤立地看待它的言论和标榜,而应当把它放到产生和适应其勃兴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刘心武现象是新时期文化格局发展和变化中的一个个案。它的出现既有现实的根据,又有历史的渊源。绝不仅仅是有人欢呼,有人震惊,学术界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的偶然现象。

    那么到底“平民红学”内容是什么?“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又代表什么?为什么刘心武先生号称自己是“平民红学”?也许解读这些问题正是分析“刘心武现象”的关键所在。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文化是一条历史的长河,生生不息,除有每个民族源头活水注入之外,又受到周边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浸润,不断地流变,不停地出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和学术界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得以真正实现。在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政治化、一元化的文化必然要走向大众化、多元化,在这种态势下,以商业性、通俗性、娱乐性为基本特征的大众文化的流行,就势在必然了。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了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而且以生机勃勃、咄咄逼人之势,与以学术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双峰对峙、平分秋色的局面。因此,大众文化是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格局发展和变化的必然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大气候的确立,为大众文化的萌动和勃发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现代传媒事业迅猛的发展为大众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技术手段;广大民众的丰富生活、舒缓紧张、宣泄情绪等的多元化则为大众文化提供了受众基础,大众文化出现的正面效应对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在港台文化和西方大众文化影响和渗透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繁荣与混乱并存,狂欢与堕落同在,使得大众文化在生成过程中难免出现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是一种世俗性文化,它追求时尚,迎合大众,以感官刺激为最高的选择。特别关注自我、直面当下生活、倡导物质享乐,主张“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这种并不关心文化产品是否具有人文价值和教化功能的大众文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各领风骚三五年,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主流文化形成冲击和瓦解。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刘心武掷出“平民红学”这块石头,投向了学术界的深潭,溅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刘心武先生所说的“平民红学”,就是将自己定位在大众文化的格局上,而将奉传统文化为圭臬的那部分“文化精英” 视为“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这种对立的潜台词,意味着过去红学研究长期囿于学术界,而漠视或者忽略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部名著了解的渴望和需求。并把这个受众群体的空白地带,视为是“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身为著名作家的他为什么如此定位呢,仅仅是一种自我标榜的显示,或是一种时下流行的煽情吗?显然不是这样,而有着实实在在的文化内涵。

    有一则报道,记者是这样写的。意外:讲座热播带动《红楼梦》的普及

    记者:“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个节目获得相当热烈的反响,对此您有所预料吗?您觉得这是否跟电视这种大众媒体的传播方式有关?

    刘心武:讲座的热播确实出乎我的意料,电视媒体的影响确实大过报刊图书。

    传播学者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长,例如语言是人的肢体表情的延长,文字是视觉的延长,广播是人听觉的延长,那么作为视听传媒的电视,就是人的视觉与听觉同时的延长。可见,电视的魅力是多么的神奇。电视是一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20世纪初到现代化的今天,电视传媒系统的爆炸式发展与呈几何级数的扩张,使电视成为人类发展中最主要的文化传播形式。人们以最大的接受能力接纳了它、喜欢了它,并离不开它。在这样的情况下,电视占领了人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于是文学经典就成了某类特殊人群(文学研究者、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等)不得不读的“专业”书籍了。大众文化借助电视传媒手段带来了新的契机。传统的文学是书面语言传达出来的意义,通过语言符号,使人们领略文本深层的意蕴。当然就要受到文化程度的限制,而电视呈现给人们的图像则是直观的,其受众面之广,简直是无与伦比的。无论是雄浑豪迈的历史画卷,还是淡远飘逸的异国情调;无论是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光,还是华丽绮靡的上流社会;无论是含蓄蕴藉的诗词歌赋,还是明快直白的民歌俗曲;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还是晓风残月的甜蜜情爱;无论是哀婉凄迷的叙说故事,还是诙谐滑稽的小品表演……应有尽有,足堪选择。大众文化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就是因为这些媒介的巨大影响。

    刘心武先生和央视《百家讲坛》正是看到这一点,并有效地运用这一手段,将《红楼梦》名著阅读转换为电视播讲,收到前所未有的效应。正如刘心武先生自己所说:“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档远非黄金时段的讲述节目,竟然产生了极强烈的反响。追踪观看的人士很是不少,老少都有,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包括在校学生。在互联网上,更是很快就有了非常热烈的回应,激赏的,欢迎的,鼓励的,提意见的……最可喜的,是有人表示,这个系列节目引发出了自己阅读《红楼梦》的兴趣,没读过的要找来读,没通读过的打算通读,通读过的还想再读。”②电视传媒手段创造出神奇的魅力,岂止是他本人没有想到,当人们习惯了文本阅读,在面对电视讲座没有显示出来特有的关注的时候,他已经从学院式的研究走到电视传媒的平台,从书斋走向了民间。这不仅仅在于其受众群体之广大,更重要的是谁出镜,谁长时间占据着电视传媒的空间,谁就占有了话语的控制权。出镜人物虽然不一定具有权威,但他们借助媒体的话语控制权却行使了“权威”的权力,由电视传媒的代言人转变为“权威”的代言人。刘心武先生算不算红学的权威且不论,但他却掀起了红学的热浪。当热浪飞溅起的泡沫溅在学者脸上的时候,不能不逼迫你正视“刘心武现象”。

    今天这个“热”,明天那个“热”,也许是文化浮躁的现象,然而现象的背后,却潜在一种变化。冷眼观看刘心武“红学”热,便会发现他有自己的特征:学术的娱乐化、探秘的欲望化和受众的平面化。所谓“学术娱乐化”,是指在这股热浪的下面,并不一定有多少人真正研究《红楼梦》,而大多数是在崇尚《红楼梦》的心理驱使下,以娱乐的心情听他讲得挺有趣、挺新鲜,听完一笑了之。所谓“探秘的欲望化”,刘心武一面把自己的“秦学”称为学术研究,一面又把它下嫁到低俗的层面,言其“揭秘”。有意而为之,制造悬念,迎合民众的猎奇和探秘的心理。特别是“宫闱秘事”的猜谜更强化了探秘的欲望。所谓“受众平面化”,是指观众的主体是青少年学生和退休人员,他们大多没有读过《红楼梦》,或知之甚少,缺少有关“红学”方面的基本常识。这三点是“刘心武现象”的表征,在热浪漩涡的中心,蕴含的则是探佚与索隐交流而生成的合力,并向“平民意识”趋动的情感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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